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直身处战祸连年的明末乱世之中，黄宗羲对战争现象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一方面是看到了战争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巨大破坏力，另一方面也曾长期浸淫儒家经典，所以他对战争的认识态度，继承传统儒家较多。也就是说，他基本是立足于儒家，尤其是孟子的“仁义观”，来看待战争现象，并批判战争行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孟子师说》中看出来。
黄宗羲首先是从“仁义观”出发，严厉地批判战争，分析战争的巨大危害性。他认为，历代统治者往往都是丢掉了“仁义”之心，仅从满足私欲出发而发起连绵的战争：“白起发一疑心，坑四十万人如虮虱；石崇发一快心，截蛾眉如刍俑；李斯发一饕心，横尸四海；杨国忠发一疾心，激祸百年。战国之君，杀人盈城盈野，只是欲独乐耳。”[1]在他看来，白起、石崇、李斯、杨国忠这些人因为一念之差就导致横尸遍野，战国时期的国君只是为了一己之私欲而导致生灵涂炭，这都是全天下人的悲哀。
黄宗羲并且从“仁义观”出发，区分了“王道”和“霸道”：
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术：事功本之心术者，所谓“由仁义行”，王道也；只从迹上模仿，虽件件是王者之事，所谓“行仁义”者，霸也。不必说到王天下，即一国所为之事，自有王霸之不同，奈何后人必欲说“得天下方谓之王”也！[2]
在黄宗羲看来，判断是“王道”还是“霸道”，不能看所谓“事功”，而要看“心术”，需要看统治者是不是从内心尊奉“仁义学说”。如果动机不纯，或心术不正，即便在表面上看是行“仁义”，但只能算是“霸道”。反之，如果是从内心深处心悦诚服地接受“仁义”，那就不可能再去发动战争，也不会给天下百姓带来各种危害，才有可能去实现“王天下”的“王道”。
黄宗羲再由“仁义观”出发，对战争的根源进行了探讨，认为是国君或统治者的贪欲，不断酿成战争悲剧。他认为，很多纷争都是税收不当所致，也可以说，是过于苛刻的税收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社会秩序，引发了无穷的战乱。黄宗羲曾深入研究古代的赋税制度，也由此而得出结论：“天下之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3]在他看来，因为统治者不愿意推行仁政，过分纵容自己的贪婪欲望，故而导致各种社会危机出现。他进而以孟子所处的时代进行分析，认为战国时期也是因为诸侯太过贪婪而导致无穷的战祸：“无不以强战为事，至使生民涂炭，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皆是善战者导之。”[4]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孟子的“仁义学说”可以发挥作用——“孟子与诸侯言仁义，无非欲息此杀机”[5]。因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税法的不当，在于统治者的贪得无厌。他们破坏了原来的“井田制”，希望霸占更多的财产，由此而引发纷争：“‘辟草莱任土地’者，井田之法，九百亩之中为公田者百亩而已，其八百亩，一无所税也。任土地，则九百亩皆有税，如今两税所行，则尺寸之土地，尽为公田矣。兵食不足，不得不出于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6](www.xing528.com)
对于上古的“井田制”，黄宗羲一直推崇有加。在《“有布缕之征”章》中，他对上古的税法进行了描述，认为其时分为“粟米之征”和“力役之征”：“‘粟米之征’，唐之所谓租也；‘力役之征’，唐之所谓庸也。”[7]三代之所以是黄金时期和强盛时期，就是因为实行了“井田之制”，统治者从不会无故占用民众财产：“民但助耕公田，未尝征其粟米也”，“未尝取具于民间”。至于“力役之征”，也有节制：“三十夫使出马一匹，甲士一人，步卒二人；三百夫出革车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三千夫出革车十乘，甲士百人，步卒二百人；三万夫出革车百乘，甲士千人，步卒二千人。”[8]但是这些税法，在战国之世都遭到彻底破坏：“据孟子之言，其时赋法之厉民，尽破三代之制矣。”[9]所以战国时期，一切都已经是衰世之征：民众疲困，战争频仍，永无宁日。这都是因为统治者彻底丢失了“仁义之心”，转而变得欲壑难填。所以，他相信儒家的理论，乱象都是因为井田制遭到破坏而致：“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10]
