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的统一方略及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

清朝前期的统治者始终以国家利益至上，积极开疆拓土，面对内忧外患则能积极予以处置，勇敢抵制侵略，表现出极强的领土意识和主权意识。其中尤以康熙帝和乾隆帝表现得更为突出。总体来看，清朝前期的统一方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国家统一为最高战略目标，并树立维护领土统一的坚强决心。

面对三藩之乱和台湾孤悬海外的局面，康熙皇帝始终都强调以国家统一作为最高战略目标。在平定三藩之乱的前后八年时间，朝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康熙从未动摇过平叛的决心。施琅收复台湾，也经过了长期的艰苦准备，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平叛战争的胜利、宝岛台湾的收复，都有效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避免了国家陷入分裂局面。一段时间之内，沙俄侵略者趁着清政府忙于安内，大肆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为了避免陷入多线作战，康熙首先重点考虑的是南方，但并没有对北疆坐视不管。一旦局势得到改变或有机会腾出手来，他立即便把更多精力转向北方，与沙俄侵略者展开坚决的斗争。17世纪80年代发生的雅克萨之战，便是反击俄国入侵所进行的重要一战，集中体现出康熙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坚强决心。战后，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两国东段边界得以长期维持稳定。在谈判和战争前后，康熙皇帝表达了强硬立场，他宣布：“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95]战事暂时得到平息之后，为确保领土不受侵犯，康熙帝除了制定出兵驱赶侵略者的计划，还提出了在边疆驻扎军队的具体方案，并为此后的清朝君主所继承。此后，清政府与俄国就边境问题展开长期谈判，并于雍正五年（1727）七月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勘察和划定中段边界，在此后一百多年时间相对保持稳定。

到了乾隆时代，疆域已经基本相对固定。因为与邻国存在广阔无垠的边界线，难免会产生纠纷。对此，乾隆帝同样以国家统一作为最高战略目标，表现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乾隆始终强调：“天朝尺土俱归版籍”^[96]，决不允许外国势力染指中国领土。对于北方强邻俄国，乾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不仅在边界驻扎大量军队，也一直注意加强对中俄边境地区的情报工作。俄国经常利用民族问题侵占中国领土，甚至动用武力侵占中国利益，乾隆对此严阵以待。对中俄边界的防范，一直远较其他边界更为严密。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下谕设立伊犁将军，谕称“伊犁为新疆都会”^[97]，以此加强对北边的控制。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得到俄国派兵在准噶尔部游牧地区造屋树栅的情报，立即派兵予以制止。针对俄罗斯在土尔扈特部的拉拢和分化，乾隆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布置，同时做好了不惜一战的准备。针对新疆部分地区人烟稀少的特点，乾隆设官建置，布置屯田。这对“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98]，也可保持边境地区的基本防御作战能力，抵御强敌入侵。当时窥伺中国的还有英国等西方列强。马戛尔尼使团向清朝索求岛屿以作通商之用时，也遭到乾隆的严词回绝。

第二，加强训练并发展装备，提升军队实力。

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始终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基础。康熙深知，要想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一方面需要依靠严格的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需要依靠先进的武器装备。

在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中，康熙帝已经发现八旗兵丧失了往日那种能征善战的锐气，便下力气加强八旗兵的训练，强调“国家武备不可一日懈弛”^[99]。康熙始终认为，“武备一道，乃国家紧要之事”^[100]，所以一直非常重视狠抓军事训练。康熙非常注意狠抓军官的日常管理，着力提升军官的素质。越是高级军官，对其要求越高。为此，他命令高级军官一定要加强学习，尤其是加强对谋略之书的研习。为保证军队的整体实力，康熙非常重视发展武器装备。在明代之后，威力巨大的火器渐渐成为先进武器的代表。通过战争实践，康熙也看到了火器对于战争的重要作用，所以强调“军中火器，甚属紧要”^[101]，要求大力发展火器。为了使得火器充分发挥作用，康熙建立了火器营，与明代的神机营类似。康熙不仅对火器研制提出了具体要求，甚至亲临铸造现场，严格把关。在得知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精通火器制造后，康熙要求其协助制造精巧和轻便的火器，使得火炮往小型化和便携化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

与康熙相似，乾隆也强调提升军队战斗力，重视加强军事训练。为了提高部队的训练质量，乾隆帝坚持将部队训练放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坚决杜绝和反对那些虚而不实的花样子。乾隆为促进军官切实抓好训练，将军队的训练质量与各种奖惩挂起钩来。清朝贵族一向有骑射的传统，对弘扬尚武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乾隆非常看重这一点。八旗兵在入关之后不久就开始腐化，战斗力开始严重衰退。曾国藩曾就清军战斗力的衰退总结道：“百种弊端，皆由懒生。”^[102]其实懒惰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贪婪腐化则是另一重要因素。其时乾隆已经注意到八旗兵战斗力的衰退情况，因此下令加强骑射训练，并且一度将骑射放在头等重要位置，要求所有满族子弟都应将骑射作为立身的根本，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也不应该忘记骑射和习武。乾隆要求武职官员在平时必须骑马出行，不得乘坐轿子，担心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会对官兵的勇敢精神有所削弱。乾隆十年（1745）正月，乾隆帝专门就加强骑射问题向全国颁发谕旨，谕令直省督抚提镇等加强八旗兵的骑射训练，指出“营伍以弓马为主”^[103]，以此保持军队的尚武精神和战斗力。就加强骑射而言，康熙也曾予以特别强调，但乾隆的重视程度更高，还制定了更为具体的措施和更为明确的要求。(www.xing528.com)

