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战争的认识上，王夫之并非完全沿袭儒家，对兵家也有较多继承。“兵儒合流”的特征，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他一方面继承孙子的“慎战”思想，另一方面则更坚持儒家的“仁义”学说。
王夫之首先是继承了儒家以仁义治天下的观点，所以他说：“爱以我私，而制尽人族，与仁义背驰，而求治天下，亦难矣。”[180]在他看来，统治者一旦与儒家的仁义学说发生背离，就无法求得天下大治。在王夫之看来，不仅是治理天下需要依靠仁义，御敌同样需要依靠仁义。他相信孟子“仁者无敌”的理论，指出：“王以至仁大义，率亲睦一体之民往而征之，其主非不欲敌也，而民脱于陷溺以就仁者，倒戈之不暇，而孰与王敌乎？……故古语有之曰‘仁者无敌’。”[181]不仅如此，他还将“仁者无敌”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指出：“夫仁人之无敌于天下，必然之理也。民心归之，天命佑之，兵之所至，壶浆相迎，暴君不能止也。”[182]
就标榜“仁义”这一点来说，王夫之和那些传统儒家，尤其是妄图“以仁义制敌”的孟子，并没有多大区别，都希望借助施行仁义而赢得民心。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以往的那些圣人都能做到“以仁义取天下”[183]，那么过去既然能做到，现在和将来仍然可以做到，仍可以将“仁义”视为战胜敌人的最重要法宝。王夫之指出，上古时期的战争，并不以多杀人为目的：“古之用兵者，于敌无欲多杀也。”[184]这种以“仁义”为指导的战争，并不是那么可怕。王夫之所描绘的上古战争图景是：“两军相击，追奔俘馘者无几也，于敌且有靳焉，而况其人乎！战国交争，驱步卒以并命，杀敌以万计，而兵乃为天下毒。”[185]遗憾的是，这种局面没能继续维持下去。在列国纷争的年代，由于统治者丢失了“仁义”之心，杀敌每每“以万计”，以至于战争成为毒害天下的“危物”。
孟子相信“仁者无敌”，故而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86]，以“仁义”作为旗帜，也足以招揽民心，故而可以影响战争结果。王夫之则认为，既存在“至仁大义”，也存在“假仁假义”，这两者所达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王夫之分析如下：“至仁大义者起，则假仁假义者不足以动天下，商、奄之所以速灭也。无至仁大义之主，则假仁义者犹足以钳制天下，袁绍之所以不能胜曹氏也。至于欲假仁义而必不得，然后允为贼而不足与于雄杰之数，视其所自起与其所已为者而已。”[187]在王夫之看来，“至仁大义”之人，一定会打败那些“假仁假义”之徒。因为“仁义”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假仁假义”仍会有一定的用武之地，即便如曹操这般“假仁假义”，仍然“足以钳制天下”，而袁绍之流则因为连“假仁假义”都做不到，故而只能输个底朝天。由此出发，王夫之仍视“仁义”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从表面上看，王夫之似乎一贯坚持儒家的“仁义”学说，但他主张施行“仁义”也应有限度，比如在施行对象上也有界定，因此反对与夷狄之间的仁或义。从总体上看，王夫之的仁义学说与“夷夏之辨”，都可与传统儒家完全对接，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他对战争问题的态度和认识。王夫之之所以会对夷狄表现出深恶痛绝之情，还因为他曾目睹清军入关后的种种暴行。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保意识，时刻提醒王夫之坚守儒家传统的夷夏观，放弃与夷狄的“信”与“义”。
王夫之指出，人与人相处，当然需要信义，但是，“信义之施，人与人之相于而已矣，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蜂虿也”[188]。联系上下文，他所说的虎狼与蜂虿，其实就是夷狄。王夫之举出宋襄公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立论，因为宋襄公在泓之战中过于拘泥古军礼，片面追求仁义，故而在与楚国人交手时吃到了败仗，就连宋襄公本人也身负重伤，不久之后丧命。在王夫之看来，宋襄公固然是尊奉古军礼的仁人君子，但他施行仁义完全不在地方，因为他的对手是楚国这样的夷狄。所以，王夫之对其深加斥责：“宋襄公奉信义以与楚盟，秉信义以与楚战，兵败身伤而为中国羞。于楚且然，况其与狄为徒，而螫嘬及人者乎！”[189]
