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足食足兵与待人也仁的战争观

在《论语·颜渊》中记载有“子贡问政”的故事。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也就是说，只有做到了“足食”和“足兵”，也即“仓廪实”和“武备修”，才能行教化，让民信于我，也即争取到“民信”。也就是说，“足食”和“足兵”是“民信”的基本前提。所以，孔子关于战争或战备问题的看法，原本态度非常明确，没想到子贡非得钻牛角尖，不停地追问孔子。他先是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只好表态说：“去兵。”没想到这个爱钻牛角尖的学生还要继续追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只得继续回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53]

这段师生问对非常有趣，这些趣味几乎都是由爱钻牛角尖的子贡带来的。因为子贡的执拗，出现了一道单项选择题，而且是将前提和结果混在了一起，逼着老师去选择。孔子也很有趣，在子贡的追问之下，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原本所设立的那三个概念是因果关系，而非并列关系，于是煞有介事地选择了“民信”，还借题发挥说了一通“民无信不立”之类的大道理。不管如何，孔子在这段话中对于“兵”的态度是前后不一的，所以也就无怪乎后人的解读歧义百出。其中较为典型的可以举出两种，比如有的研究学者认为孔子有富国强兵思想，比如钮先钟。^[54]另有学者则指出，孔子认为，“立国的根本在于人民的信任。与之相比，粮食是次要的，军备更次之”^[55]。也就是说，所谓富国强兵主张，在孔子这里纯属乌有。

传统儒者也会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孔子究竟有没有富国强兵思想，顾炎武是“宁愿信其有”的一派。在《日知录》中，顾炎武有专门篇章讨论这个问题，注重阐发孔子富国强兵思想。^[56]顾炎武先是引用《诗经·大雅·公刘》中“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一句，论证了“国所以足食”的道理，又引用《尚书·费誓》中“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一句论证“国所以足兵”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如果做好了充足的军事准备工作，召穆公就不会死于淮夷之役。

当然，在顾炎武心目中，“食”的地位要高于“兵”。在他看来，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即便是依靠耕田用的农具也可暂时应对：“苟其事变之来而有所不及备，则耰锄白梃可以为兵。”^[57]所以，虽然“兵”非常重要，但仍然“不可阙食以修兵”^[58]。在冷兵器时代这种特定历史时期，可以依靠农具作战，但随着战争历史的发展和军事科技水平的提高，渐渐变得不现实。顾炎武之所以强调农具可以替代兵器，目的只是为了将“食”与“兵”摆好座次，却也由此暴露出其书生论兵的迂阔。

虽说地位不如“食”，“兵”仍然非常重要。这一点，顾炎武看得非常清楚。既然如此重要，孔子为何说可以“去兵”呢，顾炎武给出的另外一种解释：“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59]也就是说，孔子所说的“兵”和我们所理解的“兵”并不是一个概念。孔子所说的“兵”，是“兵器”的意思，并不是“武备”。顾炎武指出，到了秦汉以后，才有了“谓执兵之人为兵”这类观点出现：“以执兵之人为兵，犹之以被甲之士为甲。”有学者指出，“谓执兵之人为兵”，可能春秋已然，而非顾炎武所说“秦汉以下”。^[60]也就是说，顾炎武此言明显是在为孔子进行曲折维护，也许正是“六经注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富国强兵理想。也就是说，“国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61]，才是顾炎武对于战争问题的基本态度。

除了重视阐发孔子“足食足兵”思想之外，顾炎武也非常重视宣扬儒家的“仁义学说”。顾炎武相信上古的先王在用兵之时都是本着一副仁义之心：“盖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杀而待人也仁。”^[62]这里的“不杀”，是说先王用兵皆本于仁义，在战争过程中不以杀人为目标。顾炎武指出，周公东征之役，只是诛杀事主武庚和谋主管叔，并没有滥杀无辜。“待人也仁”是指对待战俘及难民，同样是本着仁义之心。例如就“迁殷顽民于雒邑”一事，顾炎武就有“求仁得仁”的理解。他指出，周公东征之役结束后，对那些被无辜裹挟卷入战争的民众，不仅“无连坐并诛之法”，而且“不忍弃之四裔”^[63]，故将其安置于雒邑，给他们重新找到安居乐业的机会。(www.xing528.com)

