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轻重和趁势而为的战争谋略解析

王夫之认为，进行战略决策或发起战争，最重要的就是权衡轻重和得失，故而对此有大量讨论，突出强调的则为“权衡轻重”和“趁势而为”。

众所周知，“权”之本义是秤锤，度量工具，目的是测量物体的轻重。因此，“权衡”二字有着特定的内涵：“权衡之设，可以审大，可以审小，可以程重，可以程轻。物之贵贱，人之智愚，蔑不用也。”^[221]权衡事关重大，以至于追求“王道”都要考虑权衡问题，标准就是《春秋》：“《春秋》，王道之权衡。”^[222]

王夫之指出，大到治国理政，小到为人处世，其中都有轻重的权衡与得失的考量：“心者，人之权衡也。”^[223]战争则更需要权衡轻重得失，因此战略决策和战术设计，都应权衡轻重和得失：“战之有主客之辞，曲直之案，轻重之衡。”^[224]如果想要争夺天下并合理进行治理，同样需要权衡：“制天下有权。”^[225]王夫之对此有较为深入的讨论：“制天下有权。权者，轻重适如其分之准也，非诡重为轻、诡轻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适如其数；轻也，而予之以轻，适如其数；持其平而不忧其忒，权之所审，物莫能越也。”^[226]在王夫之看来，“权”在进行战争决策时，尤其可以发挥作用，主要用于判断轻重、大小、得失、利害等。战争行为关系国家安危，需要反复权衡、慎重决策，以决定战或不战。而且，还应根据战争规模的大小，进行不同方法的权衡，寻找获胜之道，判断获胜概率等。

决定战争发起与否，不仅仅是依靠权衡轻重和得失，还需要懂得“顺势而为”和“借势发力”。“势”始终是古代兵家非常看重的一个概念，《孙子兵法》有《势篇》专门对此加以讨论，王夫之同样非常关注“势”。在他看来，“势”有特殊的形成之道：“权衡审于理，顺逆成于势，端举而委从。”^[227]不仅如此，“势”是“守天下”和“攻天下”的关键：“守天下者，正名定分而天下信，惟因理以得势。攻天下者，原情准理而天下服，则亦顺势以循理。”^[228]权衡的重点是“轻重”，“轻重”其实关注的则为“势”，所以存在“轻重之势”。这种“轻重之势”，也是王夫之重点关注的内容。在王夫之看来，“轻重之势”也即“亲疏之度”，两者关系密不可分。王夫之着重指出，“轻重之势，亲疏之度，不可不审”^[229]，强调了“轻重之势”的重要性。

在先秦典籍《管子》中，“轻重”作为治国之术提出，重点讨论通过商品关系的“轻重之术”来调节经济等，类似于兵家的“奇正”。^[230]在王夫之这里，“轻重”俨然兵家概念，重点是“敌我”双方关系的衡量，因此有这样一段论述：“亲者迩与之狎而见轻，疏者新得非望而见重，此人情之欹胜，非事理之准也。亲则见轻，轻则彼成乎疏；疏则见重，重则彼报以亲。故人恒乐重其所疏，而不审其本轻。有相敌之国于此，则势恒相诡，我之所亲，亲于彼，彼所重也；彼之所亲，疏于彼，彼所轻也。故我之所重，彼之所轻；我之所轻，彼之所重。唯善用人者，不轻敌之所重，不重敌之所轻。重敌之所轻，则为敌之所轻；轻敌之所重，则使敌得所重。”^[231]这段类似绕口令的论述中，王夫之重点是告诉我们“不轻敌之所重，不重敌之所轻”的道理。因为“我之所重”即“彼之所轻”，“我之所轻”即“彼之所重”，所以考察敌我双方的“轻重之势，亲疏之度”，就需要不断变换角度，学会换位思考，掌握权衡轻重的种种谋略，才能真正掌握“远近交攻之术”。其中的关键，既要做到“重敌之所轻”，也要注意“轻敌之所重”，切不可贸然出兵。

在王夫之看来，这种“远近交攻之术”，其实也就是“攻与之势”，重点关注的是“远近之形，疏属之差，长短之度，疑信之由”^[232]。如果对上述内容能够很好地审察，就可以取得成功，反之就会失败。当初，秦国人侥幸把握住了这些道理，因而取得了统一天下的伟业。至于秦国二世而亡，则是因为逆势而动和“激怒怨于天下”。看不见摸不着的“势”，往往是成败的关键。所以，王夫之对于这个“势”花费了不少笔墨进行探讨。他指出：“势者，顺逆之推；顺逆者，得失之致，故无轻言势。势，一理之成焉矣。”^[233](www.xing528.com)

