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甄看来，兵学是君子之学，故而为君子所必知：“君子之为学也，不可以不知兵。”[249]在唐甄的心目中，君子更应该懂得“全学”，也即“全能之学”。这种“全学”，既应包括儒家的仁义之学，同时还应包含兵家之学。他以“鼎”为喻，将儒家仁义之学拆分为二，与兵学鼎足而立：“全学犹鼎也，鼎有三足，学亦有之：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一足折，则二足不支，而鼎因以倾矣。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夫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250]虽说他认定君子需懂得“全学”，才能像“鼎”那样三足而能立，但兵学的地位显然更为重要，因为“不知兵，则仁义无用”，甚至国家也会因此而亡。仁、义、兵这三者相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既然如此，为政者应对“兵”有正确认识和科学态度，充分意识其重要性，更不能轻言“去兵”：“兽之有角，不时触也；噬及无患，以角便也。身之有手，不时抟也；暴至无患，以手便也。国之有兵，不时刺也；敌至无患，以兵习也。”[251]在这里，唐甄以兽为喻，指出了“兵”的重要性，指出“国之有兵”，正如“兽之有角”，是应对不时之需的必备之物。
由此可见，唐甄对“兵”的重视，与传统兵家更为接近，他反对的是那些不习军旅之事和轻易主张“去兵”的儒者。在唐甄看来，“伐暴养民”是儒者的基本追求，也是为政者的施政目标。他指出：“所贵乎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诛乱而天下之乱定，养民而天下之民安。”[252]由此出发，他对长期视为圣人的孔子也敢于表达微词：“若鲁用仲尼，有齐寇而不能御。”[253]众所周知，卫灵公曾向孔子询问军旅之事，孔子不冷不热地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254]唐甄指出，鲁国如果重用这样不学军旅之事的孔子的话，一旦遇到齐国进犯，就一定无力抵抗。在他看来，军旅之事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安危，孔子既然缺少必备的兵学知识，也便难堪大任。
唐甄能辩证地看待儒家仁义之学和兵家之学的作用，认为他们二者其实可以实现互补：“仁义之事，日行而不离；兵之象，常伏而不见。伏则为天下祥，见则为天下殃，是故仁义可习也，兵无可习也。”[255]也就是说，儒学用在平时，兵学用在战胜。仁义之学可以时时学习和实践，兵学则没有这种机会，毕竟战争不会经常遇到。但是，这并不代表兵学为无用之学。恰恰相反，它是事关江山社稷的重要学问，也是君子之急务。
既然是如此重要的学问，就必须认真研习，而且因为平时“无可习”，更需注意研习方法。在唐甄看来，即便是身处军阵之中，如果不懂研习方法，仍然还会不知兵，所以有“天下有老于军中、拥众百万，而不知兵者矣”。如果懂得研习之法，也会有“朝废诗书，夕入帷幄，貌若农夫，口不能言，一计而斩大将，再计而破敌国者矣”。[256]之所以出现这两种不同情况，在唐甄看来，并不是智力问题，而是“暗”与“明”的区别，主要看是否能做到“明于兵”：“暗于兵者，虽习犹不习也；明于兵者，虽不习犹习也。”[257]只有“明于兵”，才能懂得军旅之事的重要性，才能懂得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兵学，从而将自己锻造成为“全学”之人。唐甄指出：“兵之为道也，亦无乎不有：圣人之言有之，传记有之，时势有之，盗窃之形有之，德怨有之，喜怒有之，所历山川、所过城邑有之。无意于兵，干戈弓矢非兵；有意于兵，耳目闻见皆兵，而何不可学之有！”[258]在唐甄看来，如果留意于兵，做个有心人，就可以发现生活中其实充满了为兵之道：可以从圣人之言中学习，可以从传记作品中学习，可以通过时势变化学习，甚至也可从小偷的盗窃之术中感悟兵学。
为了学好兵学，唐甄主张破除“三蔽”。所谓“三蔽”，首先是蔽于仁义，其次是蔽于鬼神，再次是蔽于保身。
我们首先来看“蔽于仁义”。当战争发起之后，一面是身为大将，领兵作战，御敌杀将，一面是“仁义之声充于四海”，打着孔子和颜回的仁义学说为旗帜反对战争。这中间究竟如何取舍，确实是难事。唐甄主张，此时应该果断破除那些“貌孔颜而追屈宋”的仁义之弊。因为战争毕竟是“相贤君、辅少主、致太平，百姓安宁，风俗敦厚”的行为，所以需要正确对待，充分肯定战争行为所起到的作用。[259]
