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备志》的起源和著述背景

茅元仪（1594—1640），字止生，号石民，又号东海波臣、梦阁主人、半石址山公等，浙江归安（今属浙江湖州）人。茅元仪的祖父茅坤为明代著名文学家，父亲国缙考中进士，曾官至工部郎中。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之下，茅元仪自幼博览群书。但他十四岁时不幸丧父，从此家道中落，又因屡试不中，更激励他发愤读书。当时，明朝政治日益腐败，内忧外患日趋严重，茅元仪于是更加注重实学，用心研究兵略，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方略。

就在茅元仪寓居南京之时，东北建州女真逐渐崛起，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政权，后以“七大恨”为由起兵攻打明军。当时，明朝阉党弄权，朝政腐败，军队战斗力低下，面对后金已经难求一胜。消息传来，茅元仪更加焦急忧愤，于是更加刻苦地钻研历代兵学著作，撰成《武备志》，于天启元年（1621）刻印。在这之后，茅元仪声名大振，遂以“知兵”之名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来到抗金前线。此后，明军在孙承宗的指挥下，接连收复辽东失地，茅元仪也因功被举荐为翰林院待诏。不久之后，因为受阉党魏忠贤排挤，他也随孙承宗一起被削职，于天启六年（1626）告病归乡。朱由检即帝位后，魏忠贤被杀，阉党势力衰落，茅元仪一度因功升任副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水师，但不久之后遭权臣陷害而去职，后悲愤离世。

虽然仕途不顺，但茅元仪著述宏富，主要著述有《武备志》《督师纪略》《石民未出集》《石民四十集》《三戍丛谭》《复辽砭语》《横塘集》《石民集》等60余种。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者，首推《武备志》。该书共240卷，附图730余幅。在这本百科全书式的军事学著作中，茅元仪对历代军事战略、各种阵法战术、传世主要兵书等都有系统总结，就此形成了一部体系宏大、内容丰富的军事学巨著。

关于《武备志》的写作宗旨，茅元仪有明确说明。在他看来，明朝承平已达二百五十载，由此而造成“士大夫无所寄，其精神杂出于理学声歌工文博物之场”^[273]的局面。这些人沉湎于诗词歌赋和词章博物之学，不少成年男子慕而学之，由此而“舍其所当业而学士大夫之步”，这便酿成了“朝野之间莫或知兵”的危险局面。^[274]尤其是在洪、宣之后，由于“文帅之权又日重”，对于武将横加干涉，既“限其学”，又“责其效”，由此而导致外行领导或监督内行的局面出现。^[275]可是，当边患出现之时，这些文人士大夫却只是“相顾惶骇”，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朝廷无人可用，便给人浑水摸鱼的机会：“文士投袂而言者，武弁能介而驰者，即以为可将。”^[276]边患问题由此而变得越发严重。要想解决这种问题，就需要从根本上寻找办法。在茅元仪看来，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因为文臣武将的“无学”，完全不懂军事。体制问题当然轮不到一介书生染指，他便只能针对文臣武将的“无学”而提出对策。

在茅元仪看来，“士大夫不习”的原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是“易而不玩”。在士大夫看来，古代兵学理论太过简单，故而不值得费力学习。而且，值得关注的兵书也不多：“古之兵家流不下百余种，而今之所存者，唯数家。”虽说这仅存的数家，其兵学理论被完全忽视，士大夫普遍认为其“坦率共布，不足深研”^[277]。

第二是“狭而自用”。茅元仪指出：“古者，今之师也。”^[278]但是，相对于儒学而言，兵学明显不受重视。士大夫更看重《周官》等儒家经典，却对于古代兵学理论明显过于轻视，将名将制胜之方置之不问。茅元仪描述此种情形为：“临事者竭昼夜之劈（擘）画，而仅得古人之什一。”^[279]很显然，如果用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对待古兵法，自然会将其弃置一旁。^[280](www.xing528.com)

