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战役的优秀作战指导

萨尔浒之战发生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是后金摆脱明廷的关键一战。对后金而言，不啻为生死决战，对明廷而言，同样是一场关键之役。在这场战争中，努尔哈赤依靠其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成功地击败了明军的围剿。由于此役获胜，努尔哈赤从此改称明廷为南朝，从根本上改变了与明廷的隶属关系，也为日后大举南下、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由于明军与后金军队在萨尔浒一带的作战非常惨烈，因此整场战役都被后人称为“萨尔浒之战”。

（一）抓住时机，迅速崛起

明朝万历年间，位于东北的后金得以崛起。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努尔哈赤经过多年努力，基本统一女真各部。明政权日渐腐朽，危机重重，故而没有对后金统一步伐有所干涉。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顺利称汗，建立后金政权，建元天命，下定决心摆脱与明朝的臣属关系，并将进攻矛头直接对准明廷。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判断时机已经成熟：“吾计已决，今岁必征明矣。”^[9]他随即命令全体将士厉兵秣马，积极做好战争准备。努尔哈赤非常注意师出有名。在出征之前，他在赫图阿拉组织誓师大会，宣称与明朝有“七大恨”，以挑起全体女真人的民族情绪，有意将他们的不满引向明廷，同时下达战争动员令。

当时，明军刚经过援朝抗日战争，人力物力都有很大损耗，加上明朝政治腐败，官员肆意侵吞军队粮饷，对军队造成很大影响，不仅陈旧装备无法得到及时更新，甚至连正常训练都无法展开。当时辽东边防军编制名额10万以上，可实际在岗不过三四万人，缺额非常严重。这支虚弱不堪的军队，分散部署在北起开原、南至鸭绿江口的100多个军事据点，很容易被后金军队各个击破。努尔哈赤对明军的衰弱和布防情况都非常清楚。在发起进攻之前，努尔哈赤曾不断派出间谍，仔细打探明军的守备情况，并最终摸清了明军的防守软肋。这之后，他部署左路军约5000人，进驻马根单（今辽宁抚顺境内）发起佯攻，右路军约1．5万人由努尔哈赤本人亲率，直扑抚顺。攻占抚顺后，努尔哈赤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接连攻占清河等地，打开了通往沈阳、辽阳的门户。努尔哈赤给明廷写了书信，信中措辞强硬，显示出与明廷彻底决裂的决心，也预示着双方更大规模的战争势所难免。

（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明军这边，完全是匆忙上阵。万历皇帝匆匆召集文武群臣商讨对策，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周永春为辽东巡抚，杜松为出关总兵官，同时征调还乡老将、原四川总兵官刘綎火速赶赴辽东前线，在辽东集结各路兵马达8万余人，加上朝鲜援兵1万余人，共计10万余人。^[10]与此同时，明军又从山西、陕西借调一批大型火炮，紧急运往辽东前线。由于粮草吃紧、军心不稳，朝廷派出大学士方从哲和兵部尚书黄嘉善一再催促杨镐抓紧时间进兵，杨镐也深知所筹粮草不足以支撑太久，只得寄望于速战速决。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等聚集辽阳演武场，举行誓师大会，并且商讨出征努尔哈赤。誓师大会结束之后，明军分为四路，分别由马林、杜松、李如柏和刘綎率领。杨镐要求四路兵马努力做到“声息相闻，脉络相通”^[11]，向后金军发起围攻。努尔哈赤听从李永芳的建议，决定采用各个击破的方针，对付明军的多路进攻。其战法，简单概括就是“凭尔几路来，吾只一路去”^[12]。后金全部兵马不过6万左右^[13]，努尔哈赤将精锐之主力部队1．5万人集中在界藩山一带，迎战由抚顺而来的杜松，将决战地点放在萨尔浒。杜松率领官兵奋战数十余阵，终因寡不敌众而气力衰竭。明军损失惨重，杜松也被乱箭射中，坠马而死。

从北面进军的马林，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胆气全无，忙率兵向尚间崖集结。努尔哈赤仍旧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击败马林。此后，努尔哈赤挥师南下，迎击刘綎的大军。为了诱使刘綎冒进，努尔哈赤派人冒充杜松部下，谎称前面杜松已经获胜，催刘綎加速前进。刘綎不辨真伪，大军全部进入八旗军的包围圈，一番激战之后，东路军全军覆没。坐镇沈阳的杨镐接连收到战败消息，急令李如柏撤军。李如柏胆小怕事，在接到进军命令之后，一直龟缩不前，行动迟缓。在接到撤军命令之后，他却毫不迟疑，行动迅捷。由其率领的南路军，如惊弓之鸟急速南撤，以致人马自相践踏。(www.xing528.com)