再看“蔽于鬼神”。这其实是将战争问题陷入不可知论。唐甄引用武安君“兵者自然之理，何神之有”[260]一语，对其加以严厉批驳。唐甄指出，战争从来都是遵循自然之理，没有可能侥幸取胜。这正像是乡里之间的少年搏斗，依靠的是智力和勇力。他们之间的胜负，旁观者都可以清楚看到。当两军相遇之时，声动天地，白日无光，飞鸟不过，而且一瞬之间，山崩川溃，血流尸横，导致人们“心慑虑昏，若有鬼神，而不敢轻言兵”[261]，但这并不说明战争是由鬼神主导。唐甄指出：“彼以十万之众来，我以十万之众往，众相如也；彼怯我勇，则勇者胜；勇相如也，彼实我诈，则诈者胜；诈相如也，彼诈而我知之，我诈而彼不知，则知者胜；知相如也，彼知而发之疑，我知而发之决，则决者胜；决相如也，彼决而攻不善，我决而攻善，则善者胜。若自料不如，未见可胜，则固守封疆，俟衅而动，此所谓自然之理而非神也。”[262]由此可知，唐甄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包括两军将帅的指挥、士气、计谋等等，但这些因素都属于自然之理，而非鬼神之助。
最后看“蔽于保身”。在唐甄看来，战争必然要面临生与死，但需要对这种生死辩证看待，战争不仅会造成死伤，也会由此而保护人们的生命，所以说：“兵，死门也，实天下之生门也。”[263]如果对生死问题无法领悟透彻，那就一定不是善于用兵之将。唐甄指出，将帅其实担负着“保天下”的重任，如果无法参透生死，看不到战争是牺牲部分人命而保全天下的行为，就一定无法完成如此重任。他说：“请试思之：受命为将，寄河山于纛下，决兴亡于一战，存宗庙于呼吸之间，其任重矣，其机危矣，不能保一身，何以保天下哉！若势不可为，穷居不许身，临事不受命矣，无死道也。”[264]在这段话中，唐甄对于战争行为所造成的牺牲有着充分认识，但仍然强调战争的必要性，较为辩证地点出了“保一身”与“保天下”关系。
唐甄敢于破除“三蔽”，敢于对那些空谈性命而耻言兵事以及将兵学与神学混为一谈等错误观点进行批驳，目的是鼓励人们努力研习兵学，将研究兵学、讨论兵学、探知兵学原理等，都视为分内之事认真对待。他不仅肯定兵事为“国之大事”，也同时肯定了智勇双全的将帅，并极力反对那些空谈心性、崇尚鬼神的危险论调。(www.xing528.com)
基于“全学”的认识，唐甄反对历史上的文武分途的做法，主张将文事与武备合为一体，应该从整体上进行打量。他指出，这其实是古代长期存在的传统：“古之君臣，虽任不求备，才鲜兼长，然而无事则修政教，有事则为将帅，非二事也。”[265]只有当世衰学敝之时，那些聪明之士刻苦研习文辞并自以为是大雅之事，不仅视兵为“凶器”，而且耻于言兵，清高地认为“非仁人之道”而不言，这便将兵事完全推给了武夫。[266]而这些武夫，向来都是将杀人劫舍作为能事，无法担负重任：“一旦得志而为将，杀无辜、虏妇女、掠宝货，纵之则毒人，禁之则拥兵不臣，虽有拔城略地之功，而兵祸不解，常少宁日。”[267]所以，秦以来，战争都是在追求更多地杀人，世之能将也都片面尚力。如果派出儒生御敌，就会被当成以卵投石，但这些现象都是“未明乎用兵之道”[268]。但是，战争一定不只是斗力：“夫斗力者，如两虎相搏，生死未知。”[269]或者说，战争固然需要斗力，但更需要依靠计谋：“夫兵以力胜，力以谋胜，谋以德胜，非学不可。”[270]战阵之中需要勇力，需要依靠这些人，使之登城，使之冲阵，使之先犯，使之间出，但这些并非大将之职责。身为大将，必须学习兵学，精于谋略，“不学，则为秦项之兵”[271]。不只是为将者需要学习军旅之事，作为儒者，也应有意于兵，将知兵和用兵视为己任，这才是有功于民的贤者。
如果说积极主张“有意于兵”是对传统儒家存有叛逆精神的话，那么唐甄“仁胜天下”的主张，则是基本延续了传统儒家的观点。虽说唐甄积极反对“蔽于仁义”，主张给予“兵事”以足够重视，但他也看到了仁义在战争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作为儒者，唐甄非常认同孟子等“大儒爱民”的主张，认为执政者首先想到的应是“为民”。为此，他明确指出：“政在兵，则见以为固边疆；政在食，则见以为充府库；政在度，则见以为尊朝廷；政在赏罚，则见以为叙官职。四政之立，盖非所见。见止于斯，虽善为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叙，政日以坏，势日以削，国随以亡。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272]从中可以看出，唐甄视民为国本，强调执政为民，并强调无民则政不立、国不存，所以为政者理应以民为本。
通观对战争史的考察，唐甄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如果出发点是“生民”或“救民”，是为民除害，就必然会得到民心拥护，也会就此而左右战争结果。桀纣之所以会失败，就在于失掉民心，尧舜、汤武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在于得到民心。唐甄指出：“人皆有心，心皆具仁义礼智。仁义礼智，犹匠之有斧刀绳尺也。”[273]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进一步指出了仁义的作用：“天下之人不齐，其为变也亦万有不一，岂有仁之所不能养、义之所不能服、礼之所不能裁、智之所不能达者哉！大者如是，小虽不及，亦必有成。器之不成，非斧刀绳尺之不利也，操之不习也；功之不成，非仁义礼智之无用也，学之不至也。”[274]在唐甄看来，虽说天下人心难齐，但仍可以依靠仁义之道来服人。即便不成功，也不能说明“仁义礼智之无用”，而是没能对仁义之道有真正领悟。
