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战争观而言，身为儒家的王夫之，除了注意发掘和阐发孔子的学术主张之外，还明显地对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有较多认可和继承。从《读通鉴论》等书可以看出，他吸收了孙武等兵家将战争视为“国之大事”[155]的观点，同时也继承了其“慎战”和“备战”思想。与此同时，王夫之主张对战争进行积极谋划，并慎重择将，就此揭示了由“慎战”到“慎谋”的战争逻辑。
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经常会借助评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对既往军事史进行回顾，总结历代军制的得失，探讨历代用兵之失，由此而得出“兵戎者，国之大事”的结论。在论及唐代枢密院时，他强调了情报与备战的重要性：“兵戎者，国之大事，泛然而寄之六卿一官之长，执其常不恤其变，变已极，犹恐不守其常，文书期会，烦苛琐屑，以决呼吸之安危，兵无异于无兵，掌征伐者无异于未尝掌矣。属吏各持异议，胥史亦握枢机，奏报会议喧腾于廷，间谍已输于寇，于是天子有所欲为而不敢泄者，不得不寄之奄人。故曰无异于无兵，无异于无掌征伐者也。”[156]通过对枢密院运行机制的检讨，王夫之强调了战争和备战的重要性，其“国之大事”的判断，与《孙子兵法·计篇》开篇“兵者，国之大事”一语相差无几，充分说明他对孙子战争观的认同。不仅如此，王夫之同样非常赞同《左传》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57]的判断。在《读通鉴论》中，他也曾引用这句话并予以申论。[158]在解读《尚书》时，王夫之论述道：“夫兵戎之事大矣，不习而临戎，弟子舆尸之凶也。”[159]这其中除了表现出对战争的敬畏之心之外，也指出了战争“国之大事”的重要性。既然是“大事”，那就需要慎重对待，所以王夫之战争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慎战”主张。这其实和大多数兵家，尤其是和孙子的战争观，基本保持一致。孙子将战争视为“国之大事”，也看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作用和各种深重的危害，所以提醒人们“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160]，告诫人们必须对战争保持慎重态度，更不能轻易发起战争。
先秦思想家大多都会关注战争问题，并对其危害性有足够的认识。比如《管子》曰“兵事者，危物也”[161]，《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162]，都表达了类似观点。王夫之的思考，除受孙子影响之外，可能同时受到《管子》等书影响。王夫之也提出类似主张：“兵者，毒天下者也。用之而即毒，不待其多杀也。”[163]他将战争视为“毒物”，同样看到战争的巨大破坏作用。《管子》指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164]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思路明显是由“危物”的判断，再转而强调“慎谋保国”。王夫之讨论问题的逻辑与之相类，但也提出了一些新内容。王夫之首先是主张慎重谋划，指出：“天下之大，死生之故，兴废之几，非旷然超于其外者，不能入其中而转其轴……慎谋于未举事之前，坦然忘机于已举事之后。”[165]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应该是“慎谋”，强调在决策之前的慎重谋划，只有做到了慎重谋划，才能在“举事之后”做到“坦然忘机”。相比《管子》，王夫之的论述稍显烦琐，但主要观点仍保持一致。
在强调“慎谋”的同时，王夫之也反对战略决策时的犹豫不决。他认为在战争这种重大决策中，除了慎重谋划之外，还必须具有一定的胆魄和勇气。王夫之对“勇”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勇者，非气矜也，泊然于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166]也就是说，勇敢并不是鲁莽，必须在做到淡泊生死的同时，不失去必要的揣度。所以这里的“度”，也含有“慎谋”之义。也就是说，战争决策必须做到“慎谋”与“果敢”的统一，这二者并不矛盾。王夫之还举出汉光武帝作为例证，赞扬他进行决策时张弛有度，不争一时之先，决策中却蕴含着过人的大智慧，所以才能取得成功。王夫之指出，一方之所以能在战争中战胜另一方，不外乎“谋”和“勇”：“兵之所取胜者，谋也、勇也，二者尽之矣。”[167]勇，是指战阵之中奋勇拼杀；谋，则是指谋划进退时能谋善断。两军相敌之时，双方都会进行谋划，更善谋划的一方才有机会掌握“扼吭抵虚，声左击右，阳进阴退之术”[168]，才能掌握战争主动权，赢得战争的胜利。王夫之慎重谋划战争的基本主张与孙子、管子等没有太多差别，但他强调慎谋与果敢相统一，则显出其更加周全的考虑。
