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农兵安全：农可安农，兵可安兵

对于兵制，王夫之也有自己的深入思考。与顾炎武一味崇古不同，王夫之对历史上“寓兵于农”或“兵农合一”的兵制有较多批评。他反倒积极主张兵农分职，从而达到“农可安农，兵可安兵”^[203]的效果。

“农可安农，兵可安兵”所要达成的效果，就是“足食足兵”。《论语》中有著名的子贡问政的故事。孔子的“去食、去兵”而“独留信义”^[204]之说，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在王夫之看来，“足食”与“足兵”，乃至于“民信”，互相之间并不矛盾。对于先“去兵”再“去食”而独守“民信”的传统解读法，王夫之也并不认同：“先者，先足，非先去也。去者，不先之谓耳。”^[205]所以，他认为兵、食，非得都不可“去”，反而只能“足”：

“足食”者，民之食与国之食而两足也。“足兵”者，训练之而使战不北、守不溃也。“去兵”者，贫弱之国，恐以训练妨本业，且无言兵，而使尽力于耕作也。“去食”者，极乎贫弱之国，耕战两不能给，且教之以为善去恶，而勿急督其农桑也……倘云先去，则岂去兵之后乃去食，去食之后乃去信乎？三者皆有可为之势，则兵食与信，同时共修，不相悖害。若积敝之余，初议收拾，则先教民而后议食，先足食而后议兵，其施为之次第如此。不然，则如富强之流，或先食，或先兵，亟以耕战立国，而置风俗之淳薄为缓图，固当世言政者之大敝也。^[206]

由此可见，在对待“兵”与“食”的态度上，王夫之敢于推翻业已占主流地位的解读，表现出卓见。事实上，“兵”与“食”的问题本质，就是“兵”与“农”，或者说是“兵”“农”关系。所以，他花费了很多精力对其进行探讨。

在王夫之看来，如果兵农不分，那就会造成“废兵”且“废农”的后果。也就是说，“农其兵，殆乎其无兵也”，“兵其农，则天下殆乎无农”。^[207]所以，那些用于作战的“兵”一定不能用来当作“农”，用于耕作的“农”也一定不能用来当作“兵”，否则就会“既废农而必废兵”。所以，众人所称道的那种“兵农合一”，并不是好的设计。

王夫之反对“兵农合一”，同样也反对“文武合一”。他指出，“文武合一”只在三代时期适用，三代之后已无存在必要：“文与武固不可合矣，犹田之不可复井，刑之不可复肉矣。”^[208]所以，自从战国将相分职之后，汉朝初年就将丞相和将军分为两途，而且就此一直得到延续，这就叫“事随势迁，而法必变”^[209]，自有道理存于其中。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也有学者认为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坚持“兵农合一”的兵制，所以希望回到寓兵于农和文武一途的古制中去。对此，王夫之表示坚决反对。

在王夫之看来，即便上古时期果真有所谓寓兵于农的兵制，但这种兵制也并非完美无缺。而且古代的兵制只对古代适用，对于当朝并不一定适用。王夫之指出，如果完全仿照古代的兵制，则是“病国而毒民”^[210]。在他看来，古代的战争，“步可有方，伐可有制，两无重伤，示威而已”^[211]。也就是说，上古时期，“一战之胜，不足以兴王；一战之败，祸不及于天下”^[212]。上古时期这种特定的作战规模和作战样式等，可与当时的兵制相互适应。在战国时期，寓兵于农的兵制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连吴起、白起这些将领在指挥作战时都会无情地屠城，这其实也是“寓农之制未改，而淫杀之习已成”^[213]的特殊时代，并不能说明寓兵于农的兵制适用于各个朝代，具有永恒不变的价值。当历史走到战国时期以后，战争观、战争性质及战争样式等，都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这种“寓兵于农”和“兵农合一”的兵制，也已经过时，必须跟随时代而进行调整和变化，这才叫“可因时消息而登之用也”^[214]。(www.xing528.com)

