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固之计与内外两权的军事理论

在治军方面，唐甄也有独到见解。在他看来，为了建成仁义之师，首先就是要追求“自固之计”。为了求得“自固之计”，就必须在“内外两权”上下功夫。为此，唐甄结合传统治军理论等，提出了自己的治军理念。他指出：“兵有两权，内外是也。两得者兴，一得者亡。”^[286]要想使得军队走向强盛，就必须首先做到“自固”。

接下来，唐甄以力举数百斤的勇士为例，说明“自固”的重要性。由于能够力举数百斤，当勇士身处闹市时，市人成百上千聚集却没人敢与之较量，因此给人以无人能敌的感觉。但即便是这样的勇士，如果不能“自养以致疾”，那就会“三日疾则力衰，五日疾则不能行，十日疾则不能起坐”。到了这时候，即便是位弱女子，也可以扼住他的脖颈并杀死他。勇士其实还是当初那位勇士，并不是他不够勇敢，而是因为勇士出现了“内虚”，也即缺少“自固之计”而导致虚弱无力。^[287]还有一种称为“厚养之士”。这类人一直非常注意节食，也始终保持节制欲望，远离女色。由于他平时注意养生之术，所以一直身无疾病，健康长寿。但是，当他离家远行时，不幸在半路遇到劫匪。由于“厚养之士”平时不注意训练，没有掌握必备的自卫能力，所以“力不如其强，器不如其利，与不如其众”，在面对盗匪时，便只能“俯首而就死”。^[288]之所以会出现“厚养”而无益的情况，就是因为“厚养”只能“保于内”而不能“强于外”。

由此可见，“内虚”与“厚养”都因为偏执而吃到苦头，这便说明做好“内外两权”的重要性。为了说明这一道理，唐甄继续举出李闯王和吴三桂起兵失败的例子。在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饥寒之民起义，拥数十万之众，由大同而攻京师，势如破竹，却在大事将成之际一朝崩溃。吴三桂拥有众多宿将战卒，金钱与甲兵和京师相差无几，故发兵反叛之时，天下为之震动，但最终仍不免失败。对于这两个案例，唐甄从“内外两权”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分析：“夫李寇之兵，蚩尤之兵也，而无本根，以至于亡；吴寇之所处，霸王之资也，而昧于攻守之计，以至于亡。使去两短，兼用两长，岂易敌哉！欲见兵之长短以决成败，无明于此者矣。”^[289]通过这些例子，唐甄总结指出，“内外两权”都非常重要，都不可偏废。治理军队也是这个道理，必须“熟察于二者之形”，进而做到内外兼顾：“熟察于二者之形，凡举事者，有必胜之兵，而不能先自固；有自固之计，而不能制胜，岂能幸存哉？同归于灭亡耳。”^[290]也就是说，只有注意“内外两权”，才能建成必胜之兵，并打败强敌。这内外两权互相依赖，互相补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两者并存，才能收到效果。一旦出现偏执的情况，便只有遭到失败。

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军，都需要统率千军万马，如何做好“内外两权”的“自固之计”，始终是一门大学问。在唐甄看来，重点是要抓住三个要素：地、食、法。他指出：“自固之计有三：地、食、法是也。”^[291]

所谓“地”，并非一定要定在咸阳，或死守河内，重要的是做到“因势之便而处，因民之宜而处，因粮之利而处，因敌之形而处”^[292]，必须选择适当地点才能成就大业。这就像龙有所止之渊、虎有所伏之穴的道理一样，只有找对了合适的地点，才可以腾跃山谷，与百兽展开搏斗。

所谓“食”，就是要解决军队的吃饭问题。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唐甄看来，要想解决军需供给问题，必须激发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也即“田税必轻于故籍以宽之，籴必增直以利农”^[293]。攻破城池之后，就可以去寻找仓储，因为赶走一支军队之后，必定会坐收其丢弃的粮草，因而不必去抢夺民众手中的粮食。即便是缺粮，也必须做到“民藏不可取，野积不可掠，富室不可贷”^[294]。这样做的好处是，屯堡、庐舍仓库皆实。士卒都有父母妻子，也会由此而解决温饱问题，进而保证三军上下转战千里而无二心。

所谓“法”，就是要保证三军上下遵纪守法，始终做到令行禁止。唐甄指出：“国中无法，虽众不一，其主可虏；军中无法，虽勇不齐，其将可禽。”^[295]法的作用在于，它可以保证“文武之官各尽其职，典兵者不侵民，牧民者不构兵”^[296]。不仅仅是做到有法可依，还需要做到执法必严。执法的原则在于“不私于故，不偏于亲”，也在于“有罪必刑，战后必诛”，必须使得“有劳者必厚其赏，有功者必尊其爵”，才能使得人心信服，不约而同，才能达成“以战必胜，以攻必取”的目标。^[297](www.xing528.com)

