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与明廷对抗过程中，或攻或守，或战或谈，方法灵活，战术多样。他在加紧军事准备之外，又摆出积极请求和谈的架势，除了希望从明廷争取到最大利益之外，也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南下做更为充足的准备。反观明廷这边，除了政治腐朽之外，在战争决策上多次出现严重失误，这其实都是“不知彼不知己”的必然结果。面对正在崛起的后金，明朝君臣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断然拒绝皇太极的议和之请。等领教对手的实力之后，却又只能悄悄推进和谈，然而局面已经处于完全被动之中。崇祯皇帝在临死之前哀叹诸臣误我，这确实道出了当时朝中无人、庸臣当道的实际情形，然而，朱由检本人其实负有更主要和更直接的责任。他不仅缺少战争决策能力，而且先后滥杀大臣，直至断送大明江山。皇太极本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尔大国岂无智慧之士”[39]，明确指出崇祯皇帝在用人方面的失误。很显然，双方在战争决策层，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这种巨大差距，直接决定了战争走向和最终结果。
皇太极去世之后，年幼的福临得以继位，多尔衮则取得摄政王的地位，逐步总揽军政大权。此后，清军在多尔衮的领导之下，继续加紧南下，努力夺取全国统治权。多尔衮对满族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做出了“全力入关争夺天下的决策”[40]。李自成的大顺军差不多同时迫近北京，明王朝处于内外夹攻之下，更加风雨飘摇。吴三桂被迫放弃宁远，率部入关保卫北京。多尔衮得知吴三桂放弃宁远与李自成军逼近北京的消息后，也看到了推翻明政权的希望，于是立即下令“修整军器，储糗秣马，俟四月初旬大举进讨”[41]。此后，清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农民军和明军，夺取中原的领导权。无论是经济资源还是人力资源，清军都远不及明军，也不及农民军，却接连击败这两个重要对手，顺利入关并夺取政权，固然是明廷政治腐败，“有必亡之兆”[42]，也因为战略决策和战争指导更加高明。
（一）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战略目标和战略方针
皇太极不仅是高明的政治家，也是出色的战略家。他始终能较为准确地判断形势，并根据自身实力，确定阶段性的战略目标。在定下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政治目标之后，皇太极深知“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根据自身的军事实力情况，制定了“伐大树”的总体策略。他指出：“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43]此论虽说遇到祖可法、张存仁等人反对，但实为当时首选良策。明朝虽然政治腐朽，危机四伏，但仍拥有相当规模的军队，农民起义军尚未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以当时后金军的实力，尚且没有办法给明王朝构成直接威胁，想在短期内消灭明军、夺占中原，也是不可企及的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果断采用“伐大树”作为作战指导方针，多次入塞作战，不断削弱明军实力，分阶段消耗明军，终于积小胜为大胜，使得战略形势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转化。根据这一计划，一旦发现合适的决战时机，便给予对手致命一击，寻找机会彻底击垮明军，逐步实现总体战略目标。皇太极的这一战略指导思想非常高明，对指导伐明的战争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战争指导思想得到明确之后，皇太极果断排除“大举攻明”等主张的干扰，择机与明军展开议和行动，既避免了与明军大规模决战，无端损耗兵力，也为稳定内部秩序、悄然提升实力获得了空间和时间。此后他以议和为掩护，击败朝鲜和察哈尔蒙古，从而切断了明王朝的左膀右臂，同时也成功地解除己方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明军。朝鲜被迫改而向后金朝贡。这种宗主关系维系了有清一代，始终没有改变。根据自身实力情况，皇太极决定采用先关外、后关内、徐图渐进的战略方针，并否定了“直取北京”或“内外夹击夺取山海关”等建议，稳步提升自身实力，为取得决定性胜利奠定基础。
在作战对手的选择上，清军也根据形势变化进行合理调整。在入关之前，清军始终将明军作为自己的主要作战对手、争夺中原政权的最大敌人，并一度视农民起义军为友军。但在定下大举入关的目标之后，多尔衮听取范文程等人的意见，将李自成的大顺军作为主要交战对手，同时将多年交战对手明军，视为拉拢和争取对象。对明军将领吴三桂，多尔衮许以高官，承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44]，为夺取山海关之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根据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清军为招揽民心，改变了过去劫掠财物的做法，果断抛弃过去种种不得人心的掠夺性政策，将抢劫财物视为不义之举并严令禁止。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等人建议，在进京后不久便宣布“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45]，以此来争取汉族士心。这种转变非常及时，为建立中原新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合理制定策略，重用降官降将
明王朝的急速衰落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皇太极因此决定加快灭亡明朝的战争进程。他根据“流寇内讧，土贼蜂起”以及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等情状，判断“明之必亡昭然矣”。[46]为加速推倒明王朝，多尔衮甚至试图与大顺军建立联系，共同展开灭明战争。皇太极和多尔衮都能虚心听取汉人意见，共同制定南下夺取中原的计划。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受到重用，合理建议得到采纳。两人为清军入关，完成统一大业，发挥了关键作用。两人都向多尔衮上过奏疏，范文程建议清统治者及时完成战略转变，将逐鹿中原和夺取天下作为新的战略目标，洪承畴则着重分析了清军主要对手李自成起义军的现状和特点，也对夺取中原的具体战略原则及政治措施等进行了多方筹划，为清军逐步攻取晋、豫等战略要地，指明了具体方向。这两个重要的战略对策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军事置于政治的范围内进行考察，将统一大业的完成视为政治与军事互动的过程。文武并用、恩威兼施成为谋划全国统一战争的基调。换言之，它们既是军事战略方面的杰作，同时更是政治战略的妙策。”[47](www.xing528.com)
