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1370），魏俊民等按照《大元大一统志》的体例，编纂而成《大明志书》。在这个基础上，天顺五年（1461），李贤、彭时等编纂《大明一统志》，完成了这部90卷本的官修明代地理总志，比较系统而集中地保存了明代各个政区的重要地理资料。明前期的地理志书较少，所以这部书虽因纪事简略或张冠李戴等问题而遭受到广泛批评，但它也为明代后期军事地理学研究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在经过诸如倭寇入侵这样特殊的外部环境刺激后，之前那种单纯的地理志书开始改而向军事学方向大幅度迈进，于是有了明末清初军事地理学研究的高潮出现。
研究军事地理，既需要精通军事理论，也需要钻研军事历史，更需要不辞辛劳地游历名山大川，向各种复杂的地理环境讨要学问。因此，军事地理学同时也是一门实践之学，需要于山水之间花费大量时间。这种实践之学，与王守仁所倡导的一度风靡的心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明朝末期，心学虽然高度发达，但也逐渐流于空疏，已导致不少问题出现。顾炎武等人甚至将明朝的灭亡，归于这种空疏之学的发达：“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165]到了明朝晚期，一些睿智的知识分子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于是万历之后的学风也在悄然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情形正如周振鹤所总结的那样：“从空谈性理转入经世务实。”[166]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兴起，与当时学风的转变有着直接联系。从王士性到郑若曾，从顾炎武到顾祖禹，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时期军事地理学研究越来越走向深入。
王士性，万历年间进士，著有《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地理学著作。这些著作不只是关注人文地理，而且或多或少地都对军事地理有所关注，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极富价值的地理资料。王士性的地理学著作，基本都是他亲身游历的记录。借助到各地为官的机会，他遍游各地山川。比如万历十六年（1588），王士性被朝廷派往四川短暂任职。在此期间，他虽然饱尝“蜀道难”的滋味，但也因此对一路的山川险阻有了直观感受。王士性的地理学著作和几种游记作品，基本都是由此而得来。他的部分游记作品与传统游记已经有所不同。他早期的《五岳游草》基本上属于纯粹的游记作品，基本和李白抒发游历山水感受的诗歌、徐霞客记载游览风景的游记属于同一性质，只是偶尔才会结合历史和现实等发出若干感慨。有一次，他在游玩潼关时，面对险峻的关隘，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当年的金戈铁马。在《五岳游草》中，这样的笔调和风格尚且少见。宣告王士性写作风格发生根本改变的是《广志绎》。《广志绎》不仅是写作风格与《五岳游草》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在实质性内容上也有很大区别。《广志绎》的诞生，标志着王士性地理思想和军事地理思想的完全成熟。
事实上，《广志绎》的写作也是对作者另一本游记作品《广游志》的自我否定。相对于《广游志》的过于简略，《广志绎》无论是记游还是议论，都要更为深入。作者本人似乎并不认可《广游志》，但该书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这部薄薄的小册子中，也不乏精彩之论。比如在《形胜》中，王士性要言不烦地介绍中国山川地理的区域性特点，探讨了如何结合地形特点分省建制，其中的很多论述都很有见地。在《广志绎》中，王士性已经较为系统地展示了自己成熟的地理思想。《广志绎》的第一卷是《方舆崖略》，这一篇总括性的文字，在作者看来是“举其及而识其大”。作者花费了很大心思，通过对历史的简要总结，分析各处险要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探讨“天下山河之象”[167]，研究天下兴亡之理。比如，对于东南一带，作者通过孙吴立国的经验，分析此地对于王朝兴衰的意义；对于潼关等关隘，着重通过重要战争，总结其战略地位和防守价值；对于四川，重点讨论该地对于完成战略物资储备的重要性……
在总论之后，王士性选择几处在他看来比较重要的省份进行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比如“两都”“江北四省”“江南诸省”“西南诸省”。由于有着长期而深入的考察的积累，王士性的总结和分析，都要言不烦而又切中要害。比如他对大江南北土地特点的总结就非常简明扼要：“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168]在这段话中，王士性不仅简明扼要分析了南北各地的土壤特点，也总结了各自适合种植的庄稼。在论述山西东胜、偏关、宁武几处要塞的重要性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往的种种防守战术之所以不得要领、屡遭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三者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在王士性看来，这三处要塞，“偏、老为边，而宁为腹”[169]，三者之间需要互相配合、彼此相依，才能构筑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如果看不到这些地理特点，遇到战事就会盲目设防，结果只能是步步退缩，直至完全失守。