第三，确立相对合理的作战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

合理作战目标的制定，往往能体现出一个军事家的务实精神。就战略目标而言，康熙高度强调歼灭对手有生力量，也即所谓“尽敌为上”^[104]，以打歼灭战作为战略指挥原则。古往今来的战争，大多都是把消灭敌人当成是战争的目的和手段。比如《孙膑兵法》就将作战目标定在歼灭战，认为“覆军杀将”，使得敌人“虽欲生而不可得也”，才算真正掌握了“战之道”，才符合作战的基本规律。^[105]在清朝前期的统一战争中，无论是多尔衮，还是康熙，大多强调在战争中大量消灭敌军。清朝前期统治者的统一战略不仅积极提倡主力会战、全线歼敌的作战指导思想，也将其付诸统一战争的战略指挥当中。

就战争方略而言，康熙充分注意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的结合，强调招抚行动与军事打击行动的结合。在特殊情况下，他也将“尽敌为上”作为招抚对手的基础。在康熙看来，政治招抚与武力打击始终是相辅相成。一方面，政治招抚要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另一方面，武力打击也要充分配合政治招抚展开，并且根据打击对象的不同，有变化地选择手段和方法。而且，究竟是先进行招抚，还是先进行军事打击，其中也会有所区别。无论是采用何种手法，事先都要经过周密的谋划，尽量降低己方损失。例如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对于三个藩王，康熙的态度有别。对于尚、耿两藩，主要是以拉拢和招抚为主，目的是孤立吴三桂，对其实施有效打击。在西北平叛战争中，康熙帝不相信噶尔丹会接受招抚，但也充分利用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其进行瓦解和分化，再抓住时机指挥大军发起猛烈攻击，最终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政治招抚与军事打击的过程则完全与其相反。施琅先是在澎湖列岛的决战中消灭了郑氏集团的有生力量，后期再展开积极有效的招抚行动，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

以“十全武功”^[106]自诩的乾隆在战争方略方面也有心得，且受孙子影响较大。乾隆主张战争应速战速决，其实是对孙子“速决战”^[107]思想的继承。在指导大小金川的战争中，乾隆要求军机大臣务必速战速决——“用兵贵于神速”^[108]，并将战争陷入难局的原因也归诸久拖不决，也正体现出他对速决战的重视。与此同时，乾隆同样主张以积极的进攻对敌形成高压态势，以此争取战争主动权，这其实也是受到了孙子的影响。乾隆指导战争，还强调穷追、捣巢，要求清军以积极有效的进攻迅速击垮敌人，夺取战争主动权。这些方略的推出，也是乾隆长期学习古代兵学经典的结果，多能与孙子兵学暗合。当然，与其祖康熙相比，乾隆的战争方略并未见得有大的突破，甚而存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他却俨然以“十全武功”自诩，与其好大喜功的性格颇为吻合。

第四，注重“上下同欲”，充分储备战争潜力。

康熙帝不但是谋略出众的军事家，也是眼光独到的政治家，因此他能够带着政治眼光考虑军事问题。由民本思想出发，康熙非常重视民心向背，认为“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109]，将民心视为比武器装备等更重要的战略要素。康熙非常赞赏孟子“仁者无敌”的思想，指出：“仁者无敌，此是王道……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110]因此，康熙首先要建立“上下同欲”^[111]的良好政治环境。为厚植战争实力，康熙始终坚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这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争取更广泛的民心。雍正帝虽然刻薄寡恩，但也注意关心民生，致力解决民众“无地立锥”^[112]的现实苦难。通过“摊丁入亩”等措施，雍正朝减轻了百姓赋役，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乾隆即位初期，也注意关心百姓疾苦，多次下达爱抚百姓的谕旨，以“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113]为执政目标。

与此同时，为集中力量一致对外，清初统治者非常注意各民族关系的处理。他们一方面注意加强对汉族的控制，一方面也非常注意收买汉族士心民心。除了推行“以汉治汉”的驭人之术，他们也非常注意加强对蒙古和藏族的控制与笼络。这其中，蒙满的联姻制度尤其值得关注。这项制度始于努尔哈赤，从清朝立国一直推行到乾隆朝，联姻的人数和范围不断扩大。当然，此后则逐渐衰减，到了道光朝已经非常稀少。^[114]这一制度的长期推行，笼络和控制了善于骑射的蒙古族，无疑可以提升国家的战争潜力，同时也可以利用这种密切的蒙满关系，对人口广大的汉族进一步加强控制。对于西藏地方政府，清初通过册封顾实汗来实现控制，施行政教分离。到了雍正六年（1728），清廷正式设立驻藏办事大臣衙门，以便进一步加强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到了乾隆朝，为协助藏族同胞抵御入侵和防止新的叛乱出现，清廷不仅在西藏增加了驻军，同时也进一步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此举不仅可以保证清政府的意志贯彻到藏族地区，同时也能进一步密切藏族与其他中原民族的交流，有效地防止分裂局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