至于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在黄宗羲眼里，也都是“不仁者”。也就是说，他们丢失了“仁义之心”。他们实则是从诸侯的喜好出发，不断地在诸侯之间挑起纷争，战争也由此而生。黄宗羲指出：“不仁者，指当时游说之士也，其言无非兴兵构怨之事，故言‘安危’‘利灾’‘乐亡’。‘其’者，谓当时之诸侯也，皆因诸侯喜与之言，由是有败亡之祸。‘孺子’以下，言诸侯好大喜功，故彼得进其说。若人主心地清明，则善言易入；心地昏浊，则邪说自来。犹之沧浪之水，自取其荣辱，非说士之能也。‘自侮’以下，推广言之，无不皆然也。”[11]那么，战争现象如何得到消解呢？黄宗羲认为，仍然只能依靠大力推行孟子的仁义学说才行。孟子的理论一经推行，则“兵气销为日月光，真是点铁成金手段”[12]。可以看出，黄宗羲的战争观，基本是遵从孟子而来。因此，他积极赞同孟子的“罢兵”主张，因为连绵不绝的战争已经使得民生凋敝。在黄宗羲看来，战国时期以孟子的“罢兵”为当时第一急务，明末也是如此，而且这也与《论语》“使民以时”的论调保持一致，体现了古仁人之心。[13]
在《宋牼章》篇，黄宗羲指出：“战国之君但知有利不利。”[14]因为这些君主过于短视，只能看到眼前之利，完全看不到“仁义”所带来的长期利益，所以不仅导致“害在人身”，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战争现象的发生：“战国之君，但知有利不利，故策士得行其说。以利不利说之，则兵可罢；以仁义说之，则兵未必可罢。然而孟子必欲以仁义易利者，兵不罢，则害在人身，唯利自视，则害在心术也。”[15]众所周知，孟子有一个著名的主张认为，只有那些不爱好杀人的帝王，才能赢得天下之心，并最终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不嗜杀人者能一之。”[16]他的这一判断，并不符合战国的实情，因为在战国末期，秦国正是依靠血腥暴力和大量杀人才统一了天下。有人举出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及宋太祖等四位帝王，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皆以不嗜杀人致之”[17]，这其实多少是在替孟子打圆场，也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但这种论调得到了黄宗羲的极大欣赏。总之，不管孟子所论是否符合史实，或是否在理，他的主张都会得到黄宗羲的热烈赞同。从《孟子师说》这个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出，黄宗羲实则一直以孟子为师，以阐发孟子的学说作为己任。既然如此，黄宗羲在战争观上因袭孟子，便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本于“仁义”的战争观之外，黄宗羲的“夷夏之辨”也基本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这一点在《留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王汎森指出，《留书》与《明夷待访录》的许多内容相似，唯独涉及夷夏之辨等文字被删削殆尽，故此，《留书》是“种族版”，《明夷待访录》是“新朝版”。[18]在《留书》中，黄宗羲认为，天下最大的祸患就是夷狄。在他看来，夷狄之所以会祸害中国，就在于他们破坏了中原的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等。中原华夏民族，即便没有与之进行大规模交战，也会导致兵疲民困：“历观夷狄之取中国也，其平时累入以挠之，重构以瘠之，相与守之数十年，中国未有不困绌。”[19]
在目睹了清兵入关的种种祸乱之后，黄宗羲更加坚守“夷夏之辨”，视夷狄犹“禽兽”。他坚持认为，中国和夷狄始终存在内外之别：“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即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为不失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将必与之。使天地亟去撑犁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20]我们从上述这段话中，既可以看出黄宗羲植根于儒家的传统夷夏观念，也可以感受到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这些内容对他的战争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身受亡国之痛，黄宗羲对清朝越发痛恨，始终不肯做顺民或入朝为官，只愿做明朝的一介遗民，这说明他始终身体力行地履行自己的夷夏观。当然，他的夷夏观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是带着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