从总体上来看，王士性的军事地理研究也存有明显的缺陷。比如就深度而言，其探讨尚嫌不足；就内容而论，也失之偏颇。总体内容偏于战略层面，因而较多空疏议论，对战役战术等内容几乎没有涉及。这就导致其分析部分大多停留于感性层面，更多结合人文历史，缺少科学理性精神。虽然存在缺陷，但王士性从地理条件和地形特点出发，探讨其对于军事活动的价值，在明代是开风气之举，对于明清之际的军事地理学起到了引导作用。后来的学者，如顾炎武和顾祖禹等人，对于军事地理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逐步使得地理学摆脱了历史学的附庸地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王士性的游历可分为两种，除了对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探讨之外，其中还有不少纯粹属于寄情山水，游目骋怀，发幽古之情而已。偏于军事风格被著名学者顾炎武等人发展，另一种风格则被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等继承。徐霞客比王士性晚生四十年，同样酷爱游历。他曾花费三十余年遍游各地山川名迹，留下了大量关于名山大川的地理笔记，后人将这些游记作品整理为《徐霞客游记》。游记大量记录了各地有关山川地形、水文地理、地质地貌以及土壤植被等方面的情况，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地理资料，所以这本书的地理学价值并不亚于其文学价值。但从总体上来看，徐霞客的地理学著作较少从军事学视角看待问题，虽说也有一定的军事学价值，但毕竟非常有限。
因此，我们更应关注的是顾炎武的军事地理思想。有学者指出，顾炎武的地理学著作，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山东肇域记》《历代宅京记》等，几乎“都打上王士性影响的印记”[170]。顾炎武著述丰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日知录》。这属于杂集，集中体现了顾炎武治学的渊博，其中也有关于舆地之学的内容，但不占主流。至于《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山东肇域记》《历代宅京记》等，则是主题鲜明的地理学著作。这几种地理学著作，在内容设置和记述方式上，都各有特点。《天下郡国利病书》偏重经济地理，《肇域志》偏重政治地理，《山东肇域记》则是专叙某一特定地区的地理，《历代宅京记》则是专叙古代重要都城，包括其建置、迁徙及沿革等。
《肇域志》的写作时间跨度很长，据说在顾炎武年轻时就已经展开，到康熙初年才大致完成并收束成稿。[171]看该书体裁就可知道，这部书有点类似于读书札记，并不是体系完整的论著。然而，这样的著述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广征博采，按照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的分区，对全国各地的山川险要、地理沿革、风景名胜等，进行了详细记载。有些内容虽说取材于明代《一统志》等史料，但作者大多进行考订核实，可谓一边钩沉史籍，一边实地考察。事实上，顾炎武的著述一直强调与实践充分结合，所以他格外辛苦，也格外可贵。顾炎武晚年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够用，所以只能勉力将其中与山东有关的内容亲手修订成稿，成为《山东肇域记》。《天下郡国利病书》堪称《肇域志》的姐妹篇。顾炎武曾在《肇域志》的序言中说：“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172]这个《备录》，就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相比，二书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天下郡国利病书》侧重于辑录经济地理及军事得失等方面内容，对各地的物产、赋役、水利、漕运、屯田、边防、关隘等，均有详细记录。《历代宅京记》又名《历代帝王宅京记》，集中记载历代建都之制，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关于古代都城历史资料的专门之书，从中探讨朝代更迭和兴亡得失之理。以上三书，都是顾炎武关于地理学研究的代表著作，在为后人留下不少珍贵史料的同时，也可以从中窥见其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思想体系与著述理想。(www.xing528.com)
顾炎武著述《历代宅京记》时曾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173]考察顾炎武的著述和治学，其中也充分贯穿了这一思想。他之所以下大力气研究地理学，其实也是源于家国之恨，希望能通过这种实学来为反清复明提供切实可用的武器，因此顾炎武的地理学，已经非常留意于军事。对此，全祖望有过非常简要的总结和评价：“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174]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顾炎武每到一处险要之地，便与老兵一起探讨当地的地理形势，又与旧籍仔细进行对照，努力进行核实。这种经世致用的地理学研究，明显深含心机，一直在为复明大业进行着准备，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军事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说，顾炎武所研究的地理学，其实正是军事地理学。