第三是“震而自弃”，即对古代所传之术过于崇敬。拿营阵之制来说，它始于握奇，但握奇之法又出于井田，八门、六花之类，皆其支绪。仅仅从其书名和篇名就可以看出，这种学问已经到了“崇之如秘箓天书”的地步，不少人由此而变得“震古而不屑蹈今”。^[281]

第四是“惰而自窘”。在茅元仪看来，“制器、缮甲、攻守、水火，以至立营、设垒、刍牧、馈饷”等等，皆“各有成法”，或有“古胜于今者”，或有“今胜于古者”，这其中都有专业门槛限制，却也由此而导致部分人“任有司之见欺而不知，视将吏之蹈危而不察”，甚至将军事问题视为儿戏，“以兵为弄”，这势必会产生极大隐患。^[282]

第五是“昧而自陷”。诸如占天度地之术，对战争影响甚大，但是士大夫经常不习此道：“既不习天官之言，又不讲厄塞之势。”^[283]这些人一旦受命领军，则“视术士之纷纭而不知折衷，抚天下之形势而不知缓急”^[284]，结果只是违天背地，进而胡作非为。

面对上述种种情况，茅元仪忧心忡忡，所以他立志钻研兵学，发奋著述。在他看来，兵学是挽救时局的实用之学。在《武备志·自序》中，他明确了该书的主体结构及主要写作内容。他说：

余窃悲之，为作《兵诀评》，兵诀无过于六家，为疏其滞，而又删旧注之烦，标其要而又明旧解之悮……为作《战略考》，古之战略，见于史传，或汇之成书而患于疏略，或署之以目而患于锁割。今循时而谱之，固有一事而备数法，亦有倚古而绎新心者，皆可得也。一曰《阵练制》，古之阵图，散在方册，举而合之，而又陈异同之说，使明者之自索其进退、赏罚之法。古今异制而同意，皆所以习耳目也。搏击驰射之法，雅俗异说而同情，皆所以习手足也。合之而教战有方矣。为之作《军资乘》，军资不出八端：一曰营，一曰战，一曰攻，一曰守，一曰水，一曰火，一曰饷，一曰马。并罗其法，使用者无缺，则疲卒可以当锐师矣。一曰《占度载》，占之言甚杂，杂则简其明中者，度之事烦，烦则撮其条著者，立谭之顷，而可以尽阴阳之变。指掌之中而可以料四海之形，则变而化之不可测矣。合五者而名曰《武备志》。^[285]

从中可以看出，他写作《兵诀评》，意在阐发古代兵学典籍的要义；撰述《战略考》，意在探究历代重要战略思想；撰写《阵练制》，意在考察古今阵法；著作《军资乘》，意在总结物资后勤保障之法；著述《占度载》，意在穷尽阴阳之变。合之而成《武备志》，意在为人们研习兵法提供一份足够详细的参考资料。

从茅元仪自序可以看出，他对《武备志》的撰写内容及困难等，基本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比如对《兵诀评》部分，他抓住重点，有的放矢。在他看来，古代兵学典籍虽多，但重要作品不过六家而已。从这些兵典的旧注中，他能清楚地看出其中得失，既有繁杂不得要领之处，也有简明扼要之处，因而需要对其认真加以梳理。再如对《阵练制》，他深知古今异同之说甚多，为了考察清楚阵法，就必须搜罗各处方册，比较其中异同之说，再择善而从。再如对《军资乘》，他总结“军资”不出八端：“一曰营，一曰战，一曰攻，一曰守，一曰水，一曰火，一曰饷，一曰马。”从这种梳理和总结中，也足见他对古典兵学和历代兵法的熟悉和自信。再如对《占度载》，他集中指出其特点一是“烦”，二是“杂”，说明其对这部分的内容有明晰的判断和认识。当然，虽是繁杂，但他并不愿意放下“尽阴阳之变”的远大目标，故而花费更多笔墨进行撰述。从《武备志》的体例结构和内容编排来看，茅元仪的本意是为士人提供一份学习古代兵学的教科书，却也有意无意之中为古典兵学完成了系统总结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