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研军事地理学：探索战守兼得之谋

自从二十七岁那年秋试被黜之后，顾炎武就决定放弃功名之念，一面读万卷书，一面行万里路，倾心于经世致用之学。对于顾炎武的这段人生经历，全祖望曾有总结：“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138]顾炎武尤其注意辑录古代史书中有关地理沿革的记载，留心总结山川形势等地理条件，并结合历史变迁和时代变化研讨其对用兵的影响。顾炎武由此而纵论天下地理形势，既注意结合历代教训，又重点关注战略层面，目的无非是为了寻找“战守兼得之谋”，寻找“用兵之上术”^[139]。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政权偏安于南方，与北方形成或长或短的对抗，比如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等。顾炎武对这八代政权的兴亡进行考察，认为最能影响天下形势的要数荆襄、巴蜀、两淮和山东。对这几个地方，顾炎武以人体为喻，各自找到了对应位置：“尝历考八代兴亡之故，中天下而论之，窃以为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领，而两淮、山东，其背也。”^[140]也就是说，巴蜀是脖颈，荆襄是咽喉，两淮和山东则是脊背，而长江则是供血之脉，从而将这几处联系在一起，使得山川形势成为一个整体。就人体而言，脖颈、咽喉和脊背都是关乎性命的关键部位，天下兴亡则与荆襄、巴蜀、两淮和山东这几处关键地区息息相关。

顾炎武以吴国灭亡为例，指出其守土要塞是长江，一旦这道天险被晋国所占有，就会危在旦夕。南唐在失去淮南之后，只能以长江为境，国力于是渐渐不支。南宋偏安于临安，与金人结盟后，中间曾以淮河流域为界，尚且能与金人和蒙古相抗争，但是在丢失蜀地和襄阳、樊城之后，终于一溃千里，再无重整河山的机会。

结合朝代的更迭，顾炎武进一步以蜀地为例论述地理形势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蜀地为“天下之领”，原因就在于这里占据了天下之上流。所以过去那些在南方立国的政权，都是先丢失蜀地之后，接着便陷入危亡之境：“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141]蜀自为一国时，尚且可以苟安，一旦合于中原，则可以并天下之力，加之占据上流之势，因此可以对敌我双方形势产生重要影响。历史上也确实不断出现这样的战例，比如王浚自巴丘东下，刘整先谋蜀地再图宋，都按照这一路数展开，都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蜀地的重要性。所以，南方政权要想取得稳固的局面，必须先要固守蜀地。蜀地不仅富有，而且始终是战略要地，占据蜀地则拥有与天下争雄的机会。

至于荆襄一带，则是联结中原和巴蜀的咽喉之地。顾炎武列举前贤的分析结论，对其进行论证。比如赵鼎认为，“经营中原自关中始，经营关中自蜀始，幸蜀自荆襄始”^[142]；陈亮认为，“荆襄据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关洛，楚人用之虎视齐晋，与秦争帝。东晋以来，设重镇以扼中原”^[143]；孟珙认为，“襄樊，国之根本，百战复之，当加经理”^[144]，都纷纷指出荆襄的重要性。顾炎武指出，宋代有识之士都已看出荆襄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遗憾的是并没能阻止宋代的灭亡。因为元人取宋，正是从襄阳、樊城进入湖北。为争夺此地，元人花费了很大精力：“以天下之力围二城者五年。”^[145]但是，一旦等他们渡过长江之后，不到两年便可以直取临安。这一历史教训，也充分说明了荆襄地区的重要性。

接下来，顾炎武结合历代兴亡，进一步分析了天下形势，从而得出关于防守与进攻的研究心得。第一，就防守而言，重点是守淮和守徐泗：“古之善守者，所凭在险，而必使力有余于险之外，守淮者不于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于两淮。此则我之战守有余地，而国势可振。故阻两淮急。”^[146]第二，就进攻来说，必须先夺占如蜀地这种战略要地：“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后可以制人。英雄无用武之地，则事不集……此用兵先得地势也。”^[147]顾炎武探讨这些攻守之策，其目的无非是为南明政权找到北伐的方略。他认为，必须牢牢占据诸如荆襄这样的险要地带，再用心经营淮河流域，在筑牢根基之后，再抓住敌方的空虚之处发起反攻，如此则大功可成。在顾炎武看来，这才是“战守兼得之谋，而用兵之上术”^[148]。(www.xing528.com)

顾炎武长期关注天下地理形势，由此而写出《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这两部书，前者侧重于记述山川地理形势和险关要塞，后者则详细记载各地疆域、物产、赋税、水利、兵防等资料，都是古代地理学的重要著作。

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中，顾炎武自称因为“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所以“退而读书”，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149]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为“舆地之记”，即记录历史地理资料，其二为“利病之书”，也即探究地理形势的利害和得失。顾炎武深感兵要地理的重要性，所以在这本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山川形势、关隘城堡、岛礁海岸等都有详细记载，在此基础之上再对相应的兵力布置、粮草供应、赋役水利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包括各地农民起义及社会动乱等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和分析。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中，顾炎武自称“年老善忘”，对于前后异辞已经不能一一刊正，所以“姑以初稿存之箧中，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150]这些显然是他的自谦之词。顾炎武此书，已经足以启迪后世，至少为人们研究当时的地理沿革情况、分析地理形势和得失等，都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珍贵资料。在讨论地理条件时，顾炎武注意到全局与部分、内地与边疆、中国与外国这几方面的关系，这也体现出超越前人的见识。^[151]

《肇域志》则为《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姊妹篇。此书专述地理，几乎可称明代地理总志。按照顾炎武的自述，“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大明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年来糊口四方，未遑删订，以成一家之书”^[152]。在《肇域志》中，顾炎武旁征博引，内容涉及建置、沿革、山川、名胜、水利、贡赋等多个方面。他大量取材《大明一统志》、“二十一史”、明代历朝实录和奏疏、文集等，同时参阅明代及清初方志达一千多种。书中有不少引用的方志和文集已经失传，故本书的史料价值便更显可贵。当然，作者积“二十余年之苦心”^[153]，为后人鉴往知来提供帮助。这其中同样体现的是经世致用思想，是顾炎武一以贯之的著述精神，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顾炎武精心研究地理学，探析天下郡国利病，试图为南明政权寻找救亡之策，表达出坚定的反清复明之志。在《日知录》一书中，同样可以看出顾炎武借助历史地理研究来达成鉴往知来目标的研究思路。比如在《长城》一条，他先是考订春秋战国之世，“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接着又简要考订秦汉以降历代修筑长城的历史，记录了“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的过程，^[154]也简要点评其在御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长城沿革历史的回顾，对历代军事斗争的总结，其实也是对长城的现实价值寄予了几分怀想。顾炎武的“战守兼得之谋”和“用兵之上术”等，同样蕴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