其他业务收入的假账核算形式优化

其他业务收入是指企业产品或商品销售以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如材料物资及包装物的销售、固定资产出租、无形资产转让、包装物出租、废旧物资出售收入等。

这方面的假账行为表现形式主要有如下四种：

①对其他业务收入入账时间故意提前或推迟。有的企业为了控制利润指标，常在月末或年末将本应在下月或下年度入账的收入列入本期，从而调增当期利润。

而有的企业将已实现的收入长期不入账（多为现金），一方面虚减当期利润；另一方面也容易被个人挪用、贪污或形成“小金库”。

②其他业务收入入账金额不实。企业多列或虚列固定资产出租、包装物出租等其他业务收入的金额，从而虚增利润。如某企业为了达到虚增利润的目的，在年末虚拟一笔无形资产使用权出租业务，从而使企业其他业务收入虚增，扣除完所得税款后，致使利润有了很大的改观，这种其他业务收入入账金额不够真实现象的发生，影响了企业的财务信息的公允性。

少计或不计其他业务收入（多指不经常发生的业务），从而隐瞒利润，以达到贪污、挪用或私设“小金库”的目的。

③销售材料，直接冲减材料成本。根据会计制度的规定，工业企业除了产品销售以外，销售材料、固定资产出租、包装物出租或出售、技术转让、运输等非工业劳务和销售，均应作为其他业务收入进行核算，有些企业为了逃交税款，将销售材料所得的收入直接冲减材料成本。

④销售边角余料，私存“小金库”。企业生产车间剩余的边角余料，作价出售时，应作为收入处理，同时冲减材料成本，但车间领导为了自己用钱方便，便将销售的边角余料不下账，将收入直接存入“小金库”。

　商品销售入账金额不正确

（1）问题。

在实际中往往存在着产品或商品销售的入账金额不正确的问题，即多记或少记产品或商品销售收入金额。如某商品流通企业2011年8月12日销售商品一批，售价共12.05万元，但却按12万元入销售账，另500元截留在“其他应付款”账户，即做了如下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140 985

贷：主营业务收入　12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0 485

其他应付款　500

上述问题表现在少记商品销售收入。又如某工业企业2011年10月30在收到某购货单位支付的货款和增值税款29.25万元及其他应收款2 900元时，却将其全部作产品销售收入入账了，即做如下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295 4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52 9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42 500(www.xing528.com)

上述问题表现在多记产品销售收入，对于上述经济业务应做如下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295 4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42 500

其他应收款　2 900

（2）调查方法。

对于此类问题，查账人员一般不易在单独审阅“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账时发现。查账人员在审阅、核对反映产品或商品销售业务的会计凭证时，或在核对反映产品或商品销售业务的账账、账证记录时发现此类问题的线索或疑点；发现线索或疑点后，应对该笔业务的各有关会计资料进行核对检查；必要时，再调查询问有关单位或人员，从而查证问题。如对于上述将500元的商品销售收入截留在“其他应付款”账户中的问题，在审阅核对其会计凭证时，可以了解到原始凭证所记录的业务内容、金额与记账凭证中所确定的会计分录不相符，即表现为证证不符，以此为线索或疑点，再审阅核对该笔业务的账证记录，调查询问该购货单位，从而查证问题。

（3）调账。

此类问题查证后，应根据其具体形态做出账务调整。如对于上述截留商品销售收入500元的问题，若查证时此款仍记在“其他应付款”账户的贷方，可做如下账务调整：

借：其他应付款　5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

对于上述将收取的其他应收款列作产品销售的问题，可做如下账务调整：

借：主营业务收入　2 900

贷：其他应收款　2 900

秘不示人的财务小知识

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为造假提供可乘之机，有关法规规定不够严密，使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造假有空可钻。如已颁布的《股票发行与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中规定了股票上市公司必须揭示的会计信息内容，但对于具体操作上的问题留有空白。有关法律法规贯彻不彻底，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监管部门和中介机构执法不力的现象较为严重；同时，我国的证监会监管体系建立的时间不长，监管体系尚未理顺，政出多门，制度和政策不统一、不协调，使得公司在披露时无所适从，给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造假提供条件。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多个部门都参与证券市场的政策制定，难免会出现交叉的情况，形成了政出多门的局面，也为政策与制度的协调带来了困难；有关法律法规缺位，影响了对会计信息等相关财务信息质量的审查，使财务会计的透明度不高，会计信息的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

法律制裁乏力的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首先，我国法律对于政府监管者的约束力不强。例如《会计法》中对于监管失败或监管不作为基本上没有什么法律责任涉及，即使有涉及，其操作性也很差。因此执法时对于查出的造假事件的处罚就有很大的弹性，往往以经济处罚代替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其次，我国《会计法》中只有行政与刑事责任的安排，并没有涉及民事责任的安排，对财务造假者的惩罚不重、执法不严，导致造假成本极低，这使得造假收益远远大于隐性的“败露成本”，成为财务造假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