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谋略：以谋攻人与战必以权

如前所述，汪绂曾说“七子之中，论机变则孙子为长”^[195]，对孙子的机变之术给予了充分肯定。在讨论战术思想时，汪绂除了高举孙子“谋攻之术”，深入挖掘孙子的战术思想之外，也着力对《吴子》等战术思想进行了阐发。

在品评《孙子兵法·计篇》时，汪绂不可避免地论及孙子的“诡道十二法”。他称这些诡道之法为“因利制权之事”和“纯用机权”，但对其既有褒也有贬，一方面承认这种“机权”为兵家“所不可废”，另一方面也指称其为“奸险之谋，终非王者之道”：“前段所言皆堂堂正正之师，至此段则纯用机权，而孙子之情见矣。夫机权亦兵家所不可废，即能而示之不能，以下数事实亦用兵之常、潜虑密谋之道，但内中亦有过于闭藏之事，奸险之谋，终非王者之道也。尤怪其更下一‘诡’字，遂使千古用兵者以为借口。”^[196]由此可见，汪绂对孙子的“诡”字尤其不能认同。在他看来，用兵的取胜之道存在很多种，并非都是仰仗“诡”道。相较“诡道”，汪绂更加认同“五事七计”：“一曰用诡，无所不至矣，终当以‘五事七计’为本。”^[197]

没想到的是，到了品评《谋攻篇》时，汪绂意外地又对孙子的“谋攻之术”评价甚高，称赞孙子“以谋攻敌”是用兵之最高目标，而且深得“谋攻之旨”。他首先指出，所谓谋攻的要义，就是“以谋攻人而不以兵攻人也”^[198]。要想实现“以谋攻人”的目标，就必须努力做到“以全人之国为攻人之谋，即以伐人之谋为攻谋之策”^[199]。孙子论“谋攻之道”，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作为目标。之所以会有如此认识，是因为他对于攻城之灾有着清醒认识。对于这种攻城之灾，孙子也进行了简单总结，除了耗时耗力耗财之外，更会有生命的巨大损失：“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200]从中可以看出，孙子所指损失尚且是单方面的，主要是指进攻方的损失，但汪绂的认识已经超出这些。在汪绂看来，这种攻城野战必然会给攻防双方都带来巨大的损失，也即“彼我交伤，胜负兼病”，所以一定不会是所谓“争全利之道”。^[201]既然如此，那就必须努力加以避免。

因此，汪绂欣赏孙子的谋攻之道，并在孙子的基础上总结出他的“争全利之道”，指出：“度彼我之情，揆众寡之用，收兆庶之心，为不虞之备，专阃外之权，万全而动，则胜形已可见而攻不在兵矣，此谋攻之旨也。知彼知己为用兵之要，千古之胜负，无出此章。”^[202]从中可以看出，汪绂继续坚定地主张“以谋攻人”，而且注重研究谋攻之策，还对掌握敌我之情，也即衡量众寡之用等给予强调。总之，只有充分做好战争准备，掌握了必胜条件，才能论及谋攻之道。孙子的谋攻之道以“知彼知己”为基础，汪绂对此不仅积极认同，而且极力予以赞赏，称赞其为“用兵之要”。

通过考察汪绂对《孙子兵法》的评价可知，他对兵家使用“机权之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这或许是因为他对战争的特殊性有所认知，对战争的多变性也有充分认识。由此出发，他格外强调“机权”或“权变”，既强调因机应变，也主张因敌而变，更提倡因时而变。因此，他在品评《孙子兵法·计篇》时，突出强调“因利制权者，盖临事而慎全胜之道也”^[203]。在评论《尉缭子》时，他也特意指出，“战必以权，权衷于道，道本于神明，此大儒之论，性命之理也。权者，时中之义”^[204]。不仅如此，汪绂还对孙子之“权”和尉缭子之“权”进行了对比，指出：“尉子之权与孙子之权不同。”^[205]遗憾的是，对于具体不同之处，汪绂并没有继续探究。(www.xing528.com)

