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工作本是军事斗争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两军交战之前，首先必须探明敌情，做好情报保障。谋略的运用，谍报工作与反情报工作始终贯穿其中。春秋末期的孙子，敢于突破古军礼的束缚，将用间和情报工作摆到突出位置，是唯物精神的体现。但是，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儒生将用间视为可耻行为，是依靠不法手段窃取利益。《孙子兵法·用间篇》因为记录了伊挚、吕牙为间的历史，曾此遭到儒者的诋毁：“《困学纪闻》云：伊、吕圣人之耦，此战国辩士之诬圣贤。”至于《鬼谷子》等探讨阴谋之术的著述，更被人们长期轻视。朱逢甲对这些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伊尹圣之任者，拯民水火。即身为间，何伤？伯厚（按，王应麟之字）拘儒，识隘未化。孙子之言，当自有据，未可臆驳。”[220]在朱逢甲看来，那些为捍卫圣贤形象而极力否定用间的儒者，其实都是冥顽不化的迂腐之人。
为强调用间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引导人们正确对待情报工作，《间书》采取的是以儒驳儒的手法。[221]朱逢甲历数儒家心目中那些圣人的行间事迹，同时也大量引用了儒家经典中一些讨论情报工作的文字，对此加以反驳。比如孔子的高徒子贡，就曾依靠用间而成功救鲁。[222]又指出：“周公撰《周礼》，所言之‘邦汋’即间也。”[223]除此之外，朱逢甲还大量援引古代兵书证明用间之重要。《间书》有云：“古兵书若《孙子》《吴子》皆重用间。必用间，乃能先知敌情。必用间，乃能离散敌众也。”[224]又云：“古名将若李牧、信陵、韩信、李光弼之伦，亦皆重用间。”[225]朱逢甲通过大量历史典籍和历史人物来说明情报工作之重要，非常具有说服力。
由此出发，《间书》更进一步强调了情报工作对于军事斗争的作用：“用兵贵知己知彼。而欲知彼，则必用间乃能知。且知，贵知之于事先。敌将至得为备，敌非至得毋恐。”[226]又指出：“进退之当，全在使间一视。今之军行进止，可不间视哉？……欲知虚实，在先用间。”[227]上述观点，既有对《孙子兵法》继承的一面，也有自己的引申。对情报工作重要作用的认识和提倡，延续了孙子以来古代兵家的可贵传统。(www.xing528.com)
朱逢甲在强调情报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时，也有过头之处。在《自序》中，朱逢甲认为，当财政困难并不足以支持战争需要时，可以通过用间来解决问题。当军队怯战，士卒丧失战斗力时，可以通过用间来改变局面……在他眼中，用间是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228]的重要手段。这种观点显然有点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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