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地理的重视程度与明代的海洋著作相关

明代政府对于海洋的态度曾几经变化。郑和七下西洋，是明朝前期远洋航行能力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推行积极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马欢随郑和远下西洋，已经非常注意随行记录和保存，对“诸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同异，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179]等留下记录，因此留下《瀛涯胜览》一书。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则为同类性质的作品。此外，还有一份重要的地理文献《郑和航海图》经《武备志》收录而得以长期保存。^[180]明朝中后期的长期海禁，不但没有带来朝廷所盼望的海洋秩序，反倒导致中华海权的萎缩。倭寇的长期袭扰，以及西方海洋强国的远道侵袭，与这种退守政策的施行不无关联。当然，倭寇的侵袭行为也引起了人们对于海洋地理的重视，不仅《武备志》这种大型类书会关注海洋地理，同时也有《筹海图编》这种专论海防地理的著作诞生。该书虽曰“图编”，实则图、论结合，探讨和总结“海防之制”^[181]，为明军抗倭提供帮助。

如前所述，茅元仪的军事地理学除了关注有关内地的“方舆”之外，更关注边疆、海防、江防、属国、航海等内容，军事地理学的体系更加完整。从陆地拓展到海洋，高度关注海洋地理，是茅元仪对军事地理学的一个突出贡献。茅元仪自称：“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182]地理学到了明代，因为有了海洋地理的讨论而变得更加丰满起来。茅元仪认为，要想求得百岁之安，关键要点就在于“拒之于海”^[183]，为了避免海上敌人来犯，一定要了解和掌握海防特点，根据海岸线的地理特点和海洋地理特点进行布防。在《武备志》中，茅元仪先是就海防地理的特点绘出海防形势总图，尤其突出介绍日本人从海上来犯的形势图，再依照由南至北的顺序，从广东到浙江，再到山东、辽阳，依次介绍各处海防要塞和布防要点。大到散布海洋的海岛，小到依山傍水设置的水寨，举凡沿海各处的防守要点，他都详细绘出地图，同时也用“诸家论记”这样的既定之说来进行现身说法和补充论证，使得所论极具针对性、现实性和说服力，可以为海防将士防范倭寇的袭击提供重要参考资料。

明朝后期，随着海防形势的变化，诞生了一大批讨论海防的著述，比如《筹海图编》《万里海防图论》《江南经略》《筹海重编》《皇明海防纂要》《海防图议》《虔台倭纂》《御倭军事条款》《倭志》《温处海防图略》《两浙海防类考》《两浙海防类考续编》等。这些著作的主题都是讨论海防问题，其中不少内容都结合海洋地理而展开，所以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洋地理情况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涉及。其中不少著作都配有较为直观的海防地图，对沿海的地形特点、防守要塞等，予以配图说明。这些著作的纷纷面世，固然是抗击倭寇的军事斗争形势使然，但也充分反映出当时军事家们对海洋地理的重视。

明代有关海洋地理的著作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筹海图编》。是书共13卷，由郑若曾、邵芳负责撰写和绘图，抗倭名将胡宗宪亲自审定。仅从书名就可看出，《筹海图编》的最大特点就是最大程度地结合地图来记载和分析海洋地理形势以及抗倭形势，立意全在海防。因此，《筹海图编》对涉及海防的各方面内容均有不同程度的探讨。除重点介绍海洋地理和山川险要之外，作者对海防战略、治军思想、海战战术及海战兵器等都有所论及。

全书第一部分是《舆地全图》，作者花费大量笔墨记述广东、福建、浙江、直隶、登莱五省的海防地理形势，至于体例则同样是借助于地图（《沿海郡县图》），此外也结合海洋地理和海防形势探讨海防事宜。其次则是大量记载有关日本的基本情况，主要分为《日本国论》《日本纪略》《倭船》《倭刀》等。此外也对倭寇基本情况、入侵路线图、既往抗倭经验等进行总结。这些内容使得该书在性质上与那些海洋地理著作有着根本不同，故而能对抗倭斗争起到现实参考作用，也能由此而受到戚继光等抗倭名将的重视。以《沿海山沙图》为例，这部分内容由72幅地图组成，其中包括广东11幅、福建9幅、浙江21幅、南直隶8幅、山东18幅、辽东5幅。这些地图前后相连，成为一幅结构严整而且气势恢宏的画卷，不仅可以从中隐约感受明军戒备森严的防线，也可以大致推想倭寇咄咄逼人的进犯之势。在图卷中，作者对有关海洋地理的各种要素，如海岛、海口、沙滩、海岸线、城镇以及烽堠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并依靠画师出色的绘图技术，努力为读者呈现相对直观的沿海地形图。例如，以《福建事宜》为例，郑若曾对福建沿海的岛屿礁石、岸上山势、沿岸港口卫所等情况都有具体描绘，并试图从中总结出既有“百年之长策”，也有“一时之权宜”的御寇之策，^[184]力争为抗倭将领提供一份切于实用的海洋地形图。