在评论《尉缭子》的《攻权》和《守权》两篇时，汪绂指出，“此二篇正孙子所谓‘悬权而动’者也”^[206]，也对“权”的内涵及作用继续加以申论。比如，他认为，“权生于心，心静力专而后权见”，这其实是强调了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善于权变在于个人。另外，他还指出：“权定于先，不肯为轻率之动也。”这是主张抢在敌方之前使出权变之术，力争掌握先机，由权变争取主动权。不仅如此，他在《守权》的结尾之处也对“权”进行了深入论述，指出：“示之不诚，此略用机巧处，然兵家之常也，‘守权’二字结通篇之意。凡高城深池，或待救，或不能待救，或救而示之不诚，皆因时制宜，此‘权’之谓也。”^[207]在这里，汪绂提出的“因时制宜”等主张，虽然可以从孙子“因敌而制胜”等论述中找到影子，但也对“权”赋予了新的内涵。

对于孙子“因敌而制胜”等论述，汪绂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所谓“因时制宜”也即“因敌制权”。除了“因时制宜”之外，汪绂多次提及“因”的概念。比如在品评《司马法·定爵》时，他说“先时豫备，临事详审，因机应变而已”^[208]，从而提出了“因机应变”的主张；在品评《吴子·治兵》时，他说“为将者，所宜因时制变者也”^[209]，就此提出“因时制变”的建议。这些观点，总体上与孙子“因敌而制胜”的精神保持相通，但如果仔细加以推敲，还是可以发现其中存有若干差别。

众所周知，“奇正”为古典兵学中一对重要范畴，也是汪绂重点关注的内容。孙子对“奇正”有大段论述，汪绂品评《孙子兵法·势篇》时也对此着重加以申论，借机提出了自己对“奇正”的认识：“奇正之术非一：先合为正，后以败敌为奇；中出为正，左右为奇；众合为正，将自出为奇；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合而以散为奇，散则以合为奇；阵之四正为正，四隅为奇。”^[210]从中可见，汪绂对孙子的“奇正”大胆进行了补充，对何为正何为奇，都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汪绂还探讨了奇正的运用之术，强调了灵活多变这一要求。他说：“至于用之之妙，则以奇为正，以正为奇，无莫非正，亦无莫非奇，变化莫测，敌不可窥，此即其深于奇正者也。”^[211]也就是说，使用奇正之法时，一定不能拘泥于常法，而是要巧妙变化，这才能收取无穷变化的效果，令敌军难以揣测。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有不少关于“奇正”的精彩论述，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句是“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212]。汪绂关于“奇正”的理解，显然受到该书很大影响。《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以及“无不正，无不奇”等精彩论述，都被汪绂先后借用。

如果说前面所论有袭用前贤的嫌疑的话，汪绂将“势”与“奇正”联系在一起，则立即现出新意。他说：“势即奇正之势，节如中节之节，正所以用奇正者也。奇正固当妙于无穷，而用奇正者，尤当迅烈以疾，以使人莫测，则发无不中也。势节二字，不出奇正之外。”^[213]孙子在论“势”时，给予“奇正”很多篇幅，想必在他看来，这二者之间也有紧密联系。到汪绂这里，则是直接将二者等同起来，指出“势即奇正之势”。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势节二字，不出奇正之外”，这些论述都不乏新意。为了强化这一认识，汪绂在《势篇》结尾处，再次就此论题展开论述：“势不外于奇正，势有奇正，犹阴阳之阖辟，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其势然也。”^[214]在一阖一辟之间，就会产生如阴阳般的变化，“善辟者必先阖”，如同“善阖者必先辟”一样。在汪绂看来，奇正之势的变化也是如此。而且，奇正既无定形，也无定用，“犹阴阳之不为典要”。^[215]兵势之所以能够产生奇正相生的变化，就在于“分数明，金鼓清，旗帜明”^[216]。也就是说，奇正的变化，主要依靠指挥员的出色调动和合理掌控。因此高明的指挥员，一定要善于把握各种变局，善于使用各种变法，才能做到出奇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