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孙子兵法》的研究与优化

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清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同样处于长期被压制的状态，研究和传播都受到很大影响，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于文献学方面，在疏解、校正和考据方面有着较为突出的成绩。至于兵学原理的应用方面，则乏善可陈。

康熙批评《武经七书》“未必皆合于正”，不是什么“王道”，“若依其言行之，断无胜理”。^[128]《四库全书》中《孙子兵法》只留一篇白文。当然，他们又希望依靠武举来选拔人才，曾下令将《武经三子》（即孙、吴、司马法）作为武举的必考科目，提倡研习《孙子兵法》。清统治者大量禁毁兵书，唯独不禁《孙子兵法》，可见其仍是有所选择。为推广武举、选拔军事人才，顺治朝就非常注意加大有关图书的出版力度，截至雍正朝有关《孙子兵法》的著作已达41种。^[129]只是因为读者群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武人，这类著作文字浅显，水平不高。统治者对《孙子兵法》相对开放的态度，令此时的孙子研究处于相对较为发达的状态，清代《孙子兵法》注家多达五十余位。重点需要提及的则是孙星衍。他在“道藏”中找到《孙子集注》作为底本，对十三篇文字作了许多校改，并据《宋志》而改称为《孙子十家注》。经孙氏校改后，此本在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改变了此前“武经本”长期一家独大的局面。

清代学者非常重视考据之学，尤其是乾嘉学人，他们被越来越残毒的文字狱所震慑，学术路数发生重大改变，由此而被逼出孜孜于考据的乾嘉学术。就《孙子兵法》的研究而言，情况与之类似。相较前朝，清代的《孙子兵法》研究，最突出的成绩也集中体现在文献学上，尤其是文字的校勘成绩很大。清代著名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诸如邓廷罗、毕以珣、孙星衍等，都为《孙子兵法》的校勘等做出了贡献，对于准确解读孙子兵学思想不无裨益。

从汉到唐，世人论及孙子其人其书，所本多为《史记》，而且很少有人会对司马迁的记载提出疑问。这种情形一直到了疑古之风甚浓的宋代才发生改变，清代则仍在延续。清代学者姚鼐同样认为《孙子兵法》其书反映出非常明显的战国时代的特点。他说：“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130]姚鼐还进一步认为，《孙子兵法》中所描写的用兵之法，其实也是秦国贵族驭使民众的作战之法。根据这些理由，姚鼐判断认为，《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多为战国时期的事情，而且“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131]。姚际恒则将《孙子兵法》列为“有未足定其著书之人者”^[132]。在《古今伪书考》中他说：“此书凡有二疑：一则名之不见《左传》也……一则篇数之不侔也。”^[133]姚际恒所说的篇数之疑，是遵照传统说法，将《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当成《孙子》十三篇，二者之间篇目数差距很大，所以很可疑。而他的“名之不见《左传》”的说法，当是受到了叶适的直接启示。清代另外一位学者全祖望则极力称赞叶适的推论，认为叶适之说“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134]。

当然，其时也有不少学者支持《史记》的说法，而且，相较怀疑说，肯定司马迁的学者占据着更多数，但也缺少更为扎实和更加细致的考证，所以这里不再一一展开。

其时《孙子兵法》注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与考据学的发达不无联系，代表作当数《武经七书汇解》和《孙子十家注》。《武经七书汇解》为朱墉所辑注。这本书集采众说，从曹操、杜佑、李筌等权威注家，到默默无闻的普通注家，都有大量收录。《孙子十家注》是一部集校类著作，清人孙星衍、吴人骥校。孙星衍认为《孙子》所传本或多错谬，当用古本以正其文，于是以华阴岳庙道藏《孙子集注》为底本，又参考大兴朱氏明刻《孙子注解》本，并采用《通典》《太平御览》等宋以前的古书引文进行校勘，校正出不少错误，也一举使得《孙子》集注本受到世人重视。《孙子十家注》是清代朴学研究的产物，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代兵书整理的最高成就。

有一类研究著作虽无意于考据，却也保留了异说，传递了部分古本信息。《戊笈谈兵·孙子》便是如此。无论是十一家注本，还是武经本，各篇开头都有“孙子曰”三字，但《戊笈谈兵》各篇无此三字。曾有不少学者怀疑“孙子曰”三字系整理者所添加，于此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持。

在文献学研究之外，清前期学者对孙子兵学思想也有投入研究，还表达了若干批评之声。这一点似乎与康熙对中原兵学的蔑视态度一脉相承，其中较少有真知灼见，更多的是苛责。唐甄指出：“昔者贤君之任将也，如己身有疾委之良医，必曰除疾易而体气无伤。《孙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135]在历史上，批评孙子尚诈、轻义的声音不绝于耳，清代则仍在延续。汪绂在肯定孙子变化莫测的用兵之术的同时，也集中批评其轻义：“夫用兵之法，仁义为先，国之本也；节制次之，以治己也；机权为后，顺应而已。然则司马其庶几乎，《孙子》末也。”^[136]“《孙子》十三篇，其近正者，惟《始计》《作战》二篇。其最妙者，则《军形》《兵势》《虚实》三篇，而最险者，亦无逾于此三篇。至于《用间》，不足怪矣。然则握奇制变，孙子为最；而正大昌明，孙子为下。”^[137]汪绂认为，孙子因忽略仁义而缺少“正大昌明”。姚鼐认为孙子用兵之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138]

【注释】

[1]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葛剑雄文集②·亿兆斯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36页。

