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暄看来，战争就是“争事”，必须慎重谋划，力争做到“无谋不战”。既然是“争事”，就必然地会在兵、将等方面与对手展开全方位的争夺：“兵争交，将争谋，将将争机”[40]。除兵、将之外，争夺还体现在“心”“力”“道”等各个层面：“夫人而知之，不争力而争心，不争人而争己。夫人而知之，不争事而争道，不争功而争无功。”[41]虽说战争是全方位争夺，但《兵经》更为推崇的是孙子那种“不战而屈人之兵”[42]的境界。与孙子的表述有所不同，揭暄将这种境界称为“不争之争”，指出：“不争之争，乃为善争。”[43]当然，其本质和孙子保持一致，都主张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
与孙子相似，《兵经》强调先发制人。在“先”字条，揭暄强调要占有“先机”，掌握“先手”，这和孙子设计的“先知而后战”的兵学体系不无契合之处。揭暄指出：“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师之所动而使敌谋沮抑，能先声也；居人已之所并争，而每早占一筹，能先手也；不倚薄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能先机也；于无争止争，以不战阻战，当未然而浸消之，是云先天。”[44]无论是抢夺“先机”和“先手”，还是力求“先声夺人”，都是在追求“先”。因此，两军交锋，以“先”为最紧要之事：“先为最，先天之用尤为最，能用先者，能运全经矣。”[45]
如何才能掌握先机呢？揭暄认为，重点是掌握“机”和“势”：“踞兵之先，唯机与势。”[46]所以，《兵经》中接连写下“机”与“势”两个字条，对此加以申论。在“机”字条中，揭暄首先是解释何为“机”：“势之维系处为机，事之转变处为机，物之紧切处为机，时之凑合处为机。”[47]从中可以看出，“机”是事物发生变化的临界点。既然如此，“机”可能会藏得很深，但是作为指挥员，重点谋划的就是如何抓住这种“机”。所以一旦出现这样的“机”，指挥员就必须牢牢抓住，否则就是“无机”：“有目前即是机，转瞬即非机者；有乘之即为机，失之即无机者。”[48]能否抓住“机”，取决于指挥员见识高下和能力高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战争态势的发展。
在“势”字条，揭暄先是强调“势”的重要性：“猛虎不据卑址，勍鹰岂立柔枝？故用兵者务度势。”[49]接下来，他指出了“势”的四点作用，即“制其上”“扼其重”“撤其恃”和“摧其气”：“处乎一隅，而天下摇摇莫有定居者，制其上也。以少邀众，而坚锐沮避莫敢与争者，扼其重也。破一营而众营皆解，克一处而诸处悉靡者，撤其恃也。阵不竣（俟）交合，马不及鞭弭，望旌旗而踉跄奔北者，摧其气也。”[50]“势”分“地势”和“军势”。高明的指挥员既能“相地势”，也能借机而“立军势”，所以能“战无不利”。[51]
揭暄同时指出，要想做到这些，还必须依靠指挥员的正确谋划。在“计”“谋”“巧”“叠”等字条中，揭暄强调的是对战争的计算和谋划，对计和谋的作用进行了揭示。
揭暄指出：“兵无谋不战，谋当底于善。”[52]统帅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谋划，那就不要轻启战端。不仅要“谋”，还要“善谋”。善谋之人，总是能做到随事因时而谋。谋划时要有上、中、下三策，以上者为善。但也有用其中而善者，也有用其下而善者，也有两从之而善者，甚至还有“处败而得善者”[53]。并且，重要的事情要更多地进行谋划，一定要保证没有过失才行。按照这个逻辑，战争行为是至为重要的一项活动，更须多方谋划。揭暄还指出：“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54]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有了为主帅配备“智囊团”或建设“参谋团”的思想。
计谋固然重要，但也要“因人而设”。总体上看，“计”分两种，即“制愚”和“制智”：“计有可制愚不可制智，有可制智不可制愚。”[55]也就是说，“计”有“以计为计”和“以不计为计”这两种区分。如果对方是聪明人，就必须计算周全；如果对方愚笨，不吃这一套算计的话，那么多方算计反倒会害了自己。所以，周全之计是“智愚并制”和“因人而设”。[56]
这种依靠妙用计策而成事之道，孙子谓之“巧能成事”。[57]“巧能成事”，确实也是一切计谋的根本目的。在“巧”字条，揭暄总结了各种“巧法”：“善破敌之所长，使敌攻守失恃，逃散不能，是谓因制之巧；示弱使忽，交纳使慢，习处使安，屡常使玩，时出使耗，虚警使防，挑骂使怒，是谓愚侮之巧；所设法，非古有法，可一不可再，独造而独智，是谓臆空之巧；一径一折，忽深忽浅，使敌迷而受制，是谓曲入之巧；以活行危而不危，翻安为危而复安，舍生趋死，向死得生以成事，是谓反出之巧。”[58]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总结了五种“巧法”：“因制之巧”“愚侮之巧”“臆空之巧”“曲入之巧”“反出之巧”，每一种都需要指挥员周密谋划、运用巧思才能达成。