在战斗中，由于努尔哈赤出色的组织指挥能力，明军的人数优势和火器优势完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后金军的骑兵则充分利用地形条件，发挥出其快速机动的特长，使得战争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努尔哈赤虽是塞北少数民族出身，却深谙兵法之三昧。在与明军作战过程中，努尔哈赤的作战指挥之法，与孙子颇多贴切之处。例如他重视“情报先行”，力求“并敌一向”等，这些战法都可从《孙子兵法》中找到出处。努尔哈赤手中兵马，与明军相比，处于绝对下风。但他采用的战术，与孙子的“以镒称铢”^[14]“并敌一向”^[15]等战术原则，基本能够求得暗合。因为战术得当，努尔哈赤只是付出了极小的代价，便取得一场大胜，展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华。此后，萨尔浒之战成为军事家们经常提起的名战之一。

（三）将帅指挥及各自得失

萨尔浒之战前后不到五天时间，明军虽然兵力占据优势，却在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战争结束，明军包括总兵刘綎、杜松在内，文武将吏阵亡300余人，士卒阵亡4．5万余人。^[16]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金军仅损失2000余人。可以说，此役努尔哈赤取得完胜，明军则是彻底的惨败。

萨尔浒之战失败后，明朝御史大夫杨鹤曾上疏对失败进行了总结。刚正不阿的杨鹤将萨尔浒失利的根本原因直接指向朝廷和指挥作战的各级官员，认为调度和经略等都存在着严重失误：“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17]不仅如此，杨鹤的刚直之言又指向万历皇帝，认为“至尊优柔不断”^[18]也是此役失败的主因，因此可说是“至尊自误”。如此一来，这份直抒己见又洞中肯綮的总结报告，当然会引起朝廷内外的一致不满，也给了同僚对其进行弹劾的机会。杨鹤万分失望，只能称病辞职。杨鹤的辞职也能说明此时的明政权已经彻底腐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政治的腐朽和边务的废弛，是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的最主要原因。尽管当时明政权已经日渐腐朽，但仍保持着一副妄自尊大的面目。从萨尔浒之战的组织指挥也可以看出，明廷上下根本没有把后金真正放在眼里，甚至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迅速结束战斗。殊不知，这完全是痴心妄想。政略层面的颓败和战略层面的失误，都是战败的致命原因。

在具体战术方面，明军也是失误累累，比如将帅失和、准备不足、情况不明、兵力分散等。在这场大决战中，双方主帅的指挥能力相差甚远。努尔哈赤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比如情报先行、集中兵力、机动灵活、巧妙设伏等，而杨镐则是畏首畏尾、用人不当、情况不明、优柔寡断。在双方交战过程中，努尔哈赤一直亲临一线指挥作战，而杨镐则是始终龟缩沈阳遥控指挥。明军分兵四路出击，兵力分散已是兵家大忌，加上各部一直都是各自为战，根本没有按照预定作战计划组织实施，所谓“脉络相通”^[19]根本无法做到，为后金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面对手下各自为战的危境，优柔寡断的杨镐无能为力，与努尔哈赤的果敢坚决形成鲜明对比。马林和李如柏贪生怕死，甚至出现没进入战场就要撤退的荒唐局面，对整个萨尔浒战场明军被动挨打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杜松和刘綎则是缺少计谋、好勇轻战的匹夫，正好犯了孙子所云“必死，可杀也”^[20]的大忌，虽有勇猛精神，也只能战死沙场。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的关键一战。此战过后，明军渐渐失去了对辽东的控制，而后金的实力则是越发壮大，直至彻底掌握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并且由此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基础。后金军胜利之后，努尔哈赤的政权更趋稳固，并且由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在这之后，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之下，乘势夺取开原和铁岭等东北要塞，并趁机征服了叶赫部，扩张势头更加明显。面对努尔哈赤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明廷甚至连谴责一下的勇气也已丧失，当初的那种狂妄和自大，已经完全蜕变为软弱和妥协。此役之后，“新兴的金国对明朝采取咄咄逼人的主动性攻势”^[21]，可见萨尔浒一战彻底改变了双方心态，进而影响到双方的战略方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引起朝代更替的决定性一战。

正是因为萨尔浒之战的重要地位，清廷曾勒石以示纪念。乾隆皇帝撰写碑文时，对萨尔浒之战做出高度评价：“由是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22]应该承认这是非常恰当的评语。明廷要为皇帝昏庸、宦官专权的腐朽政治付出代价，进而失去执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