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方舆纪要》的军事地理学思想及其优化建议

明代末期开始逐渐兴盛的地理学，虽说与西方仍存在较大差距，甚至被利玛窦讥讽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202]，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且得到清代学者的继承和发扬。清代产生了灿若群星的地理学家。王士性、茅元仪、顾炎武等学者的层层推进，郑若曾这样重视海洋地理的学者们的呼吁，包括清代朴学的兴盛等，都对清代军事地理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著名学者如顾祖禹、全祖望、阎若璩、高士奇、胡渭、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等，都曾对地理学、军事地理学或沿革地理进行过精深的研究。这其中，专门从事军事地理研究，用力最深而且成就最高的，要数明末清初的顾祖禹。他的代表作是《读史方舆纪要》，一直被视为古代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代表性著作，同时也是研究古代沿革地理的必备参考书。

明代后期的地理学研究可分为两途，其一是重视景物名胜（徐霞客是其代表），可称之为旅行家的地理学；其二是重视山川险要和海防要塞（郑若曾和顾祖禹是其代表），这一类可称之为军事家的地理学。郑、顾也有所不同，《筹海图编》属于论述海洋地理和海洋战略的著作，而《读史方舆纪要》虽不乏论述河道湖泊等内容，但主体内容更多集中于陆地。至于《武备志》中的军事地理学，更像是百科全书式的概论。相比追求面面俱到的《武备志》，《筹海图编》和《读史方舆纪要》更像是两部军事地理学专著，也代表了海、陆两个方向的最高成就，因而都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是军事地理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读史方舆纪要》由顾祖禹积20余年辛劳而著成，共130卷，附有《舆图要览》4卷，制作各种沿革表35份。作者在前9卷叙述“历代州域形势”，后面则按照明末清初的行政区划，依次分述各省、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山川形势、关塞险隘等。作者以朝代更替为经，以地区划分为纬，纵横交错地阐述各地山川地理形势，考订古今郡县的变迁沿革，探讨山川关隘对于攻守的利害关系。这些内容占据了这部书的绝大部分篇幅。除此之外，最后6卷集中记述川渎异同等，以“俯察仰视”之义。书中还附有《舆图要览》4卷，分别包括全国总图、各省分图、边疆分图，以及黄河、海运、漕运分图等。

顾祖禹对于《孙子兵法》的军事地理思想非常推崇，在自序中称赞“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203]，所以下足功夫专门研究军事地理。在《读史方舆纪要》的写作过程中，作者贯穿了经世致用思想，是为了在山川险要之中探讨古今兴亡的道理以及进退、攻守的方法及得失等。在自序中，作者已经点明著作目的：试图让人们懂得“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204]的道理。从书中大量征引《孙子兵法》名言、袭用其中“圮地”“重地”“衢地”等军事地理名词等情况来看，顾祖禹显然对孙子的兵学思想有过深入学习和借鉴，论述地理形势也多围绕孙子的“九地”展开，和孙子一样，非常看重争夺“地利”。《读史方舆纪要》对孙子军事地理思想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不仅吸纳了《孙子兵法》思想精髓，而且受《孙子兵法》启迪，在军事地理思想方面提出新的创见”^[205]。

因为立意和主题基本围绕军事地理而展开，因此《读史方舆纪要》与一般的地理志类著作有着很大的不同。张之洞曾将该书列入兵书，对这部书的军事价值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出于军事方面的特殊强调，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着重记述的是历代兴亡、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进而试图从中推导出地理与胜负的某种联系。仔细考察该书，不难看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无论是论述地理还是记载历史，始终突出军事色彩，始终强调军事与地理的结合。作者记述山川地理形势，格外注重其对于战争胜负和朝代兴衰的影响，通过大量引述历史上的战例总结地理形势的得失，希望那些志在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从书中受益，能记取古往今来的用兵得失和教训，更好地利用各种地理形势。顾祖禹结合孙子的军事地理思想，提出了“地利变化无穷”和“争地必得其人”的主张。^[206]孙子论兵，强调“因敌变化”^[207]，顾祖禹认为地利也存在无穷之变。孙子论情报，主张“必取于人”^[208]，顾祖禹则认为争夺地利同样也需“必得其人”，这在突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之外，也更加明确了“地”为“兵之助”^[209]的主张。在《读史方舆纪要》中顾祖禹指出，“地利不足恃”^[210]，也是对孙子的回应。

除了地理与军事的结合，《读史方舆纪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史事”与“地理”的结合。为了使得有关论述更加具有说服力，顾祖禹紧紧扣住了“读史”和“方舆”这两个主题而逐次展开，但是其实质却是论述“地理”与“军事”，由地理形势推导出军事斗争的得失。比如作者论述“汉中”的地理形势，先是简要叙述刘邦以汉中为根基，再“东向而争天下”^[211]，最终击败西楚霸王项羽的历史，再详论各郡的地理价值和地理特点等。众所周知，以文字表述的方式讨论地理形势，其中存在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不够直观，较难给人以画面感。但是，顾祖禹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楚汉相争等历史作为切入点，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这种论述方式，可以为后面的深入论述提供充足的史实支撑，使得作者对有关地理形势的分析更具说服力。这一特点在《历代州域形势》部分，体现得尤为明显。(www.xing528.com)

