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罢宰相之位，行特务之政，大肆杀戮功臣。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兵学研究不可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为实现专制统治，统治者并没有热情推动兵学研究，只允许设官学，并由朝廷主导。这一基调在立国之初便得到确立，而且延续很久，一直到了明代中后期才发生改变。
吴元年（1367），朱元璋曾下令“设文武科取士”[229]，并对“文举”和“武举”各自提出要求：“应文举者，察其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以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230]由此可见，朱元璋一度也对武举取士表示出兴趣，且重视军人的谋略和武艺，但这种举措不知何时遭到废止。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有朝臣建议“兴武举，以罗英才”[231]，仍未获认可。洪武二十年（1387），礼部再次提议“立武学，用武举”[232]，但再次遭到朱元璋的否定。在朱元璋看来，所谓建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233]。朱元璋标榜自己更看重文武兼备之才，武学则因为“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闲俎豆”，并此成为“拘于一艺之偏之陋”，由此而被搁置。[234]作为一代枭雄，坐稳天下之后，朱元璋是不是果真重视人才，从他大肆杀戮功臣的行为即可窥见端倪。他之所以态度鲜明地拒绝推行武举模式，也许同样只是出于维护专制集权统治的需要，并不情愿给胸怀文韬武略之人以露头的机会。朱元璋的这一理念对明初期武学地位有着很大影响，也为军事人才的选拔制度定下基调，乃至于有明一代，武官多为世袭或世职，“武举只是个补充”[235]。不仅如此，武举既没有殿试，也没有三甲区分和鼎甲名号。[236]这显然与文举还有一定差别。
洪武三十年（1397），政府曾令兵部刻印《武经七书》，供将帅学习之用，到建文四年（1402）初立武举，却未能长久。正统七年（1442）翰林院编修徐珵建议效仿“唐有军谋之科，宋有武举之选”[237]，设立武举之法。他建议英宗皇帝派兵部在全国各地察访“有军谋勇力之人”并从中选拔表现突出者。既不限南北，也不拘额数，挑选到京城之后，“问以攻守之策，试以弓马膂力”。[238]如果被选中则配给口粮二石，安排在各军营任职，等到立有军功，则依照相应规定授以武职。武举自此正式提上日程，并在制度上逐步规范化。作为配套教材，《武经七书》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各种应试教科书也应运而生。正统十年（1445），大同左参将石亨指出了武举存在的问题：“通于兵法者止是记诵之学，熟于弓马者不过匹夫之勇，临敌制胜，未必皆得其用。”[239]在石亨看来，智谋明显比勇力更加重要，所以应学习汉唐以来强调考察“军谋”[240]的做法。这一建议也得到了明英宗的首肯。
武举之所以在正统年间受到重视，一方面是因为世袭制无法保证军队人才之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明王朝已经逐步迈向衰落，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尤其是“承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习战”[241]的危机，以及日益加重的边患，都逼迫明廷做出改变，于是明英宗就此效仿起宋神宗立兵经的做法，试图找到一条强兵之策。天顺八年（1464），明英宗正式下令开科：“令天下文武衙门各询访所属官员军民人等，有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从公保举。”[242]《武举法》也由此设定，将基本考试内容定为策略与武艺，考场与考官都因考试等级的不同而有相应规定。初期考试只有乡试和会试，乡试考中则称武举人，会试考中则称武进士，居首者则称武会元。崇祯年间开始设殿试，武榜首位则称武状元。在此之后，武举似乎渐渐成为一根救命稻草，日益受到朝廷的重视。我们从《明武宗实录》《明世宗实录》等书中都可以看出明廷对于武举的重视程度。很显然，明统治者非常希望通过武举这种模式选拔出优秀的军事人才，以拯救这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王朝。此后，在经过“创立规条而申严武举之选”[243]的各种努力之后，有关武举的各项规章制度也变得更加严密。到了武宗时期，已形成兵部尚书刘宇所说的“文武并用，每三年开武举，每五年考军政”[244]的宏大场面。此举之目的，“无非欲网罗贤才以弼治理”[245]。其基本模式，则参照推行多年的科举考试模式：“俱仿文事而行”[246]，而且确保“条格参酌文举”[247]。这表明，北宋神宗年间所推行的兵经模式已得到明廷相对完整的模仿。(www.xing528.com)
通过武举选拔军事人才，既要比试武艺，也要考察谋略，但这二者究竟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也颇费思量，明统治者曾一度对此非常纠结，政策也不停地发生摇摆。宪宗年间，一度强调选拔“谙晓武艺之人”[248]，后来又加上“体貌雄伟，筋力壮健”的要求，这明显是更强调身体条件和武艺高强，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又改而再提出“谙晓文墨”的要求。[249]之所以做出这一改变，显然是出于对全面素质的强调，既重视文韬，也看重武略。孝宗年间，则要求按照“先策略而后骑射”的标准进行。既然如此，首先淘汰的当然是那些“学识无可取者”。[250]这里的“学识”，明显是就军事学而言。也就是说，那些对军事谋略疏于了解，不读兵书战策的，会首先被淘汰。既然强调以这类“学识”为重，那么此时对于武艺的要求必定会相对宽松。而且，有一种情况似乎仍然难以避免：虽然强调“先策略”，但石亨所担心的那种“通于兵法者止是记诵之学”[251]之类弊端，仍有可能存在。也就是说，还有可能会招到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到了明朝末期，则重新强调了对武艺的要求。明熹宗对“矢不虚发，力技绝伦”[252]的强调，崇祯皇帝“谕武举试艺，毋专取文藻”[253]，都表现出这种倾向。为防止“南郭先生”滥竽充数，明廷也曾采取来回加试的方法，还设立“初场”“次场”“末场”的三级考试模式，每场考试内容均有不同：“初场试以武经、百将传、诸家兵法，试其论策七篇；次场试以古今阵势、兵车名物……末场则于教场试其弓、马、枪、刀，以观其勇力。”[254]从上述考试内容来看，明廷推行武举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寻找将才和帅才，首先强调的是兵法的研习，要求对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武经有深入了解。考生要想在这种选举中胜出，也必须以此为重点，并对有关军事学的各方面知识都要有所了解。
明代武举一直在追求规范化和制度化，而且学习军事谋略始终是必选项目，只是有时在重视程度上不及武艺。也就是说，学习古代兵法是武举必须选择的科目。参与选拔考试的考官，则需在群臣之中进行选拔，同样要求选出“通兵法武艺者”[255]来担任考官。由此开始，为应付策试而刊印的标题讲章之类，也在明代逐渐发展起来。不少军事类著作都与武举考试紧密关联，基本局限于应试一途，只需配有简明注释。刘寅的《武经直解》曾被官方钦点为法定教科书，取得了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为适应武举考试之需，一些学者将《武经七书》的兵学思想和理论观点抽选出来，制作成试题，社会上也出现各种满足应试者阅读需求的标题性兵书，这些兵书以满足考生基础性阅读为目标，如谢弘仪《武经七书集注标题》、赵光裕《新镌武经七书标题正义》、沈应明《新镌注解武经》、臧应骥《新镌武经标题佐议》等。这些兵书将古代兵典的主要思想条理化、简单化、通俗化，非常便于考生记诵，对古典兵学的传播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明代晚期兵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了铺垫作用。明代晚期涌现出一批富有创见的兵书，如《投笔肤谈》《武备志》等，与这些铺垫密不可分。包括《孙子兵法》和《武经七书》的注释作品，其写作水准已经明显有所提高，郑灵、陈天策、曹允儒、黄献臣、李贽、何守法等人的注本在当时就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今天我们研习兵典也不乏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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