唐甄之所以重视仁义在战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因为他相信孟子“仁者无敌于天下”等观点。唐甄指出，战争的目标是“止杀”，即制止各种杀戮行为。因此，他更主张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通常而言，战争都会造成巨大危害，所谓“积尸如山，血流成河，千里无人烟，四海少户口”[275]，这自然会令人对其进行反思，从而更欢迎那些不嗜杀人者。唐甄指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他道也，惟全此不忍之心而已矣。推是心也，富贵不以易，不惟富贵不以易，圣人不以易，天道不以易。”[276]从这一角度出发，那些通过覆军杀将和屠城掠夺等手段实现封侯的，等于是“食人之肉以为侯禄”[277]。至于通过覆天下之军、屠天下之城，来实现“取天下”的，也是一种“食天下人之肉以为一人养”[278]的行为，同样不忍心为之。遗憾的是，自周秦以来的历史，每每都是以杀人多寡论胜负，完全违背了圣人之仁和苍天之仁。杀人过多，征伐不已，必将遭到天谴。
唐甄尊孟，非常认同孟子“仁者无敌”的观点，也非常赞同孟子的仁义之说：“天下莫强于仁，有行仁而无功者，未充乎仁之量也。水，能载舟者也。其不能载舟者，水浅也。仁能服人者也，其不能服人者，仁小也。仁之大者，无强不顺，无诈不附。谓仁胜天下，鄙人皆笑之。夫愚者见形，智者见心，礼揖不格刃，儒服不御矢，形也。刃不我刺，反为我操，矢不我伤，反为我发，心也。”[279]孟子一贯主张行仁义，得民心，由此而争胜利，也由此而王天下。唐甄同样是将人心向背和民心得失视为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只有人心归附、万众一心，才可以战胜强敌。所以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从孟子的主张出发，唐甄不仅推崇仁义之师，还通过总结战争历史发展规律，进一步强调了德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说：“德者，乳也，兵者，药也，所以除疾保生也。”[280]唐甄认为，只要认真考察战争史就不难看出，上古时期一切以民为本，执政者一切为民。统治者是否发起战争，始终都要以是否“生民”作为根本依据，而不是以“杀民”为目标。如果因为发起战争而使得民生凋敝，人财两伤，就会立即失掉民心，战争也必将失败。所以说，军队的职能是保卫国家，是为了安定民众，保护生民。统治者堪称民之父母，胸中始终怀有一颗慈悲之心。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唐甄呼吁建立“仁师”：“不明不仁，不可以为天下主。”[281]
战争一定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巨大危害，给社会和生产带来重大创伤，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古往今来人们的共识。唐甄也对此进行了总结：“夫兵有不动，动必伤人。不伤于己，亦伤于敌。凡用兵之地，拘牛豕，输粟麦，广樵牧，具楼橹，其费必空。凡用兵之地，耕废机废工废贾废市废，其养必竭。凡用兵之地，窜谷翳丛，暴日蒙霜，老羸僵涂，婴孩委莽，其伤必多。奚必刃矢！是三者皆致死之道也。一战之死已不可数，何况百战！一日之死已不可数，何况五年，何况十年！”[282]据此唐甄指出，一场战争就会带来无数的死伤和难以估量的损失，何况是百战，一日之间就会造成惨重的伤亡，何况是五年和十年这样的长时间征战。在战争中，如果将帅不懂得推行仁义之道，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乱杀人，必定会造成更为惨痛的损失。依靠这种杀戮之法，并不能平定天下，反而会成为天下之害：“天下之害，莫大于将骄卒悍。将骄卒悍，杀人则勇，杀敌则怯；取宝货妇女则勇，取城郭军垒则怯。若然者，主不能用将，将不能用众，欲得其力，务厚其恩，乃适其所欲而恐或伤其意，此杀戮之不可法禁也。”[283]
在唐甄看来，这样只知胡乱杀人而不敢杀敌的军队只能算是一支残暴之师，最终必然会出现“主不能用将，将不能用众”的局面，在战场上也会缺少基本的战斗力。所以，用兵作战必须仰仗仁义之师。唐甄指出，这种仁义之师也会杀人，但只会杀那些必须杀的人，比如凶残的敌人等。唐甄指出：“惟敌之强，势不并立，不得不杀；将卒之悍者，鞭杖不足，贯耳不足，不得不杀。”[284]而且，仁义之师即便是杀人，也非常注意适可而止，在适当的时候及时收手：“以仁人之于兵也，不欲久处。成功必速，罢兵必早，乃能救民。”[285]正是从仁义学说出发，唐甄坚决反对那些穷兵黩武、杀人掠物的非正义战争，而是积极主张以战止战、以仁禁暴的正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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