不仅如此，《筹海图编》还收录了明军与倭寇的历次重大战役，除了总结明军战争经过和战法得失之外，还对明军将士及沿岸百姓的伤亡情况有所记述。也许因为该书是由胡宗宪主持和审定，书中记载胡宗宪指挥的战例最多，占全部战例的三分之二以上。这其中，尤其以剿灭王直、徐海等倭首的战役记载最为翔实，也算是对胡宗宪的功绩进行总结和表彰，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倭寇为祸浙东的真实情形。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辟有专门篇幅对抗倭战争中牺牲将士的生平进行记录整理，分别为《遇难殉节考》和《遇难殉节考拾遗》，虽说“或限于耳目之未接，或涉于传闻之疑似”^[185]而导致遗漏现象出现，但此举无疑可以起到激励士气和安抚军心的作用。

在《筹海图编》中，重点论述的还有建军思想及海防思想。郑若曾首先是对倭寇的来源及活动规律等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梳理，就此指出了“袭用旧人，行旧政”^[186]的危害。接着，他又从“庙算”的高度探讨解决倭患的办法，认为“圣明与庙堂大臣从中主断而力行之”^[187]，才是解决倭患的根本之计。不仅如此，郑若曾又论述“择将才”和“选士卒”的重要性，对戚继光“兵之贵选”思想进行重点论述，强调了精兵思想的重要性，认为“其法惟在精”^[188]。除此之外，他还就如何解决后勤补给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并引用了胡世宁所说的“屯田为足食足兵之上策”^[189]。针对抗倭前线明军作战不力的现状，他还对“调客兵”和“练乡兵”等方法进行了认真比较，认为从土著之兵中精心挑选，通过“选择之精，训练之勤，赏罚之严”来达成“大有实益”。^[190](www.xing528.com)

除上述内容之外，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还对嘉靖时期各级将领，尤其是胡宗宪有关海防的重要论述进行了摘编和探讨。这其中也包含了郑若曾本人关于海防的真知灼见。在他看来，要想搞好海防，就必须既重视“御海洋”，又强调“固海岸”，既要加强“谨瞭探”，也须重视“勤会哨”。^[191]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保证海防战略的总体设计能够跟进抗倭斗争的形势变化。在这里，郑若曾对抗击倭寇的防御层次和防御策略有着较为全面的关注，还对海防情报的侦察和研判等有系统总结，因此这部分内容集中汇集了海防战略战术，也可视为《筹海图编》的精华部分。

关于“御海洋”，作者根据胡宗宪“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192]的主张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他所推崇的是“击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193]的战法，反对将战火引到陆地，防止因此而给沿岸百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也可防止倭寇深入腹地后造成更大的损失。至于“固海岸”，这是“紧关第二义”^[194]，同样也需要引起重视，但地位等而次之。为了做好“固海岸”，明军就必须做到“谨于海岸之守”^[195]，并进一步做好反客为主的准备工作，及时组织反攻，这才能确保沿海各地关隘的安全。在作者看来，情报工作必须给予充分重视，做好“谨瞭探”则是搜集敌情，实现“先知”的根本保证。为做好情报工作，必须“精选熟知水性之人远出外洋分投哨探”^[196]，依靠这些哨探在沿海搜集有关倭寇的情报。至于“勤会哨”，也是防止倭寇“互为声援”^[197]的有效手段，同样必须给予充分重视。为了更好地做好情报工作，当然更要注意使用间谍，郑若曾引用唐顺之“用间，使其自相疑而自为斗，最是攻夷上策”^[198]一语，说明了巧妙使用间谍的重要性。事实上，后来倭首徐海等人被除，正有巧妙使用间谍的作用。胡宗宪委派夏正担任间谍，离间徐海和陈东等倭首，结果大获成功，从而一举除掉在两浙一带为害多年的倭寇。

在《筹海图编》的最后，作者对各种海战兵器，尤其是战船做了尽可能翔实的记录，不仅对它们的作战性能、使用特点等有具体描述，还绘出各种战船及兵器的图样。在各种作战兵器中，作者尤其重视火器，对天坠炮、子母炮、火箭、佛郎机等作战性能都有记载。为了强调对火器的重视，作者还借用唐顺之的论断：“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199]因此，力争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火器的优长，便成为明军抗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从总体上考察，《筹海图编》虽说难称完善^[200]，却在此后受到前线抗倭将领的普遍重视，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权威性。这并非仅仅因为该书审定者是胡宗宪这样的总督，还因为其中地理形势图的绘制较为精审，对倭寇情况及活动规律等有较为详细和准确的记录，有关海防战略战术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实用性。

明朝后期对海洋地理的重视，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能对抗击倭寇起到服务作用，对于其后的海洋作战而言，也具有非同寻常之价值。无论是郑成功还是施琅，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都对海洋地理情报高度重视。郑成功在发起登岛作战之前，非常注意收集台湾岛和台湾海峡的气象情报，也要求部下详细收集并掌握台湾海峡的水流和风向等情况。如果不掌握这些海洋地理情况，大军甚至无法顺利靠岸，在战斗中也会处于下风。至于施琅，因为自恃在海滨长大，对海洋地理和当地气候情况一直非常熟悉，在写给朝廷的奏疏中，敢于自称“岂有海面形势、风信水性犹不畅熟胸中”^[201]。其后的渡海作战证明，他所掌握的大量海洋地理情报，包括海峡水流情况和台湾岛周围的天气变化等，对于他的战争决策和战术指挥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受到明末重视海洋地理的这种风气影响，清代也有不少学者非常重视对海洋地理的研究，并为后人留下了精彩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