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为固与赏罚之用的优秀治军思想

就治军而言，汪绂也颇有研究心得。他总结古代治军要点在于“节制”，指出：“用兵之道，莫要于节制。节制之法，必先于教习。”^[173]接下来，汪绂强调了“教”的重要性，指出：“善用兵者，未有不先之以教者矣。”^[174]这里的“教”，其实是训练之意。

至于教习的内容，汪绂从儒者的立场出发，首先强调的是“礼”，既强调“以礼为固”，也重视“以礼教兵”。他认为，训练首先要使得士卒有必胜之心，培养这种必胜之心，更主要依靠伦理道德：“所以教民者，则曰贵贱之伦经，曰以礼为固，曰让之至也，前后实不外一礼字。”^[175]对于“礼”的作用，汪绂予以特别强调，认为礼是治兵之要和治国之要，所以他指出：“礼，辨上下定民志天地之序也。国之温和恭孙，礼也；军之节制步伐亦礼也。然则以礼为教，而先王治兵之道不外乎是，治国之道亦不外乎是矣。”^[176]可见在汪绂眼中，治兵之道和治国之道其实已经被视为一途。他认为这二者之间具有不少相通之处，这既是儒者立场使然，也与他一贯强调的“以仁为本”的战争观保持一致，同时也和他以仁义治国理政的思想完全合拍。

顺应这一思路，汪绂从各个角度出发，多次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他说：“教民不外于礼，礼所以成其德义、材技、勇力也，即所谓贵贱之伦经也。礼教既敷，然后选其德义、材技、勇力者而用之，此王者之政也。”^[177]这里阐释了“礼”对“王者之政”的作用，强调它与德义、才技及勇力的关系。接着汪绂又说：“上既以礼教民，故下皆习于礼，而为难诱、难陷之师。礼即仁之序也，固则不可胜也，故教之不可已如此。”^[178]这段话既论述了“礼”与“仁”的关系，也指出了加强训练对于打造节制之师的重要作用。接下来汪绂还有深层论述，指出：“教民原非以为兵，然教之则即戎而无不胜。兵之与文教似相反，然今之用兵莫非本于礼教，则既胜之后，亦依然礼教之俗而已。”^[179]在这里，汪绂试图论证“兵之教”与“民之教”的关系，认为他们看似相反，实则相同，都必须“以礼为固”。

在汪绂看来，“以礼为固”是打造节制之师、克敌制胜的必要手段：“以礼为固之意，舒则礼之有节也，行列之政总上，赏罚之用车旗之章而言也。人马之力总上，兵之长短车马之任而言也。诫命应上，四代之戒誓而言也。总见件件素定，事事有序，处处有节，此所谓礼教之事，节制之师也。”^[180]从中可以看出，汪绂积极主张以“礼”教民，通过“礼教”就可以使得兵民节制有序，达到“件件素定，事事有序，处处有节”的效果，这就能够成就节制之师，战无不胜。以礼为教，是万世不易之法，既可以礼治兵，也可以礼治国。

从“以礼为固”和“以礼教兵”出发，汪绂进一步论述了其“教戒为先”和“兵以治胜”的主张。在评论《吴子》时，汪绂尤其欣赏吴子“教戒为先”的主张。对于《吴子·治兵》，汪绂则从“兵以治胜”的角度出发，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此篇以《治兵》名，看来通篇只兵治为胜一句为主，以下节节相生，总只申明得此一句。盖兵贵于治，治由于能任上令，令不过教习，教习不外于步伐、止齐、前后、左右、金鼓之节，应变之道而已。而车骑、赏则，所以辅其治也。”^[181]吴子“兵以治胜”的主张，堪称千古不易之论，受到汪绂青睐并不奇怪。汪绂认为，吴子始终强调这一理念，可谓治兵之将。只有严格治兵，使得上下一心，令行禁止，进退有节，才能所向无敌。

