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时代的战法及其对战争的影响

随着火器的大量配置和运用，战法必然会发生改变。火器的大量使用，使得战法变得更加多样化，兵种之间的合同战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火攻战法也有了极大的提升，攻城和守城战术以及作战的阵法更加多变。与此相应的是，战争对各级指挥员战术素养的要求也变得更高。

第一，火器的发展使作战兵种增加，战法更加丰富，战术手段更加多样化。

随着火器在战场上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和火器技术的飞速发展，明朝组建了专业的火器队伍——神机营，车兵也因为可以装载火器而就此重现。加上原有的步兵、骑兵和水师，明朝军队的兵种变得更加多元化。在戚继光的队伍中，就有步兵、骑兵、车兵等多个兵种。兵种的增加，武器装备的增多，可以使得将帅在指挥作战时多一些选择。如果是具备较高战术素养的优秀将帅，则可以将兵力配置更加优化，并设计出更加多样的战法。嘉靖四十年（1561）五月初四日，2000余名倭寇袭击台州。戚继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率领1000余人在上峰岭选择有利地形设下埋伏。虽说敌众我寡，但戚家军依仗鸟铳、火箭等先进火器先机打击敌军，很快便使得倭寇溃不成军。在这场战争中，火器和地形一样，成为戚继光设计伏击战术的关键因素。

火器的出现改变了各兵种之间的优劣对比。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因为拥有机动速度较快的特点，能够较好地压制住步兵。自从汉武帝大规模组建骑兵部队之后，骑兵在历朝都受到广泛重视。在唐代，骑兵更是成为主战兵种，被大规模投放到战场上。到了明代，步兵却因为拥有火器而得到重新崛起的机会。掌控了火器的步兵可以利用手中射击距离较远的先进火器，有效地抵御骑兵部队的冲击。人坐马匹之上，火器反倒难以掌控和发射，在没有发明轻便火器之前，骑兵便转而成为劣势一方。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骑兵的威力忽然迅速降低，在军队和战争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

不仅是步兵，车兵这种此前稍显笨拙的兵种，因为能够满足装载大量火器的需要而重新受到重视，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渐而取代骑兵的地位。围绕车兵的特点和需要设计战术也成为兵学研究的新课题。赵常吉积极主张车铳结合，用战车自卫，用火炮杀敌。他指出：“一经用车用铳，虏人不淂恃其勇敢，虏马不淂恣其驰骋，弓矢无所施其劲疾，刀甲无所用其坚利，是虏人长技尽为我车铳所掩。”^[152]孙承宗对于车战很有信心，把装载火器的战车视为取胜后金、收复辽土的重要砝码，并围绕新型车兵精心研究战术。在他看来，战车不仅具有“不动如山”的抗击打能力，也可以在完成车兵和其他兵种的战术协同方面有所作为，这其中的关键则是“火（器）以车习，车以火（器）用”^[153]。

随着兵种的增多，兵种之间的协同也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课题。火器的发展和战争实践，极大促进了多兵种合同战术水平的提高。无论是在草原作战，还是在东南沿海御倭，一般都需要骑兵、车兵、步兵等多个兵种的互相配合。在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努力下，明军在东南沿海的抗倭中，就成功地将步兵、骑兵、车兵和水军的合同战术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景泰元年（1450），明将董兴在与广东农民起义军的交战中，也曾使用水陆并进的战法取得胜利。当时比较常见的协同方式有三种：一是步兵从陆地利用火器远距离攻击敌人，水军则适时封锁海面，切断敌军退路；二是引诱部分敌军上岸，步兵利用地形发挥火器的威力消灭对手，水师也在海面对敌发起攻击；三是待敌军完全登岸，步兵和水军同时对陆地敌人构成夹击之势。孙承宗指出，是否能够有效完成多兵种协同作战，其核心是看是否能使车兵和火器充分发挥效率：“莫如用车，其用车在用火（器）。”^[154]

第二，借助于先进火器，火攻战法受到特别重视，与之相关的研究论著日渐增多。

先秦兵典《孙子兵法》设有《火攻篇》讨论火攻，《六韬》中也有《火战》专门讨论火攻战法，说明先秦时期的火攻战法已经相当成熟。古代战争史中的经典战例，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都因为以少胜多而名垂青史，其实胜利方都有火攻助力。朱元璋也非常善于火攻战法，在和陈友谅的鄱阳湖决战中就曾使用火攻挫败强敌。随着火器技术的发展，火攻战法在明代更受重视，已出现专门的研究论著，这标志着古代火攻战法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火龙神器阵法》全书1万余字，附图47幅，是一部结合火器发展深入研究火攻战法的代表作。书中不仅记载了各种火器的制造和使用、各种火药的配置方法和性能，更对火攻的方法和原则进行了深入探讨。仅就火药配置而言，《火龙神器阵法》也较《武经总要》所载配方更加合理和先进。作者指出，先进火器可以发挥多种用途，既可以直接杀伤单个敌人，也可以引发大火，对敌造成大面积杀伤。至于发起火攻的时机，则一定要“上应天时，下因地利”^[155]，既要抢先占据上风口，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各类火器的自身性能，并且注意与冷兵器充分结合。由此可知，该书不仅是专门研究火器制造的兵书，同时也是探讨火攻战法的兵书，在古代军事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火攻挈要》成书相对前者较晚，记录火器、讨论火攻战术则较前书更进一步。该书题“汤若望授”，对当时西方的先进火器技术也有所吸收。全书共3卷，上卷概论火器的制造原则，中卷介绍火药的制造工艺，下卷介绍火器的使用方法和火攻的原则等。其中既有对当时火器技术的忠实记载，更有作者对明军使用火器作战的经验教训总结。作者借此再提出自己对于火攻的认识，具有独到见解。作者指出，火器固然是破敌利器，但必须使用得法，尤其需要智谋良将来指挥，否则便是“空有其器，空存其法，而付托不得其人”^[156]。他还总结了明军虽有利器却不能以火攻破敌的主要原因，如将疲兵骄、铸铳无法、造药无法和装放无法等，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力争去弊存利。焦勖指出，火攻虽烈，却不能专恃，对于火攻的效能一定要辩证看待。在战争中，指挥员还要注意各种兵器的互相配合，结合具体的阵法灵活运用，即兵器与火器互相协助，而不能用火器伤及自身。明代研究火攻的著作还有《火龙经》《火攻阵法》等，这些兵书不仅记载了当时火器技术的发展情况，也保存了明代结合火器对于火攻战法的深入探讨，反映出其时火攻战术迅速发展的面貌，因而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www.xing528.com)

