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迹》中，魏禧借回顾历史，探讨了战争起源问题。众所周知，上古历史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诸多人物和故事都无法一一坐实，魏禧无意对此进行严谨考证，编排顺序等也较为主观，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对战争起源及战争问题的认识。魏禧指出：“太古之世，民物友处，无有妎伤之心。迨后机智渐生，茹血衣皮，兽有爪牙、角尾之利，民因剥材木以相拒触，民物相攫而有武矣。”[340]在魏禧看来，在远古时期，人与动物之间始终能够和谐相处，彼此之间并无伤害之心，所以也便没有争斗发生，更不可能出现战争这类现象。等到后来因为人类有了智慧，依靠智慧与动物搏斗，从此也便有了武力相抗，从此开始角力用智，于是才出现了战争。
在战争初起阶段，人们对于“兵”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魏禧总结认为，由于伏羲氏“造干戈以饰武”，这就是“干戈之始”。与此同时，伏羲氏开始研究阵法，设立五营九军，由此开始，“营阵兴矣”。[341]也就是说，魏禧认为在伏羲的时代不仅产生了武器，也已经有了营阵之法的出现。大规模的征伐战争，魏禧认为是从神农氏开始：“神农伐补遂国，大战克之，而征伐起矣。”[342]将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高度的，则推黄帝。因为黄帝习用干戈，又教会熊、罴、貔、貅、䝙、虎等六兽中之能战者，与榆罔战于阪泉，三战皆胜，自此便有了兽战。由于蚩尤好兵喜乱，而且大量锻造刀戟等兵器，暴虐天下，黄帝发明弓矢，由此而有了弓矢战。黄帝与蚩尤决战于涿鹿，蚩尤兴起大雾迷惑军士，但黄帝发明指南车辨别方向，从此便有了雾战和车战。魏禧就此认为，在黄帝时代已经有了较为齐全的战争门类。
结合无法确定的上古历史，魏禧重点探讨的是战争起源问题，间或涉及战争性质的讨论。在其后相对清晰的战争历史勾勒中，魏禧则着重总结了自己对战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等。比如，在描写尧发起的战争时，魏禧有意强调了尧的“仁而去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343]，并有意强调这类行为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在对商汤时期的战争进行追忆时，他突出强调了仁义的作用：“汤十一征而无敌，主仁义。”[344]在对商纣王的失败进行总结时，魏禧重点突出的是其残暴无德。虽然纣王力大惊人，能与猛兽搏斗，而且统率千军万马，却因为自己的军队临阵倒戈而灭亡。借助于总结周朝的兴起，魏禧也重点强调了“义”的作用，认为从季历开始至文王这一系列的讨伐战争中，始终高举仁义的旗帜，并做到“师以义动”[345]，强调出兵是为了严惩那些不义之徒，这才能做到威服天下。
与传统儒家相似，魏禧同样严守“夷夏之辨”的传统。在魏禧看来，秦朝修筑万里长城，“延袤万里以遮胡，为千古凭守”[346]，从而建立了不朽功业。在对汉朝战争历史进行总结时，他更是体现出态度鲜明的夷夏观。魏禧赞扬汉文帝的“备夷”之念，对匈奴“三入三拒”[347]，既不穷兵黩武，也彰显智谋。对于汉武帝，魏禧虽然批评其好大喜功，但也肯定其击破夷狄的功劳。在魏禧看来，这甚至可与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业媲美。不仅如此，魏禧认为历史上总会出现“说者称秦皇汉武”的现象，也是因为他们能够严守“夷夏之辨”。对于东汉历代皇帝，魏禧认为其“咸能取胜夷狄，以续武帝之业”，因此更是给予积极赞扬。尤其是东汉光武帝刘秀，魏禧给予了更高评价，赞扬其对部下推心置腹，重修文、景之治，可谓“偃兵修文，能动而亦能静”，因此能够“闭玉关，谢西域”。[348]其他如明帝开三十六国，章帝威震西域，和帝北击匈奴并出塞三千余里，桓帝击破羌夷等等，都是攘夷之壮举。由此出发，魏禧总结汉代的功业尽在于严防夷狄，给夷狄以严惩：“是汉之战功在夷狄。制夷狄者，莫汉若。”[349](www.xing528.com)
在对历史进行总结之后，魏禧指出，夷狄危机得以总爆发的根源出在晋朝。在晋朝，由于“武备单虚”，从而给了夷狄以可乘之机。当政者“杂夷种于内地”的做法，更如同“蛇虺居室”，由此而酿成“五胡割裂”的局面。[350]魏禧对东晋的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当初元帝为避胡患而被迫南迁，致使北方完全失控，沦入夷狄之手。从明帝到成帝，其间虽试图反击，但只能说差强人意，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原沦丧的局面。由于“数十年中原沦灭”[351]之故，夷狄势力已经逐渐强大起来。所以，总结两晋的战争史，可以看到中原始终受到夷狄的逼迫，而无法使得江南江北真正统一起来。
魏禧对历代战争的总结，止于明代。在明亡之后，魏禧的父亲魏兆凤隐迹山中，长久号哭，竟日不食，不到四十而卒。魏禧同样感受到亡国之痛，拒绝参加清廷组织的科举考试，并念念不忘复明大业，也由此出发将研讨兵学作为己任。在《历代编》中，他总结历朝用兵得失、兵制演变等，明显有所寄托。在总结战争历史时，他以夷夏观作为主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时刻予以褒贬，用心不难体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