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后金的崛起，明廷并非完全坐视不管，但种种努力却不幸化为乌有。不仅如此，熊廷弼被传首九边，袁崇焕遭受磔刑，孙承宗惨遭灭门，都为这种种努力增添了浓厚的悲凉。
（一）后金的步步紧逼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侵朝战争爆发。朝鲜国王不断派遣使臣向明廷求援。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议之后，明廷最终还是决定出兵救援。援朝决心的下定，实则是由明廷与朝鲜关系所决定。一直以来，明廷为了对抗蒙古，需要借助朝鲜的牵制力量，而朝鲜则视明王朝为战略大后方，也长期引以为援。当然，从皇帝到朝臣，都缺少与日本坚决抗争的决心，甚至随时准备与之妥协。这对战争走向造成了直接影响。意外的是，战争由于丰臣秀吉的突然死去而宣告终结。明廷颇为自得地认为这是一次伟大胜利，而且王朝的威严尚存，北部边疆凛然不可侵犯。至于战争中暴露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矛盾，统统被暂时掩盖。
就在援朝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明朝在北疆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由蒙古改而成为后金。万历年间，女真族取得强势崛起的良机。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女真各部渐渐统一，并且建立了“金国”。在萨尔浒之战中，明军被努尔哈赤轻松打败。令明廷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此后的明军接二连三地败绩。努尔哈赤则趁着萨尔浒之战的余威，在东北地区迅速地扩张地盘。
万历四十七年（1619）夏，面对辽东残局，熊廷弼走马上任。他一面整饬器械，修缮城池，一面招兵买马，激励士气，同时拉拢蒙古，联络朝鲜，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在他的努力之下，边境局势确有几分起色。对此，全祖望曾评价道：“一时大臣才气魄力足以搘拄之者，熊司马一人耳。”[23]虽说治边成效显著，但熊廷弼还是受政治斗争的影响而被迫去职。等到辽阳失守，这才受到重新起用。熊廷弼重新上任后，又因与巡抚王化贞意见相左而受排挤，辽西失守之后沦为替罪羊，惨遭弃市并传首九边。
此后王在晋被任命为辽东经略。面对辽沈失陷的局势，王在晋非常悲观，认为失去广宁便已成“弃全辽而无局”[24]的败局。为此，他一面拉拢蒙古，企图实现“以夷制夷”的目标；一面则是大幅度退守山海关，将辽西拱手让出。努尔哈赤得以从容组织，积极备战。朝廷对于王在晋这一系列举措争议不断，孙承宗以阁臣身份考察前线局势，主张继续决战关外。眼看无法说服王在晋，孙承宗回京面奏朝廷，自请督师。[25]对此，王在晋喜出望外。他眼看前任或战死沙场或兵败被囚，庆幸自己能够全身而退。[26]明军其时已充分领教到后金军的战斗力，避战之风蔓延。“以边才自许”[27]的袁崇焕，被破格提拔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又被任命为山海监军。在得到孙承宗的授意之后，他得以前往宁远筑城。
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十多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挺进辽西走廊，将宁远城团团包围。当时，驻扎在宁远的明军只有一万多人，与对手相比，相差悬殊。袁崇焕井井有条地布置防守战术，整军备战，铲除奸细，提振士气，依靠坚固的城墙和锐利的火炮，紧锣密鼓地构筑防御阵地。面对危险局面，袁崇焕一直在城墙上与众将士一起浴血抗战，指挥士兵用被褥等包裹着火药扔向城下的敌军，导致后金军大量烧死烧伤。明军的火炮更是让后金军损失惨重。据说努尔哈赤在督军攻城时受伤，所以不得不下令撤军。宁远之战，以明军的获胜而告终。面对常胜将军和天才军事家努尔哈赤，初出茅庐的袁崇焕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指挥才能，都令人刮目相看。宁远之战也打破了后金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袁崇焕由此而名声大噪。不仅如此，在后来的宁锦之战中，袁崇焕同样击败了皇太极，展示了明军的血性。
皇太极是清代立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年少之时就经常跟随父兄四处征战，武艺娴熟，谋略出众。努尔哈赤病逝之后，皇太极继承汗位，并宣称“爱养百姓，举行善政”[28]。继位之后，皇太极展现出极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对内，他大力推行改革，模仿明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加强了专制统治，又以“上敬诸兄，下爱子弟”[29]作为承诺笼络各方势力。对外，皇太极延续了努尔哈赤积极扩张的强硬政策。皇太极林林总总的治术中，有一点非常高明，那就是“以汉治汉”。这似乎与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以辽治辽”[30]的策略形成针锋相对之势。皇太极十分重视发挥汉族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极力予以安抚和收买，甚至自己带头学习汉族文化，以此拉拢汉人。这种政策因为效果很好，所以得到此后清朝历代君主的忠实继承。看到明军拥有火炮优势，皇太极便想方设法获得了明军的红夷炮，并命人加以模仿制造，逐渐将后金军由单一的骑兵，发展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合成的军队，战斗力大大增强。这之后，明军在火炮方面的优势开始慢慢丧失，更难抵挡八旗军的进攻。皇太极矢志不渝地想要入主中原，但在袁崇焕面前也栽了一个跟头。天启七年（1627）五月，继承汗位不久的皇太极率领精兵渡过辽河，直扑锦州，一方面是要为父亲报仇，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击败明军来展示自己的威武和霸气。(www.xing528.com)
