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兵学发展迎来拐点

中国古典兵学的发展，同样遵循学术思想史的一般规律，既有周期的前后相序，也有节奏的高低起伏。在明代，火器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宋代文人论兵的传统得到延续，加上倭寇等边患的刺激作用，印刷技术的提高推动了出版的繁荣，这些都为明代后期兵书的大量出现提供了条件，为古典兵学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同时也为古典兵学的转型提供了契机。

从上古到春秋，古典兵学经过了漫长的形成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快速发展，于是有《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等一批兵典出现。这种快速发展的局面在秦统一后戛然而止，自此迎来接近千年的“休眠期”或“凝固期”。宋代统治者为了振兴兵学，设武经博士，将《孙子兵法》等7部兵学经典立为兵经。在政府的倡导之下，古典兵学思想再次迎来全面复苏。不仅兵书数量急剧增加，兵学的研究群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那些耻于言兵的文人儒生，也开始热烈地探讨兵学理论，苏洵《权书》、华岳《翠微北征录》、辛弃疾《美芹十论》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承接宋代之余绪，明代也诞生了大量兵书。尤其是在明朝后期，伴随着印刷出版的繁荣和思想的解放，以及著述群体的多样化，各种各样的兵书层出不穷，古典兵学也于此时发展到高峰期。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古典兵学也于此时达到顶峰。^[267]

如果单纯以兵书数量作为考察兵学研究水准的指标，那么古典兵学在明代确是发展到了顶峰期。^[268]据学者统计，明代就诞生兵书777部，加上存目兵书246部，共1000余部。^[269]只凭借这一点，明代兵学便可在古典兵学发展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考察明代兵学，不仅是兵书数量有大幅度增加，在战法研究、战术的创新和拓展上也都有很大发展。明朝后期兵学快速发展的局面，尤其是以火器为代表的军事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围绕火器技术所带来的战争理论的更新等，都表现出军事理论升级转型的迹象。也就是说，明代中晚期已迎来兵学发展的重要拐点。

明代前期，造船技术和兵器技术已经有很大提高，后期则有火器技术的大幅度提升。军事科技的发展带动了兵学理论的改变。随着火器种类的不断增加和运用范围的日渐扩展，明军已有专门的火器部队出现，战争决策也会围绕火器而展开。明代有关火器火药的论著很多，流传至今的尚有十余种。《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神器谱》《西法神机》等兵书专论火器，对火器的制造与使用等都有系统总结。《武编》《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武备志》《兵录》《筹海图编》等各类典籍，也都对火器的运用原则等进行了阐述。明代军队如水兵营、步兵营、骑兵营、车营等，都加强了火器的配备，抛石机等逐渐被管形火器所取代。^[270]从《武备志》等书可以看出，震天飞炮这种被视为导弹雏形的先进火器已经出现。^[271]这种局面的出现，必然会促进军事学术、战术思想及建军思想等发生急速转变。明代科学家对钢铁冶炼、火药配制、火器制造等，都有深入研究，在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操作与训练、战术与阵法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这无疑会加速推动战法的改变和兵学理论的升级。(www.xing528.com)

如前所述，明末兵学的快速发展与武举推行所带来的兵书普及不无联系，此外则与文人群体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宋代以来一度流行的文人论兵模式，也对兵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对于武将，文人更擅长玄思，更容易在理论水准上胜出，一旦参与论兵，便能立即提高思辨性。文人论兵如果和武人论兵结合在一起，无疑会很好地促进兵学的发展。明朝中后期，王守仁、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曾投入研究兵学，也都对古典兵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投笔肤谈》《兵经》《阵纪》《运筹纲目》《武备志》等兵书，大抵也属于文人论兵一类。这些著作的结伴出现，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兵学研究的水平。

明清军事地理学研究的兴起，其实也是借助于文人的力量。《广志绎》《筹海图编》《读史方舆纪要》等著作，同样也都是出自文人之手。在《武备志》中，茅元仪提出了边防、海防、江防并重的战略思想。郑若曾等人的《筹海图编》，更集中于海防战略和海洋地理，书中大量记载中日两国基本情况，保存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海洋地理资料，同时也就海防问题提出策略性建议，很好地补充了传统兵学的不足。系统论述军事地理的著作则为《读史方舆纪要》。此书的出现将军事地理学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并极大地提高了军事地理的研究水平。清代出现灿若群星的地理学家，全祖望、阎若璩、高士奇、胡渭、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等，都曾对地理学、军事地理学或沿革地理下过精深功夫，与明朝末期兵学与军事地理学的快速发展不无关系。

明代后期，古典兵学受特殊内外环境刺激而加速发展，在迎来转型良机的同时，却不幸折戟沉沙。包括武举在内的种种努力，挽救不了腐朽政权的衰亡。因此，明末出现的兵学转型没能最终完成。满族入主中原，彻底打断了这一转型的步伐。满族是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就兵学而言，同样也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却能依靠铁骑征服文化相对先进的中原民族。其一俟获得成功，便立即出于提防之心理，竭力阻止兵学的健康发展。入主中原之后，清廷一面宣称“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272]，一面却四处制造学术禁区，大兴文字狱。在这种情势之下，兵学不可能再获得良好发展的环境，明末兵学快速发展的局面也只能就此画上句号。既然有此狭窄之心态，一幅足令人唏嘘的场景终于在晚清出现：当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都伴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取得飞速发展的时候，清代的文人学者们却仍在使用蝇头小楷埋头撰写《间书》这样陈旧的兵学论题。兵学的长期不振，令国人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吃尽苦头。兵学再次迎来转型之机，还须等待晚清时期大量仁人志士的披肝沥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