更为高明的计谋则是叠加用计。揭暄指出，依靠一计之孤行，往往并不能取得成功，必须数计并施，甚至是千百条计策叠加使用：“以数计勷一计，由千百计炼数计，数计熟则法法生。”[59]这众多计策之中，如果有某一计成功，那就可以获得制胜良机。因此，善于用兵的指挥员，一定会“行计务实施，运巧必防损，立谋虑中变，命将杜违制”[60]，必须做到“百计叠出，算无遗策”[61]，才能击败强敌。(www.xing528.com)
谋划必须有依据，其中的主要依据就是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关键就是“先知”，着力掌握敌我双方的重要情报。孙子所云“先知”，强调先期掌握情报，认为有情报作支持，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战争成本，并最大程度地掌握战争进程，甚至预知战争结果。《兵经》同样强调了情报的先导作用：“能识测而后争乃善。”[62]这句话中的“识”和“测”，其实都是就情报而谈。
关于“识”，揭暄强调的不仅是“识才”和“识情”，更强调“察于事”：“听金鼓，观行列而识才；以北诱，以利饵而识情；撼而惊之，扰而拂之而识度，察于事也。”[63]这明显是在探讨情报工作，指出了情报人员的一般职责。在揭暄看来，高明的情报工作应当做到：“彼之所起，我悉觉之；计之所绐，我悉洞之；智而能掩，巧而能伏，我悉烛之，灼于意也。”[64]我们知道，《管子》曾就情报工作提出了三种境界：“知形”“知能”“知意”，并且说“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65]，将“知意”作为最高境界孜孜以求。从《兵经》上述探讨来看，“念之所起”和“计之所绐”显然也是指向敌方的作战意图等，揭暄强调的也是“知意”。这与《管子》颇有相似之处。《兵经》指出：“若夫意所未起而预拟尽变，先心敌心以知敌，敌后我意而意我，则谋而必投。一世之智，昭察无遗，后代之能逆观于前。”[66]从这句话更可看出作者对敌方意图的探究，并将其视为情报工作的重点。
关于“测”，《兵经》似乎是就战术侦察而谈：“两将初遇，必有所试；两将相持，必有所测。”[67]两军初次交锋，不知对方底细，所以必须进行试探，探知对方兵力强弱之后才能决定下一步行动。在相持阶段，因为不明对方动向，更要多方试探，探知对方真正作战意图。这其中都需要“测”的功夫。在赤壁之战中，东吴这边派出小部分水军与曹操交战，得胜归来后，不仅激发了己方士气，也探知了曹操水军的战斗力。可见，揭暄所云之“测”，确为战争中非常必要的一环。
以上立论似从孙子处而来。《孙子·虚实篇》中曾提出了“动敌之法”：“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由“策”到“作”，再到“形”，最后再到“角”，是从庙堂计算，到“示形”等战术欺骗。必要的时候，指挥员需要派出一定的部队，与敌军近距离接触，甚至展开角力，以此来探知敌军虚实。可见，揭暄所述之“测”，类似于孙子的“策”和“角”，目的就是为了探知对方虚实，让对方显出短处。
只有掌握了情报，才能有“立谋设计”，才能有“克敌之法”。[68]因为重视情报，所以揭暄强调“预布叠筹”和“运之行间”：“预布叠筹，以底乎周谨，而运之行间，乃能合之以秘也。”[69]
在“知”字条，揭暄总结情报搜集有四种途径：通、谍、侦、乡。他对这四种途径获取情报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总结：“通，知敌之计谋；谍，知敌之虚实；侦，知敌之动静出没；乡，知山川蓊翳，里道迂回、地势险易。”[70]由此出发，揭暄总结了“知”的主要内容：“知计谋”“知虚实”“知动静出没”“知山川里道形势”。“知计谋则知所破，知虚实则知所击，知动静出没则知所乘，知山川里道形势则知所行。”揭暄将这些内容总称为“四知”，并说“以意测，以识悟，不如四知之廉得其实也”。[71]从以上所引可知，“四知”分为两种，一种是就获取情报的手段和方式而言，另外一种则是就情报主题内容而言。总之，“四知”可算作是揭暄对情报工作的一种独到总结。
揭暄似乎不太认可孙子对间谍所做的五分法，从间谍运用的手段和方法出发，进行了全新的归纳：“有生、有死、有书、有文、有言、有谣、用歌、用赂、用物、用爵、用敌、用乡、用友、用女、用恩、用威。”[72]这十六法的总结，可说是极大地丰富了古代的用间术。显然，从孙子的五分法，到李靖的八分法，再到揭暄的十六分法，其中所体现的是古代谍报术和谍报理论的发展情况。仅从这一点来看，《兵经》确有一些内容不应被我们忽视。
“误”字条论述的是“以术误敌”之法，主张通过情报示伪来达成己方的作战意图，认为“克敌之要，非徒以力制，乃以术误之也”[73]。他还总结了各种误敌之术，包括：“误其恃，误其利，误其拙，误其智，亦误其变。”[74]揭暄强调：一定要做到“误人不为人误”[75]，即一方面积极开展情报示伪，另一方面则严防被敌人的假情报所迷惑。与此同时，还要“慎以行师”，时时事事谨慎，预防各种“风波之险”。[76]为了做好保密工作，既要“有形而隐其端”，又要“有用而绝其口”。[77]将《兵经》的这些论述对照孙子在《虚实篇》的“形人而我无形”，我们不难看出《兵经》立论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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