范文程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是分析和判断天下大势，重点立足于对主要竞争对手进行情报分析。在他看来，明王朝西面遇有农民军，向东则会遇到清军，南境和北疆也不安宁，已然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因为明政权的腐败，已经造成百姓流离失所，这正是推翻其统治的大好时机。其次则是确定了清军的重点作战对象。范文程认为，虽然有各路豪强争夺天下，但真正能成为清军对手的，就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至于明军，已经不再是主要作战对手，甚至可以发展成为盟军，从而为我所用。再次是确定了相对可行的政治方略，将收揽人心作为阶段性重点。为此，范文程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策略，大多得到重视和推行。范文程还提议建设稳固的后方基地，建议在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附近选择据点重兵把守，以保证清军出入的安全和通畅，这也同样得到采纳。
洪承畴同样注重政治策略，以此招揽人心，注意政治措施与军事手段的相互配合。与此同时，他和范文程一样，也明确指出应以农民起义军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在具体的策略上，他建议采取恩威并施的态度，对于那些抗拒不降的官员，要适当使用杀戮进行警示，对于主动投降的官员要及时予以升迁，鼓励更多的人前来投降。
此前的后金统治者并没有一统天下的远大志向，武力相侵也只是以掠夺财物为目标，即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也是如此，始终无意于问鼎中原。[48]这不仅仅是其时实力不济，也是统治者有限的政治眼光使然。相比之下，皇太极似乎略胜一筹，是一位有抱负的政治家，却仍然“缺乏宏大格局”[49]。多尔衮的眼界则相对开阔，目光更为长远。乘势入关，夺占中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便成为他要完成的历史重任。对于范文程和洪承畴的各项建议，多尔衮都认真进行研究，并择善而从，有些则成为清军入关、夺取中原政权的指导性方针。这些都显示出多尔衮超强的决策能力和政治远见。
（三）重视民心向背，最大程度地减少阻力
因为全新的战略目标和急剧变化的内外形势，清军入关之后的种种政策都必须做出调整。重用汉人，以汉治汉，优待降将，招揽人心，已被视为重要策略。在范、洪等人的建议之下，清军忽然以“仁义之师”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努力赢得汉人的认同。在明确农民起义军是其主要敌人之后，清军将自己打扮成拯救中原百姓的“义师”。多尔衮下令清军“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努力做到“秋毫无犯”[50]，以此争取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以及普通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为了将清军打扮成“仁义之师”的形象，范文程向多尔衮提出建议：“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51]多尔衮对此显然有所感悟。在率军入关作战时，他对收抚民心极为重视，抛弃了过去种种野蛮做法，下大力气整顿军纪，严禁无端的杀戮和抢劫。在占领北京后，多尔衮命令大队人马驻扎在城外，不得随意出入北京。通过多项得民心的举措，清军成功消除了一批明朝官员和将士及大量百姓的抵触心理，为夺取中原和建立新政权减少了阻力。
为了笼络人心，尤其是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多尔衮除了为朱由检发丧之外，还严令保护明陵，同时开展尊孔活动，封赏孔氏后裔，摆出推行儒家文化的姿态。此举招揽了大量明廷官员降清，大量明军将领投靠清军。多尔衮还想尽各种办法对汉人进行拉拢、分化。尊重并接受更为先进的汉文化，尊重汉族的风俗习惯，也是收买人心之举。为了更好地控制汉人，确保入主中原的宏大计划得到顺利推行，多尔衮在制度与治术上也多效仿明朝，遂有“清承明制”之说。这种“一切诸务，尚仍明旧”[52]的做法，既是立足于文化与制度相对落后的现实所采取的明智之举，同时也可最大程度地消解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起到收买民心的作用。
多尔衮认真采纳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推行文德，恩威并施，努力消弭汉族上层官吏与普遍民众对清军的对立情绪。他们还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招抚政策，尽最大努力，减轻了汉族官吏的疑虑，争取得到他们的拥护，同时还巧妙地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转化为与起义军的阶级矛盾，这实际上起到了武力进攻所不能达到的作用。[53]清军入关之后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固然有铁骑强大、战术高明等原因，同时也得益于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多尔衮除了沿袭皇太极“以汉治汉”的策略之外，还多次强调“满汉一家”，尤其用力争取汉族上层为其效命。他不仅多次借顺治帝的名义谕告天下“满汉官民，皆朕臣子”[54]，同时还表达出“不忘明室，辅立贤藩”[55]的态度。不仅有灵活多变的招抚手法，还及时调整了民族政策，都可起到消弭民族抵抗意识、稳定普通百姓生产生活秩序的重要作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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