在顾祖禹看来，不只是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紧密相连，朝代更迭以及天下兴亡等，也和地理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指出，“时代之因革，视乎州域；州域之乘除，关乎形势”^[212]，突出强调地理形势的重要影响力。这概括起来就是“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213]的主张。顾祖禹总结历史上的兴亡更替，认为：“从来有事于一方者，必当审天下之大势。不审天下之势而漫应之，战与守虽异，而其至于败亡则一也。”^[214]他以广东为例对此加以论证，他一面认为广东确有地理形势方面的优势——“广东，在南服最为完固。地皆沃衍，耕耨以时，鱼盐之饶，市舶之利，资用易足也”^[215]，一面也指出其“以守则有余，以攻则不足”^[216]的特点。接下来，他以文天祥、张世杰欲依靠岭南推进复兴大业而遭遇失败的例证，说明“当守而不知守”以及“以一隅之地而冀争雄于天下”^[217]是其失败的主因。在顾祖禹看来，文、张二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决策上的失误，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对地理形势和地理条件进行深入考察。这一立论有待商榷，朝代兴衰和更替，其中原因其实非常复杂，但从中也可以明显看出顾祖禹对审察地理形势的重视和强调，也可以看出其层层推进的撰述特点。为了加强论证，他不仅基于地理形势的特点而展开深入剖析，而且不厌其烦地大量借助于历代政治军事斗争实践加以证明。为论证广东地理形势的特点，除了举出上述文天祥、张世杰的例证之外，顾祖禹还举出汉初经营岭南、唐末黄巢辗转广南等例证，充分说明依据地理形势进行战争决策的重要性。

我们不妨再以若干具体实例来考察作者的著述思想。例如论太行山，作者先对太行山在历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高度概括：“太行隔绝东西，实今古之大防。”^[218]太行山之所以有这样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是因为它本身具备“凭高控险，难于突犯”^[219]的特点。因此，太行山可以成为河北所恃以为固的根本。在这之后，作者就其对于河北的重要性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和分析：“太行凡八陉，其在河北者有四，曰井陉，曰飞狐，曰蒲阴，曰军都。”^[220]所谓陉者，是指山中之咽喉要道。太行本有八陉，河北占其一半，作者只是列举出位于河北的四陉，太行山对于河北的重要性已经显而易见，河北一带的地理特点对于朝代更迭的重要意义，因此得以明晰。作者的这些论述同时又是借助于历史上的朝代更迭的史事，用这样的方式论述和总结地理形势的重要性，显然更加具有说服力。类似例子还可以在书中找到很多，作者论述地理形势，基本都是立足于各地地理形势的实际特点，甚至经过了亲自考察，所以绝少空谈，从不空泛议论，从不故作高深之论。

《读史方舆纪要》虽以研究天险和地利为主题，却没有陷入“地理决定论”。恰恰相反，顾祖禹非常注重人、地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天险地利固然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对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终究是人，而不是地理条件。顾祖禹一面以“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221]的阴阳变化观念为支撑，一面以函谷和剑阁这种险要关隘来回易主的例证做证明，强调“地之形势亦安有常哉”^[222]的道理。在此基础之上，顾祖禹进一步总结指出，即便是拥有了“金城汤池”也无法确保必胜。如果“不得其人以守之”，甚至不如“培塿之丘”“泛滥之水”。如果能够“得其人”，即使是“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223]显然，这种看法是非常客观理性的。这其实也是《孙子兵法·用间篇》所提倡的“必取于人”的精神的延续，不仅在当时蔚为先进，放在今天仍不过时。

古往今来的战争，除了比拼将帅谋略和军事实力之外，往往也是比拼后勤，比拼经济实力，所以历来兵家都对后勤补给非常重视。在《读史方舆纪要》中，顾祖禹虽然没有专列经济地理变化这一项，却在探寻漕运变迁、城镇兴衰及经济中心的转移等过程中，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有关经济地理的资料。例如在谈到四川时，他一方面大量总结探讨巴蜀地形之险要，同时也不惜笔墨重点分析巴蜀的经济形势：“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又地多盐井，朱提出银，严道、邛都出铜，武阳、南安、临邛、江阳皆出铁。”^[224]通过以上简明扼要的语言，顾祖禹已经对巴蜀的主要地理特点进行了分析，对该地区经济情况进行了总结，点明了其经济地位以及对战争走向所产生的影响。顾祖禹格外重视经济的作用，这也可证明其并非地理决定论者。出于对经济的强调，顾祖禹还认为，首都的选择也必须同时考虑经济是否发达，运输是否便利，以及地理位置是否稳固。对于“险固”的理解，顾祖禹可谓别出心裁：“所谓险固者，非山川纠结、城邑深阻之谓也。”^[225]既然如此，“形胜未可全恃”^[226]。选择首都、进行战争决策等，都必须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依据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变化，从而做出最为合理的选择。

《读史方舆纪要》是中国古代有关军事地理和沿革地理的一部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至今仍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必读之书。梁启超非常看重其对于军事地理研究的价值。魏禧曾称赞该书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并且指出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借助于探讨山川险隘，分析“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探寻“兴亡成败得失之迹”。^[227]很显然，魏禧非常恰当地概括了《读史方舆纪要》的特点，并简明扼要地点明了该书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读史方舆纪要》虽然重要，但也难称完美。对于该书的缺点，也有学者曾予以指出。例如顾颉刚认为该书存有较多空谈成分，而且考证缺少精审：“承明人之蔽，好空谈形势，于历史地理之实际考证，往往未尽精确。”^[228]这一批评不无道理，但我们应更多看到该书的成就，结合地理形势探讨军事斗争形势是该书的精华内容，即便若干考证不够精审，但作者对于地理形势的分析方法和研究结论等，都有值得借鉴之处，何况所论“战守”之策并非完全属于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