就军事斗争而言，“势”之所以重要，终究是因为其中所积之“力”。“势”和“力”二字经常连用，因为“势”是构成“力”的一个基本因素。高明的指挥员非常注意在战争发起之前做好“蓄势”和“造势”，保证足够的战斗力，因为这是打击敌人的关键性因素。所以，王夫之追求“渐积”之势，其实也即达成“渐积”之力，并希望落实到对付夷狄的具体策略上来。他指出，对付夷狄必须保证“力足以相及”：“善制夷者，力足以相及，则抚其弱，抑其强，以恩树援，以威制暴，计之上也。”^[234]如果情况完全反过来，力量不足以制人，就会左支右绌，非常被动：“力不足以相及，闻其相攻也而忧之，修城堡，缮甲兵，积刍粮，任将训卒，以防其突出，策之次也。听其蹄啮以增其强，幸不我及以缓旦夕之祸，坐毙之术也。”^[235]王夫之一贯反对那种“以夷攻夷”的投机取巧之举，担心这是遗祸之举，而且“祸一发而不可收”^[236]，因此积极主张发展军事实力，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再做到趁势而为。

因为“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王夫之曾多次论及，试图对“势”做出各种层次的理解。在王夫之看来，“势”除了前面所说的，具有轻重、顺逆、远近、长短、亲疏等特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它可以渐渐地积累。聪明的战略家正是善于“积势”，才能取得成功。所以，如何“积势”也是一门学问，而且非常重要。王夫之对此也有探讨：“势之所积，必有所循，其始常轻，其后常重。轻而得之者，无心之获也。无心之获，歆动为尤，尤所歆动，而心恒注之，则重积矣。重以积，重而委所重以从，其本且仆，其末益茂，势之积也，固然也。”^[237]“势”的渐积过程，其实就是由轻到重的积累过程。高明的战略家总是善于从微末之处着手，一以贯之地“蓄势”，逐步积累战胜强敌的筹码，再不失时机地给敌人以致命一击，这其实就是“顺势而为”。在王夫之看来，这其实也是“以道力取者”：“有事于天下，以道力取者，因渐渍（积）之势。”^[238]而且，这种“以道力取者”与那些“以强力取者”，存在着本质不同。如果仅仅依靠强力夺取天下，即便是暂时获胜，也一定难以持久。只有那些懂得“积势”的战略家，才能成为胜利的主宰者。

王夫之进一步指出，高明的战略家不仅要懂得“顺势而为”，还要学会“顺必然之势”^[239]。也就是说，乘势必胜，顺势必胜，顺必然之势者，才是既“因乎天”又“顺乎理”，才能“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复乱”^[240]。学会了“积势”，只是拥有了基本的筹码。如何使用这些筹码来赢得战争，则需要“顺势而为”，懂得如何“为”。这里的“为”，就是要落实到攻守等具体的战争行为上，充分发挥“势”的作用，并抓住进攻时机给对手以致命一击。对此，王夫之花费不少笔墨予以探讨。

在王夫之看来，权衡轻重之后才能决定攻守，而攻守的关键就在于把握时机，找到合理的进攻方向。王夫之说，“善攻者攻其瑕，乘瑕以收功，而积衰之气以振”^[241]，这里强调的选准进攻方向，即攻击敌方防守虚弱之处。王夫之又说，“有攻坚而瑕自破者，有攻瑕而坚渐夷者，存乎其时而已矣”^[242]，这里强调的是把握进攻时机。在他看来，一旦掌握好正确的进攻时机，即便是攻打对方的坚固之处，也会有获得成功的机会。

王夫之指出，攻与守是每一个为将者都需要面对的，但在实际领兵作战过程中，既有“守兵之将”，也有“攻兵之将”。比如，像程不识这样的将领，善于“正行伍，击刁斗，治军簿”，所以可以成为“守兵之将”。像李广这样减省非必要程序，使得军队上下团结如一人的，就是“攻兵之将”。但是，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其实都需要遵循用兵作战的规律，处理好简易与严谨的矛盾。王夫之指出：“严谨以攻，则敌窥见其进止而无功。简易以守，则敌乘其罅隙而相薄。”因此，在王夫之看来，李广与程不识只是“各得其一长”罢了。^[243]程不识只能是勉强保持不败而已，李广的军队一旦遇到匈奴的偷袭就会溃败，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处理好攻与守的矛盾。相比之下，赵充国的策略更加高明，因为他善于把握进攻和防守的时机。在需要对敌发起进攻时，他会指挥部下发起迅猛一击。当敌人风头正劲之时，他就选择性地避开。在蛮夷初起之时，因为其锋芒毕露，赵充国选择退守，始终避而不战。因为此时“利于守而不利于攻”^[244]，赵充国命令手下一门心思做好防守：“持重以临之，使其贫寡之情形，灼然于吾吏士之心目，彼且求一战而不可得，地促而粮日竭，兵连而势日衰，党与疑而心日离。能用是谋而坚持之，不十年而如坚冰之自解于春日矣。”^[245]由此可见，王夫之更加推崇赵充国，就因为他善于把握进攻和防守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