《日知录》是顾炎武自视甚高的代表性学术论著。这本书名为稽古，形同札记，却集中寄托了作者明道、救世的学术理想。书中所含内容除了经义、史学之外，还包含有舆地之学，可或多或少地窥见顾炎武的军事地理思想。比如在《长城》一条，作者除了简要总结长城构筑的历史之外，也重点分析了长城在特殊年代的防守价值和地位作用等。在作者看来，长城在战国时期出现，与田制及兵种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是当时“井田始废”和“车变为骑”的自然结果。[175]这些文字，既简明扼要地抓住了历史的关节点，也很好地总结了长城的历史地位，分析了其战略地理价值等。
顾炎武对于军事地理学的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除了前面所述著作之外，顾炎武对于地理考据和历史文献的考订也有不少重要贡献，比如他解释了历代疆域中的“四海”“九州”概念，解决了一些地名用字、读音方面的问题，对于异地同名和方位地名进行了辨析等等。[176]限于篇幅，这方面内容笔者这里不再详细述及。
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军事学著作，同时也是对古典兵学具有总结性质的兵学巨著，《武备志》必然也对军事地理学有所涉及。这些论述，集中收录在《武备志·占度载》。《占度载》的内容非常驳杂，所总结和收录的基本是兵阴阳学的内容。依照古代的传统，舆地学与阴阳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茅元仪在《占度载》中为军事地理学留下了不菲的卷帙，也就可以理解了。茅元仪花费了大量笔墨讨论“方舆”，主要探讨的正是军事地理学。
在《方舆篇》的开篇，茅元仪就强调了研究军事地理学的重要意义：“古之纵横家，欲以明通窾要执人主之契，必先熟形势始。”[177]这里所谓“形势”，指的就是地理形势。古代的那些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纵横家，首先都是胸怀丘壑的战略家，对各国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得失都谙熟于心，这才能结合时势及时地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方案，才能在和国君对坐之时成功地说服对方。由此可见，军事地理学是古今战略家首先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诸如天下户口众寡、兵甲强弱的情形等，一直是影响战争决策的重要因素。要想真正掌握这些内容，只有依靠扎实的军事地理学研究。因此，茅元仪要花费大量笔墨讨论舆地之学，也即他所谓“度地之学”。
茅元仪以王将军（姓名不详）为例，指出当时的军事地理学研究过于注重地理沿革的考证和山川地理情况的简单记载，缺少对地形特点的分析，尤其是主要关隘地形和地理形势特点的探讨，所以在内容上存有重大缺失，因而也不足以言“武备”，对研究军事问题和战争决策没有什么实际参考价值。由于亲眼看见了这些不足之处，茅元仪对“方舆”的探讨更详于内地，更多围绕每处要塞的战略得失而展开。不仅如此，在边疆、海防、江防、属国、航海等其他方面，茅元仪也有程度不同的探讨。在他看来，这些内容同样应属于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六者，皆兵力之所可及也。”[178]就军事地理学的研究主体而言，茅元仪从陆地拓展到海洋，甚至也对属国的地理形势进行过研究。
《武备志》各个部分的写作特点各有不同，比如《兵诀评》多为议论和品评，《战略考》则结合战争历史而展开，《占度载》中有关军事地理学的内容则严密结合各处地理形势而展开，而且依照行政区划进行了认真条贯，结构严谨而又脉络清楚。例如就“方舆”部分而言，作者依照两直隶、十三布政司的架构而依次展开。对于每个具体的行政区划，茅元仪先是采摘先贤对有关地域的定评，再配以形势图给人以直观感受，接着辅以各个郡县的分图，再将有关户口、钱粮、疆界以及山川险要等情况一一予以介绍，力求在内容上逐层深入，为“武备”提供可具参考价值的报告。
从《武备志》的整体著述特点和编排结构都可以看出，舆地学在茅元仪这里尚且只是兵阴阳学的附庸。这应该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说明茅元仪并没有能够摆脱传统兵学思维定式的束缚。将舆地学从兵阴阳中剥离出来，并且发展成为真正独立的军事地理学，需要留给顾祖禹这样更为杰出的英才。尽管如此，茅元仪在《武备志》中的探讨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结合军事学对各地山川地理和险要地势的分析与探讨，既对先贤的研究心得完成了历史性总结，也很好地启示了后来者，顾炎武和顾祖禹都可从中受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能够最终完成，也离不开《武备志》的铺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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