在唐甄看来，如果掌握并解决了地、食、法三个重要因素，就可以“修武教而得士心”，才能锻造“整而不可乱之兵”。^[298]要想治理好军队，必须使得士卒“感德然后畏威，畏威然后感德”，这首先考验的是将帅的才能和素质。将帅必须起到表率作用，与士卒同甘共苦，才能培养出“能死而不可走之兵”^[299]。对于其中的具体注意事项，唐甄也进行了总结：“士卒未安不先寝、未食不先食，草食不甘食，疾病必视药，赏赐俘财，尽以分赐，日烹牛豕飨众，亲之如此，士卒爱之如父母矣。止舍有度，临战有节，违于法者即诛之，不少假于将率，于是士卒既爱且畏，无不愿效者。此能死而不可走之兵也。能死而不可走，然后可使。有如是之众，得以变化从心，合而不狃，散而不乱，进而不佻，退而不先，隐而不惑，危而不慑，我可以挠敌，敌不可以挠我；我可以入敌，敌不可以入我。以是方行天下，诛暴救民，乃有成也。”^[300]在唐甄看来，保证军队做到止舍有度和临战有节，并始终做到违法必究，都需要依靠将帅完成。将帅如果能让士卒既爱且畏，那就会引来无数愿意效命之人，聚拢一批“能死而不可走之兵”。有这样一群士卒作为支撑，才能做到从心所欲，保证“我可以挠敌，敌不可以挠我”。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做到横行天下，完成“诛暴救民”的目标。

将帅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选将不能不慎之又慎，必须将那些真正贤能之才选拔出来予以重用。唐甄以打磨玉石为喻，说明选将的重要性。就玉石而言，如果所遇非材，自然无法雕琢成玉器。如果本身材质无忧，但遇到“拙工者剖而琢之”^[301]，则不仅不能打磨出名器，反而还会对玉石造成损伤。就治军而言，选择将帅就是要避免这样的“拙工”，努力寻找“良工”。

选人用人向来是一门大学问，唐甄认为，首先要注意“区而别之，等而差之”。他指出：“贤主用人，群谋杂进，区而别之，等而差之，各效其用，亦犹炉之分金也。”^[302]要想选好将帅，除了要通过战争实践来进行考察之外，还要掌握“量力而行”和“量才而用”这一标准：“量力而行则不竭，量智而谋则不困。譬之权焉，移石于钧，移钧于斤，则衡拔而权坠；又譬则工焉，使金攻石，使石攻木，则敛手而器不成。才有所不及，智有所不通也。”^[303]也就是说，对于所选之人，要重点考察智谋或能力能否胜任，始终秉持“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审知”，对其进行有效考察，进而充分地发挥其作用。秉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就可以将各类人才放在最为合适的岗位之上。这个道理就像跑步，能行百里者则给予其百里之道，能行五六十里者则给予其五六十里之道；也像吃饭，能吃一升米的，则煮一升米，能吃一合米的，则煮一合米；也像是举重，能举百斤的，则取百斤，不能举百斤的，则给其六七十斤或四五十斤。

针对选人用人问题，唐甄提出了“三用三不用”的原则，即“用其所信，毋用所疑；用其所长，毋用所短；用其所熟，毋用所疏”^[304]。唐甄主张，既然已经选出将帅并已进行任命，那就应该充分给予信任，做到“用其所信，毋用所疑”。与此同时，还要做到用人之所长，将其放在最为合适的岗位之上，放在其熟悉的工作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真正发挥他们的才能。这就是“知人者用人，自知者用于人”^[305]的道理。

对于“用其所熟”，唐甄予以特别强调，视其为将帅的基本要求，也详细列举了将帅所应熟知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身在军中，百人为耳，千人为目，两敌之形皆熟知之，要塞山厄，熟知地利；面背应逆，熟知人心；远近离附，熟知援势；巧谍捷候，熟知敌隐；别道间谷，熟知奇伏；智力等类，熟知将能；信疑爱怨，熟知卒用；骑步水火，熟知技便。”^[306]以上唐甄所列事项，牵涉用兵作战的方方面面，包括天时、地利、人心、敌情、战法等，可见唐甄其实强调了将帅的全面素质。如果某一方面不够熟悉，即便是未曾发生危险，也应加以警惕。在唐甄看来，将帅应对各种情况都有处置预案，提前预防，做到“危险尝之，岁月历之”^[307]，这才是“谋可效、功可成”^[308]的贤将。

历来选将都非常重视“勇”字当先，但唐甄竭力予以反对，更加重视谋略水准与指挥才能。他指出：“兵者，自然之理，人情之常，审势好谋，可以决胜，何必猛如虎、贪如狼者乃可为大将？”^[309]“猛如虎”与“贪如狼”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唐甄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主要是为了反对以勇猛作为择将标准。他认为，勇力之士固然是军中所宝，但只能使之为偏裨，“不可使总三军为大将”^[310]。在唐甄看来，选用王守仁这样富有智谋的儒者担当大将，也说明其更重视将帅的谋略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