其实，不管先王是否果真按照“仁义”原则指挥战争或处理战后问题，顾炎武这种分析问题的态度倒完全是“求仁而得仁”^[64]的模式，说明他骨子里透着儒者的本色。本着这颗“仁义之心”，顾炎武认为战争也不应以“杀人”为目标，而应以“服人”为目标。在这基础之上，他借古时车战的兴废进一步说明这一道理：“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65]从车战到步战和骑战，战争样式和作战规模都得到极大改变，士卒的生命变得更加低贱，加之法家“尚首功”政策的进一步刺激，战争中确实产生了更大的伤亡。顾炎武认为，这种杀人游戏并不符合先王的用兵之道，只能毒害天下。在车战模式下，军队保持着“节制之师”的形象，始终以“服人”为作战目标。在他看来，正是随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变革出现，先王那种“不期于多杀”的仁义观念，都逐渐被丢弃。

从“一器之微”，顾炎武同样可以基于“仁义”加以分析。比如对于金铎、木铎的使用，顾炎武认为这是先王本于仁义思想而为之：“金铎所以令军中，木铎所以令国中，此先王仁义之用也。”^[66]顾炎武认为，由此可以找到战争爆发的原因：“鼓吹，军中之乐也，非统军之官不用，今则文官用之，士庶人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器遍于国中，而兵由此起矣。”^[67]金革之器遍布于国中，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会导致很多人都有机会做出杀人越货的违法之举，各类纷争也会由此而起。

信奉儒家“仁义学说”的顾炎武，认为上古时期商汤、武王等人的治军思想都饱含“仁义”。他对纪律之“律”有着自己的理解：“以汤、武之仁义为心，以桓、文之节制为用，斯之谓律。”^[68]可见，“仁义”和“节制”可谓表里相合，“仁义为心”是里，“节制为用”为表。虽说将帅必须严格治军，同样还必须尊奉仁义之道。在处理其他问题时，顾炎武也会首先想到“仁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品评时，他同样多以仁义为标尺。比如在《旧唐书·德宗纪》中记载有崔从论兵之事。看到御史大夫崔从奏报“兵戎未息，仕进颇多”的现象，顾炎武联想起孟子的话——“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希望人们多用“仁义之心”来处理这些纷争。^[69]在他看来，如果人人都有仁义之心，那么国家也就“必有得人之庆”^[70]。这种呼吁多少夹杂着一丝书生气，却也可以看出他对儒家的“仁义学说”有着非常坚定的信仰。

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已为人们所熟知，他在讨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时，曾提及“仁义”。他说，“亡国”是易姓改号而已，“亡天下”才可怕，因为这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71]既然是“仁义充塞”，为何还会导致“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呢？这是“仁义”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吗？想必不是。所以，笔者似有必要推测一下其时他对“仁义”的态度。在笔者看来，顾炎武这里论及“仁义”，该是老子“大道废，有仁义”^[72]的逻辑。天下既然已经灭亡，“仁义”也随之而亡，需要重新重视和提倡“仁义”。但是，即便再提倡“仁义”，努力开展教化之举，仍然无法改变“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局面。所以，顾炎武这里提及“仁义”，其立足点是对世风的批判，他信奉儒家“仁义学说”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对于历史事件大量进行品评，其中也透露出他对儒家的“仁”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反对将朝代的灭亡原因简单归结于统治者没有推行“仁义”，而是主张找到更加真实而具体的原因。比如，他在分析殷纣灭亡的原因时认为，“法制废弛，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73]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他反对将“不仁”作为殷纣灭亡更为主要的原因：“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74]在这里，他更加突出强调的是法制的作用，而不再是依照部分传统儒家的论调，将“仁义不施”作为其灭亡的首要因素^[75]，这说明他对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对儒家的“仁”，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认识，并不是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