（二）袁崇焕与皇太极的角力
面对气势汹汹的皇太极，袁崇焕借鉴了宁远之战的经验，继续依靠坚固的城墙，以锐利的火炮对付后金军，令其十多天未获进展，死伤惨重。此后，皇太极寻求与明军展开议和，双方进入和战交替阶段。袁崇焕也故意以和谈作为试探，皇太极则积极响应，一面责怪明廷多有“轻人之语”，一面要求“结成兄弟”并“各自为国”。[31]这种和谈局面夹杂在连绵不绝的战争期间，双方显然都有“缓兵之计”等考虑。皇太极本想通过攻打锦州诱使袁崇焕派军前往救援，再通过“围城打援”的方式来消灭明军。面对皇太极的这一计策，袁崇焕不为所动。无奈之下，皇太极只得再调集数万援兵，改道攻打宁远。但是，在袁崇焕、满桂的组织指挥之下，后金军仍然没能取得任何进展，没有讨到任何便宜。在战斗中，袁崇焕固守城内，满桂、祖大寿力战城外，令皇太极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被迫狼狈撤退。这次战役，被称为“宁锦大捷”。明军之所以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袁崇焕精心构筑的防线和“以守为攻”的战术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打败后金军之后，袁崇焕却只能辞官还乡，成为朝廷政治内斗的牺牲品，这充分暴露出当时政治败坏的一面。内政影响边防，政治败坏其实也是明廷边疆防御体系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
天启七年（1627）八月，天启皇帝朱由校病死。这个不务正业的短寿皇帝并没有留下子女，只能由亲弟弟朱由检来继承皇位。虽说从兄长手中接过来一个烂摊子，但朱由检仍立志做一个中兴之主，希望能将这个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王朝解救出来。只是他没能实现这一愿望，反而是在经过一番瞎折腾之后做了亡国之君。袁崇焕能感觉到崇祯急于收复辽东的心情，于是赶赴北京接受了蓟辽督师的任命。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向崇祯皇帝提出“五年复辽”的计划，崇祯对袁崇焕则是有求必应。
上任之后，袁崇焕确实带来了新气象，但不久之后，他大胆斩杀毛文龙的行为引起了崇祯的警惕：“帝骤闻，意殊骇。”[32]崇祯二年（1629）十月下旬，皇太极率领满蒙铁骑共约十万，避开袁崇焕把守的宁锦防线，绕道蒙古，突破长城防线，抵达遵化城下。崇祯不得不紧急号令各路兵马火速赶往北京城。袁崇焕也亲率九千铁骑直奔蓟州城，试图对后金军实施拦截，可是已经跟不上皇太极的步调，却正好产生把皇太极引到北京城的错觉。不少人误以为袁崇焕出卖朝廷，并领兵来袭：“竞谓崇焕召敌。”[33]后金军在北京城外俘获了两名明朝太监，皇太极决定利用这两名太监行反间计，除掉袁崇焕。两名太监自以为获得了袁崇焕通敌的机密情报，并以最快速度向崇祯报告。崇祯不久就逮捕了袁崇焕。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明廷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纵敌长驱”等罪名[34]，对袁崇焕处以磔刑。
袁崇焕究竟是否坐间谍罪而死，学界仍有争议。姚念慈认为，虽说反间计有很多史料记载，由满文老档脱胎而出的《清实录》，为后世唯一之史源，因此不能排除杜撰之嫌。[35]当然，更多学者则是相信《明实录》等史料的记载，相信皇太极确有施行反间计。在入关前后，皇太极种种“形人之术”，都为反间计做好了铺垫。崇祯皇帝在计划杀死袁崇焕之前，冒死劝谏者都未曾提及，包括明朝不少史料失载，怕是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有关，也与崇祯皇帝死不悔改的个性有关。也有学者认为，以当时情势，后金军入关并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理应以“失守封疆”之罪而被杀，更何况袁崇焕已经积众怨于一身。[36]其实在明朝历史上，类似这种罪责，“或归罪本兵，而于大帅则少有获死罪者”[37]。
明金大战的硝烟散去已有数百年，袁崇焕究竟缘何而死或许已变得不太重要。但就当时情势而言，袁崇焕却是不可杀之人。在与后金的多次交战中，明军仅袁崇焕利用守城战术取得过两次胜利，崇祯的磔杀之举显然是“自坏长城”，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辽东的局势。不仅如此，从熊廷弼到袁崇焕，一大批文臣武将被杀，因抗金而把自己变成通敌的罪臣，这必然会造成人心的离散。从此以后，“边事益无人”[38]，明朝灭亡征兆更加显露无遗。其实，皇太极轻松突破长城防线，并且迅速进逼北京城，已经标志着明朝北疆防御体系的彻底瓦解。这种瓦解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责任非袁崇焕一人可承担。袁崇焕被杀之后，明与后金之间虽然还有一些对抗，但已无法改变最终被摧垮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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