事实上，唐宋时期的兵制已经根据形势变化不停地做出调整和变化，但在王夫之看来仍有不少问题。尤其是唐代的府兵制，表面上看是沿袭了隋朝的兵制，但在骨子里还是“兵农合一”。府兵称卫士，由各府从农民中选出，平时重在务农，农闲重在训练，战时则全力以赴投入战争。至于兵器、衣甲和粮食等，也基本依靠各人自备。但是，这种兵制也有弊病，主要在于当时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兵制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在府兵制建立之初，人人皆称其善，但真正等到战争来临，朝廷仍然还是面临无兵可用的窘境，所以此后朝廷面临武则天篡权、安禄山叛乱等危难，都无法得到有效制止。因此，王夫之指出：“所谓府兵者，无益于国而徒以殃民审矣。”^[215]后人对于府兵制称赞较多，但在王夫之眼中，这正是唐朝一切祸乱的源头所在。

至于宋代兵制，王夫之也指出其中问题，主要就在于“纵佚文吏，拘法牵絷”，这其实就是后人总结的崇文抑武。王夫之说：“假杯酒以固欢，托孔云而媚下，削节镇，领宿卫，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总禁军，衰老填籍，孤立于强虏之侧，亭亭然无十世之谋。纵佚文吏，拘法牵絷，一传而弱，再传而靡。”^[216]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唐代藩镇坐大的教训，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削去各路诸侯的兵权，而且还将指挥权与管理权适当剥离。这种做法虽说巩固了皇权，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藩镇割据，但将帅与士卒之间从此变得陌生，导致将不知兵和兵不知将的局面出现。冗兵现象日益严重，导致军费开支过大。宋军战斗力不升反降，边患也由此而连绵不绝。此后，赵宋王朝虽说也曾有图强变革之念，却始终没有勇气在体制和兵制上进行变革，国土由此逐步沦陷。宋不仅无法与辽、金对抗，也奈何不了西夏，最终竟为蒙古人所灭。

王夫之讨论兵制的沿革历史，其着眼点并非为了稽古，而是为明王朝把脉和寻找病因。明代初期推行屯田之法，有兵农合一的性质，所以也成为王夫之的批评对象：“故卫所兴屯之法，销天下之兵而中国弱，以坐授洪图于异域，所由来久矣。且所谓屯田者，卤莽灭裂，化肥壤为硗土，天下皆是也，可弗为永鉴乎！”^[217]在王夫之看来，明朝初期的卫所制，实则与宋朝兵制相似，因此产生的弊端也与之相似。在这种兵制之下，卫所手中有兵，却没有调兵之权，兵部拥有调兵之权，却是手中无兵，由此导致整个指挥系统的不畅，进而接连引发灾难。因此，卫所制度只能暂时求得国内的安稳，却无法抵御外侮。事实上，在明朝建立初期，军队员额急剧增加，明太祖便下令军队实行屯田制，这样便可以实现“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218]的效果。应当看到，明太祖通过屯田制，确实暂时缓解了明朝初期养兵难的问题。但是随着情势的变化，屯田制便不再适应当时的需要，弊端渐渐显露。所以对于屯田制，王夫之也一一指出其得失，感慨明朝统治者不能以史为鉴，无法找到一个更为合理的兵制。

如前所述，王夫之一贯反对兵农合一，而是主张让“兵”和“农”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就像文武分职一样。这种做法的效果，就是“农可安农，兵可安兵”^[219]。所以，王夫之痛恨那些主张兵农合一、寓兵于农之人，认为他们都是“占毕小儒”，他们的主张都只是带来祸乱：“称说寓兵于农而弗绝，其愚以祸天下，亦至此哉，农之不可兵也，厉农而只以弱其国也；兵之不可农也，弱兵而只以芜其土也。”^[220]

虽说王夫之对于兵制进行了精心研究，也曾提出了种种设想，但是受制于客观条件，他只能做纸上谈兵式的探讨。事实情况则完全与王夫之的设想背道而驰，而且明王朝的“兵制三变”其实是越变越差，最终只能将大好江山拱手让于他人。如果将王夫之有关兵制的论述与黄宗羲或顾炎武进行对比的话，不难看出他们在观点上的巨大差异。王夫之不仅观点激进，而且讨论更为深入。他告诫人们，应当以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兵制，必须顺应历史发展和战争需要，对兵制进行及时的变革和调整。当然，究竟什么才是好的兵制，王夫之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我们或许只能根据他所反对的方向，去寻找他赞成的方向，找到他关于兵制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