[2]《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

[3]《孙子兵法·虚实篇》。

[4]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4页。

[5]《孙承宗集》卷三十六《简汰官兵以清粮饷疏》《再汰官兵疏》。

[6]《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二》。

[7]《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第294页。

[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六，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

[9]《清太祖实录》卷五，台湾华文书局，1985年。

[10]萨尔浒之战明军参战人数，史料记载不一。这里采《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二的说法，判断明军人数为10万余人。《清太祖实录》记载明军20万，声言47万，存有夸张成分。

[11]《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九，上海书店，1982年。

[12]夏允彝：《幸存录》卷上，神州国光社，1936年。

[13]阎崇年：《清朝开国史》上册，中华书局，2014年，第309页。

[14]《孙子兵法·形篇》。

[15]《孙子兵法·九地篇》。

[16]《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17]《明史》卷二百六十《杨鹤传》。

[18]《明史》卷二百六十《杨鹤传》。

[19]《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九。

[20]《孙子兵法·九变篇》。

[21]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68页。

[22]《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九十六，台湾华文书局，1985年。

[23]《鲒埼亭集》卷二十八《书明辽东经略熊公传后》。

[24]《明熹宗实录》卷二十。

[25]《明史》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

[26]《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27]《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28]《清太宗实录》卷一，台湾华文书局，1985年。

[29]《清太宗实录》卷一。

[30]《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31]《清太宗实录》卷三。

[32]《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33]《国榷》卷九十。

[34]《崇祯长编》卷三十七，上海书店，1982年。从《明季北略》等书可知，袁崇焕通敌已成当时人们的共识。

[35]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05页。

[36]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一卷，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37]《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第107页。

[38]《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39]《清太宗实录》卷九。

[40]《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第180页。

[41]《清世祖实录》卷三。

[42]《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五。

[43]《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二。

[44]《清世祖实录》卷四。

[45]《清世祖实录》卷五。

[46]《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五。

[47]黄朴民：《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48]《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第215页。

[49]《清朝开国史》下册，第204页。

[50]《清世祖实录》卷四。

[51]余金：《熙朝新语》卷一，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52]《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

[53]《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第217页。

[54]《清世祖实录》卷四十。

[55]《国榷》卷一百二。

[56]《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第218页。

[57]《先王实录·永历十五年》，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58]军事科学院主编，邱心田、孔德骐著：《中国军事通史》第十六卷《清代前期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

[59]郑成功大军出发时间，史籍说法不一。这里采《先王实录》之说。

[60]《先王实录·永历十五年》。

[61]荷兰人记载为四月初二日，相差一天。

[62]《先王实录·永历十五年》。

[63]《先王实录·永历十五年》。

[64]《孙子兵法·虚实篇》。

[65]《先王实录·永历十五年》。(www.xing528.com)

[66]《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七。

[67]三藩所拥有的兵力，魏源《圣武记》和《清史稿》等史籍中记载不一，但吴三桂2万以上兵力应该可以确定。

[68]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中华书局，1986年。

[69]魏源：《圣武记》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

[7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九《明珠传》，中华书局，1977年。

[71]《清圣祖实录》卷五十八，台湾华文书局，1985年。

[7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戊子，中华书局，1984年。

[73]《圣武记》卷二。

[74]《清圣祖实录》卷五十一。

[75]《清圣祖实录》卷五十一。

[76]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5页。

[77]《清圣祖实录》卷六十二。

[78]《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二。

[79]《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四《吴三桂传》。

[80]《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四《吴三桂传》。

[81]《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九。

[82]《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

[83]《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

[84]《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

[85]《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

[86]《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

[87]《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

[88]《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

[89]《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

[90]《孙子兵法·计篇》。

[91]《孙子兵法·计篇》。

[92]《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十一。

[93]《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

[94]《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

[95]《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五。

[96]《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三十五。

[97]《清高宗实录》卷六百七十三。

[98]《清高宗实录》卷六百十二。

[99]《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三。

[100]《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四。

[101]《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

[102]蔡锷：《曾胡治兵语录·勤劳》，《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五十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

[103]《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三。

[104]左丘明著，韦昭注：《国语·周语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05]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月战》，文物出版社，1975年。

[106]《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十四。

[107]《孙子兵法·作战篇》：“兵贵胜，不贵久。”

[108]《清高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二。

[109]《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一。

[110]《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三。

[111]《孙子兵法·谋攻篇》：“上下同欲者胜。”

[112]《清世宗实录》卷二十四，台湾华文书局，1985年。

[113]《清高宗实录》卷三。

[114]杜家骥：《清代皇族与蒙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115]《清太祖实录》卷五。

[116]《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117]《康熙帝御制文集》卷三十，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

[118]《康熙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七。

[119]姜国柱：《中国军事思想通史》（清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8页。

[120]《康熙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七。

[12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三。

[122]《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三。

[123]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36页。引文中李贽生年错误。

[124]《中国军事史》第十六卷《清朝前期军事史》，第612页。

[125]姜振寰：《技术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02页。

[126]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5页。

[127]这些兵书的总体特点和成就等，后面有专门讨论。

[128]《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三。

[129]《孙子兵法研究史》，第156页。

[130]《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孙子》，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31]《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孙子》。

[132]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齐鲁书社，1980年，目录第6页。

[133]《古今伪书考补证》，第310页。

[134]《鲒埼亭集》卷二十九《孙武子论》。

[135]唐甄：《潜书》下卷下《全学》，清康熙刻本。

[136]《戊笈谈兵》卷七《司马吴孙总论》。

[137]《戊笈谈兵》卷七《司马吴孙·孙子》。

[138]《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