接下来，汪绂就如何加强约束和统一指挥，也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在评论《司马法·严位》时，他借机阐明了约束纪律和通过“严位”而实现上下一心的重要性。他说：“此篇以严位一心为主，前言约束部位之法，次言轻重之用与兵之所以轻重，后言三军之贵于一，而一之必以道，道所以得人心也。盖严位，正所以齐一士卒，而不得众心，则士卒不可以强。齐心欲一，诚有本之论也。”^[182]在他看来，《司马法》用兵“贵一”的主张，是“有本之论”，而且点出了治军的根本目标。军队必须做到集中统一，上下一心，才能共同赴死。因此，“贵一”不仅是治军之本，也是强军之本。如果坚定执行这一原则，士卒会由此而变得强壮，军队也可由此而走向强盛。(www.xing528.com)

要想做到“一心”，必须懂得“励士之法”。汪绂借品评《吴子·励士》时，对此进行了探讨。他说：“赏有功，励无功，率五万人为一死贼，以此图战功，诚哉可与有功矣，但人主所恃，使民乐死者。”^[183]在这里，汪绂进一步强调了吴子“严刑明赏”^[184]的主张。吴子主张对有功之人行赏，对无功之人则激励，既有奖赏制度，又有激励机制，力争使人人奋起，奋勇争先，进而在战场上拼命杀敌。

孙子治军思想的核心是“令文齐武”，汪绂对此深表赞同，指出：“以文令之，以武齐之，必于取胜也。”^[185]与此同时，他更欣赏孙子“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186]一句，认为此论不仅“更深一层”，而且还是“所以致民亲附之道”的关键所在。^[187]汪绂借此继续加以申论，指出：“欲用罚用武，必先‘令之以文’，而令之行也，又贵乎行之以素。令，即其教民之事也。教民，言教之以孝悌、忠信、务农、讲武、旗帜、金鼓、步伐、止齐也。教之有素，民任上令矣，则卒亲附，而令可用。此又行军之大本也。”^[188]在这里，汪绂借孙子的治军理论深入探讨了教民之法，不仅指出了教民的原则，也阐明了教民的具体内容，认为文武并用的治军方法才是行军之“大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按照孙子“令文齐武”的原则，治军过程中既要用到赏，更要用到罚。所谓赏罚并用，其实也是文武之道。汪绂指出，治军必须严字当先，必须做到以法治军，而以法治军的要点在于赏罚严明。故此，他借助品评《孙子》时，强调了“法令行”的关键在于公正无私和赏信罚必：“赏罚无偏曲而明照。”^[189]此外，他又借品评《司马法》时强调了“因时”：“赏罚之用，因时而不同。”^[190]也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实施奖惩，否则就会有孙子所言“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191]的尴尬局面。

行使治军权力的是将帅，所以将帅的执行能力和领导能力，对于一支军队往往起到决定性影响。汪绂在品评《吴子·论将》时也就此展开论述：“将以理、备、果、戒、约为首，而次则及于四机。盖遇事能细密敬慎，则机由是见；作事能果断简决，则机由是行。是必得理备果戒约者，而后可与言机。若不理、不备、不果、不戒、不约，则轻躁之与狐疑，均偾机之将而已，何足言机？”^[192]吴子在论将时，既将“禁令刑罚”的治军之术视为将帅必备的素质，也强调将帅需要懂得“五慎”，即“理、备、果、戒、约”，更应懂得识别何为“机”，如何抓住治军和决战的时机等。汪绂则认为，将帅必须懂得“五慎”，才能与之论“机”，否则只是“偾机”之将，只能白白浪费或破坏战机。吴子曾对“理、备、果、戒、约”各自做出解释：“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193]以上五点，吴子认为是“将之所慎”，汪绂认为其既关乎将帅本身的素质，理应为“将之所慎”，更牵涉军队建设大计，甚而称赞其“句句堪为楷模”^[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