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为先与人和为本的战争观：探讨与优化

作为正统的儒者，汪绂认识战争问题和评注兵学著作，都不免带有儒家的眼光。他在品评《武经七书》时，特意将《司马法》摆在首位，再以《吴子》居次，《孙子》则排第三，这便一举改变了《武经七书》原来的排列顺序。究其原因，明显是对《司马法》“以仁为本”的主张更加赞赏。汪绂指出：“兵家之推孙吴尚矣。《诗》曰‘不测不克’，孙子其不测者也。七子首《孙子》次《吴子》而三《司马》，不其允哉。”^[157]这里所谓“七子”，也即宋人所立《武经七书》。汪绂对宋人排列顺序公然发起挑战，其实是基于其儒者的态度，尊崇的是儒家的仁义之学。

七书之中，汪绂推重的是《孙子》《吴子》《司马法》，他指出：“宋元丰中始以《七书》颁之武学，曰《孙》，曰《吴》，曰《司马》，曰《李》，曰《黄》，曰《尉》，曰《姜》，文习武事，咸肄业焉。然《孙》《吴》《司马》其尤粹也。”^[158]汪绂旗帜鲜明地提出“衷于孔孟”的标准，从仁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对比，指出：“七子之中，论机变则《孙子》为长，论大本则《司马》为正，《吴子》根据尚近儒术，为优于《孙》，故敢更张其次。以《司马》为首，《吴子》次之，《孙子》又次之焉，著尚正也。”^[159]其实在康熙年间，朝廷武举取士也是本于这三本兵书，对其余四本书有所忽略，这可能是汪绂立论之本。不管如何，他刻意改变《武经七书》原有排列顺序，坚定地把《司马法》放在首位，反映出他是从儒家的基本立场出发的。《司马法》首篇即为《仁本》，次篇为《天子之义》，所论主题皆切合汪绂之义，受到有意拔高便毫不奇怪了。在他看来，所谓节制之法及机变之法，都无法与仁义相提并论，只能顺势往后排列，故此他指出：“夫用兵之法，仁义为先，国之本也；节制次之，以治己也；机权为后，顺应而已。然则《司马》其庶几乎，《孙子》末也。”^[160]

这种本于仁义的战争观，在评论《司马法》时更是彰显无遗。对于《司马法》，汪绂尤其推重《仁本》，也即该书的首篇。他指出：“七书之中，《司马法》独以仁义节制言兵，而无夸诈之习，大非孙、吴所比。而此篇又《司马法》之首，开口提出仁字以为通篇之纲，以后细细抒写古人用兵之事，总不外以仁为本之意。盖仁发而为义，义变通而为权，权不得已而用兵，故用兵之事皆以行其仁爱之心。用之以仁，行之以仁，教之以仁，微独不得已而后用之，即用之而尤不胜其郑重哀矜之念，此真乃汤、武之师，而《周官》之法也。”^[161]由此可见，《司马法》之所以受到汪绂推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仁本》，而《仁本》之所以受到推重，就是因为其中贯穿了“以仁为本”的主题，即便是不得已而用兵，也要行“仁义之师”，以战止战，救民于水火，可谓“用之以仁，行之以仁，教之以仁”。汪绂以儒者眼光打量该篇，自然会有如获至宝之感。

在评论《吴子》时，汪绂强调了“义”的意义。他指出，“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因此他主张行事务必追求合乎道义：“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162]在评《图国》篇时，汪绂指出：“国以仁民为本，礼义为矩，用贤为辅，孟子所谓‘得道者多助’。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也。”^[163]基于这一立场，汪绂认为《吴子》虽合乎儒家用兵之道，但还不够纯正，故此只能次于《司马法》。因为《图国》毕竟是以“图国”为本，而且是将“行道举义”列在其次，这与《司马法》将《仁本》列为首篇，对“仁”最为推重的做法，显然无法比拟，故只能列在《司马法》之后。

由此看来，汪绂对《孙子兵法》评价不高也便不足为奇。在他看来，《孙子兵法》在探讨机变、权变方面，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诸家：“《孙子》谈兵高出七书之上矣。”^[164]但是，如果以仁义为标准进行打量时，便会有另一番评判。他指出：“杜牧谓其‘用仁义使机权’，予谓孙子亦‘假仁义用机权’耳，乌能用仁义，此晋文楚庄之间、齐桓之下也。若仁义则贵乎实有而实行之，岂可虚为人用者哉！”^[165]在这里，汪绂批评孙子只是“假仁义用机权”，并非真的用仁义，至少没有给仁义以足够高的地位，所以他对孙子既有肯定，也有批评。如此一来，他把《孙子》排在《司马法》《吴子》之后，便也在情理之中。(www.xing528.com)

与重视“仁义”相对应的是，汪绂更重视以“人和”为取胜之本。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66]，这早已成为一句论兵和论政的名言，汪绂对此尤其表示出赞许。在编排兵书时，他还有意按照天时、地利、人和为各卷主旨渐次展开。

汪绂论兵，结合“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理论对天有较多论述，但他喜谈阴阳术数，大谈奇门遁甲之术等，主张以占卜等方式预测战争胜负。《戊笈谈兵》从卷一到卷三都是这些兵阴阳理论，虽说也有关于天文历法知识的记载，但更多内容不免流于荒诞，殊为可惜。从卷四到卷六，则大多讨论如何争夺地利。汪绂对兵要地理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结合历代军事历史和经典战例，探讨天下大势和地理得失，不乏独到见解。汪绂认为，地理形势对军事行动起着重要作用，指挥员进行战略决策，组织战术行动，都必须依据地理条件展开。由重视地理形势出发，汪绂非常看重地图在战争决策中所起到的作用。他指出：“兵家形势按图而考之，亦可得其大概矣。而其间重地要害地势形，便有非图所可见者。又古今沿革，或分或合，此重彼轻，昔散今要，犹必当熟知焉。”^[167]汪绂分析战略得失，注重结合疆域变化、地理形势及省府州县经济财政等情况，这其实是明代以来重视军事地理的传统。在《戊笈谈兵》中，汪绂辟出《天下形势总论》作为专篇，对天下地理形势进行了总体分析，也对南北各重要区域写有分论，从中不难看出其对军事地理形势的研究水平。

例如，在《南北形势分论》中，汪绂对南北形势做了具体分析论述，指出：“凡天下之大势，常合于北，而分于南，弱常在南，而刚常在北，北善骑多马而利陆，南善舟多川而利水，斯南北之形势良必有不侔者矣。”^[168]从这寥寥数语，既可以看出南北地理形势的各自特点，也可以看出军事历史的主要发展脉络，以及南北方用兵的各自特点等。汪绂还由此出发，提纲挈领地点出了立国用兵的注意事项。

相较地利，汪绂更看重人和，所以强调修人事、得人心。汪绂首先高度重视“和”的作用。在品评《图国》时，他强调“首拈和字，以为图国之本”^[169]。总结图国之法，他指出：“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后造大事。”^[170]在这几个“和”之外，汪绂更强调“人和”，指出：“兵以人和为本，先和而后造大事，真万世用兵之大法也。”^[171]可见，汪绂始终以“人和”为用兵之根本，认为只有“人和”，才能拥有胜敌的资本，才可以成就大业，完成图国之大事。与“人和”相反的情形则是“不和”，其中危害也非常明显：“不得民心，故不和；不和，故前重后轻；后轻，故不坚。”^[172]既然如此，那就必须懂得取信于民，与民同乐，顺天应人，求得上下同心。只有做到“人和”，才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保证战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