不仅如此，王夫之还借助于阐发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指出“慎”与“惧”的区别，试图更加明晰地点明“慎”的含义。在《读通鉴论》中，他有这样一段论述：“然则孔子之于战也慎，于行军也惧，又何以称焉？夫列兵千里，尺护而寸防之，岂其能惧哉？栉比株连以外蔽而安处其中，则心为之适然而忘忧。寇之来也，于彼乎，于此乎，我皆有以防之，则一处败而声息先闻，固可自全以退，而无忽出吾后以夹攻之患。于是乎而惧之情永忘，弗惧也，则亦无所慎矣。若夫惧以慎者，一与一相当，虔矫三军，履死地而生之，曾是瓜分棋布为能慎也与？不战而慎，未临事而惧先之，不败何待焉？”[169]在王夫之看来，只有实力完全超过别人，敌我之间相差悬殊，而且我方握有万全之策，才能充分保证战阵之间的无所畏惧。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无所谓“慎”。就防守而言，一旦“列兵千里”，做好了严密的准备工作，那么无论敌寇来或不来，都可以非常坦然地“安处其中”，甚至是“适然而忘忧”。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些，尤其是两军实力相当，己方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时，就需要保持应有的戒惧之心，必须慎重对待和慎重谋划。(www.xing528.com)
对待战争决策需要慎重，选择将帅同样需要慎重。对于择将，王夫之也有不少论述。王夫之指出：“夫任将以军，而精于择将，慎于持权，天子之明威行于万里，而不假新进喜功之徒、挠长子之权，夫乃谓之将将。”[170]当然，无论是“精于择将”，还是“慎于持权”，其实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难就难在识人。王夫之指出，即便是睿智如诸葛亮，也会出现用人方面的失误：“武侯之任人，一失于马谡，再失于李严，诚哉知人之难也。”[171]再比如曹操，他一直以善于用人见长，用好了诸如荀彧、郭嘉、钟繇、贾诩等一批能臣，而且是“所任而无不称”，但仍然不能洞察像司马懿这样的大奸之徒：“不能烛司马懿之奸。”[172]由此可见识人之难和择人之难。
“识人”为何如此之难，王夫之分析认为，主要包含了这几个方面的原因：“暗者不足以知，而明察者即以明察为所蔽；妄者不足以知，而端方者即以端方为所蔽。”[173]也就是说，这其中交缠着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既有用人方的原因，也有被用方的原因。两方面因素如果叠加在一起，那就更会造成更大的困难，所以才会出现各种识人之难。但是，尽管识人具有各种难处，但还是要谨慎对待，力争做到知人善任，因为“动静之得失在人”[174]，这是关系到家国命运的大事：“谋人家国者，可不慎哉！”[175]
因此，王夫之论述“国之大事”，落脚点还在如何用人，尤其是如何用将。在《孙子兵法·计篇》中，孙子论证战争为“国之大事”，只用了“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等寥寥数语，非常言简意赅，但也缺少体系更为严密的证明。王夫之观点与之相似，但思考已进入另一番天地。他不仅是从危害性方面考虑，还提出了可能解决的办法，于是就这一论题继续深入，进一步探讨了战争决策与战争指挥问题，还特意提醒人们防止宦官弄权，在做好慎重择将的同时，也要做到慎重用人。王夫之主张，必须给将领充分的统兵权和指挥权，一定要防止宦官干预军机大事，尤其要防止他们侵夺战场指挥权。在王夫之看来，唐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灭亡：“唐始置枢密使以司戎事，而以宦官为之，遂覆天下。”[176]因此他认为，军政大权一定不能交到宦官手里，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泄露军情、贻误战机等现象，进而直接影响到战争结果。在王夫之看来，能够慎重对待将领，其实就是慎重对待“大事”。
与慎重对待将领相一致，王夫之主张给予武将相应的决策权和指挥权。他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此例戎，其可使宰相方总百揆而兼任之乎？”[177]王夫之反对用宰相这样的文官总揽军机大事，而是强调了军事指挥机构的独立指挥权，并高度强调军令畅通和号令统一。他分析指出，兵部所掌管的是兵籍之常，枢密院所统领的是战守之变，无论是进退之道还是奇正之法，都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战争筹划必须既要做到“经画之密，审于始终”，也要做到“文字不得而传，语言不得而泄”，因为这是“上承人主帷帟之谋，遥领主帅死生之命”的大事。[178]对于这样的“大事”，托付给那些专门之才尚且担心其无法胜任，更不要说交给那些杂务缠身之人。至于宰相，就是这样杂务缠身之人，因此他没有精力和能力担负起如此重任，也没有能力进行合理的决断。王夫之认为，一旦国家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就“无异于无兵，无异于无掌征伐者也”[179]，一定会遭到彻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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