除了宋襄公之外，王夫之进一步举出“楼兰王阳事汉而阴为匈奴间”的例子，说明夷狄不足以与其讲究信义。因为“夷狄不知有耻”，如果信任他们，或者“推诚以待之”，那就必受其诈。所以，王夫之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190]在王夫之眼中，夷狄不是人类，而是兽类，所以没必要与他们讲究信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吃尽苦头。王夫之进一步分析指出其中原因：“夷狄以劫杀为长技，中国之御之也以信义。”[191]在历史上，中原民族之所以会长期吃尽苦头，其根源就在于和夷狄片面地讲信义，但是夷狄所信奉的信条为“劫杀”，尤其是以劫杀中国为能事，而且一直“变诈凶狡”，完全不讲信义。因此，他对夷狄表达了深恶痛绝之情：“夷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192]
在为《礼记》作注解时，王夫之特地强调了夷狄与禽兽的联系：“夷，羊也。狄，犬也。戎，狨也。蛮，蟊也。四夷无人理，故以兽名。”[193]所以，他坚持认为，对于夷狄，不仅需要严加防范，还需要及时剿灭，而且杀死夷狄不会伤及仁义：“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夷狄且然，况中国之流民乎？夫其阑入吾土，不耕而食，以病吾民，褊人视之，其忿忮也必深。”[194]虽然将夷狄视为禽兽，但王夫之也看到了“夷狄之智”，而且将其与“中国之智”进行对比。他认为“中国之智”就在于“以小慧制戎狄”，所以无关痛痒；而“戎狄之智”则是“以大险覆中国”，[195]故而总能祸国殃民。所以，“中国”（指古代中原政权）这边如果得势，最多是想尽办法消耗其财力而已；而戎狄一旦得势，就会竭尽烧杀抢掠之能事，甚至给中国带来灭国之痛。(www.xing528.com)
夷狄之所以非常凶险，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他们富有勇力。由于夷狄长期与禽兽为伍，既有野性，也有蛮力，而这些正为中原民族所欠缺：“夫夷狄所恃以胜中国者，朔漠荒远之乡，耐饥寒、勤畜牧、习射猎，以与禽兽争生死，故粗犷悍厉足以夺中国膏粱豢养之气。”[196]很显然，因为夷狄长期与禽兽为伍，故而“与禽兽争生死”，养成了那种彪悍作风。所以，当他们冒险进入中原之后，往往能造成巨大创伤。
在总结历史上无数次惨痛教训后，王夫之提出了对付夷狄的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就是要严守“夷夏之辨”。王夫之指出：“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未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中国之与夷狄，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197]在他看来，因为存在着气候、地域等诸多客观差异，所以造成夷狄与华夏之间不可磨灭的种种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既然是天造地设，就没有必要去试图加以调和，而且夷狄一直在给华夏族造成重大伤害，也就没有理由尝试消弭这种界限。
其次是加强边防建设，巧妙地“寓兵于农”。王夫之指出：“夫边不能无兵，边兵不可以更戍而无固心，必矣。兵之为用，有战兵焉，有守兵焉。守兵者，欲其久住，而卫家即以卫国者也。”[198]保持必要规模的军队，始终是震慑对手的必备利器。王夫之认为，不仅要有“守兵”，还要有“战兵”，二者结合才能做好防备，一旦发生不测，才能有兵可用。除了要在边防补充军队之外，还要注意在边境地区补充居民，这也是加强边防建设的重要手段，在王夫之看来，这其实也是“寓兵于农之法”。所以，王夫之赞扬晁错的“实边之策”：“晁错徙民实边之策伟矣！”[199]只有在边境地区做足各种准备工作，才能使得夷狄没有机会窥伺内地，或深入中原腹地，就此彻底消除夷狄之患。
第三，通过战争来彻底消灭对手，并且坚决反对与夷狄讲和。他认为，讲和是“利于夷狄而不利于中国”的行为，而且“利于屡胜之兵，而不利于新败之国者”。[200]王夫之首先承认夷狄是屡战屡胜，属于“屡胜之兵”，但他们其实也是“以战而强、以战而亡”[201]。所以，要想彻底战胜他们，就只有彻底消灭他们，而不是与之讲和。除了战争之外，王夫之还探讨了其他办法。他寄希望于“王者之道”，并认为这是根治边患的办法：“故王者之于戎狄，暴则惩之，顺则远之，各安其所，我不尔侵，而后尔不我虐。”[202]王夫之将夷狄分为两种：“暴”和“顺”。对于这两种族群，可以采取不同的办法：“暴则惩之，顺则远之。”也就是说，对于那些顽固反抗的夷狄，一定要使用暴力彻底加以消灭；对于那些相对顺从的，也要尽量驱赶到远离中国的荒原地带。
应当指出，王夫之的“夷夏之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的，所以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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