第三，攻城和守城都相应提升了战术难度，城塞的防御作用需作重新认识。

火器时代的攻城与守城，其实仍然遵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规则。守城一方如果拥有先进的火器，可以增加防守的厚度；攻城一方如果拥有锐利的火器，可以较为容易地摧毁对方的防御阵地。当然，火器的出现，尤其是杀伤力更大的火炮大量投入使用，也明显地会令城塞的攻与守都增加不确定因素，逼迫城塞的攻守战术都要有水涨船高式的提高。在火器时代，城防体系的构建技术，包括城墙的修建技术，都被迫跟着提高，城塞的防御作用也需要进行重新认识。冷兵器时代，兵器对于城寨的破坏能力非常有限，攻城时在采取围困战术之外，只能仰仗奇袭。除了费时费力之外，士卒生命损失也大，这就是孙子所坚决反对的“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157]的攻城之战。先进火器显然可以帮助部队提升攻城能力，摧城拔寨变得相对容易。高墙深沟固然能阻挡步兵冲击，却无法抵挡火器的攻击。如果能够有效利用火器，不仅攻城的战术水平得到提高，也可以有效杀伤敌军保存自己。攻城部队可以用火炮直接轰击城墙和城门，一旦打开缺口，步兵就可以迅速冲入城内；也可以悄悄挖通地道至城墙之下，再大量充填火药，通过引爆火药炸塌城墙。永乐四年（1406），明军进攻安南多邦城，遇到顽强抵抗。安南军依托坚固的城墙和深深的壕沟，多次瓦解明军攻势。明将张辅一面派遣小分队趁着黑夜潜入城内，一面“翼以神机火器”^[158]，使用神机铳大量杀伤敌军，一举击溃对手。

天启六年（1626）的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的十多万大军被袁崇焕用红夷炮击退。这场攻城战中，努尔哈赤因为对明军的守城决心和火炮威力认识不足，故而惨败。他所擅长的传统攻城战术已经无法得到施展。而袁崇焕对如何结合城墙构筑火炮阵地富有心得，将守城战术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在随后的宁锦之战中，袁崇焕的防御战术又有所变化。为了对攻城的后金军进行牵制和打击，袁崇焕一面在城外布置一支机动能力较强的骑兵部队，“绕出大军后决战”^[159]，一面则依托坚固的城墙和先进的火炮，不时地对后金军的攻城部队展开袭击和骚扰。此举使得后金军无法集中精力攻城，攻城战术也无法得到施展。宁锦之战体现出袁崇焕守城战术的进步和变化战术的能力。因为战术得当，袁崇焕率领明军成功地击退了皇太极率领的后金军。

在火器时代，对于守城之术、围城之术、围城打援之术，乃至于后勤补给之法等，都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设计。城塞设施在火药面前变得脆弱起来，其防守作用和存在价值，也就此引发人们的争论。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尹耕，针对当时渐渐弥漫的城塞无益论，特地著作《城塞》一篇，呼吁朝廷继续加大城塞建设，认为“城塞以止驱，犹服药以已疾”^[160]。徐光启也主张大力构筑城台：“建立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161]配合火器的城塞建设，即便面对争议，仍然得到迅猛发展。明王朝曾经多次对长城进行修建与改建，尤其注意结合重要关隘构筑坚固的城堡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在东南沿海，明军也非常注意结合大江大河和重要入海口构筑城池，修建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城寨。在城寨之内和重要关隘都大量配置先进火器，以此构建抵御侵略的基础防线。就城市防御作战而言，“依城护炮，依炮护城”也是火器时代非常不错的战术选择。袁崇焕能够相继打退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进攻，取得宁远之战与宁锦之战的胜利，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用心构筑的坚固城墙。

第四，火器的发展促进了阵法的研究，也对指挥员的战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火器技术的发展和火器的大量使用，也要求战场的阵法做相应的变革。从战斗队形到作战指挥等，都会随之发生很大改变。在明代，研究阵法的著作逐渐增多。焦玉的《火龙神器阵法》、何良臣的《阵纪》等，其中都有不少有关阵法的探讨。《火龙神器阵法》中说：“选以精兵，练以阵法。……器贵利而不贵重，兵贵精而不贵多，将贵谋而不贵勇。”^[162]在焦玉眼中，阵法与火器、精兵一起构成战胜对方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只有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产生克敌制胜的效果。

由于火器的杀伤力比冷兵器的杀伤力更为强大，作战双方都要更加合理地排兵布阵，力求找出最优的兵力组合，更加充分地发挥火器的作用，更加注意保存己方的兵力。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首先都需要注意“化整为零”，小分队式的作战方式更加受到重视。也就是说，战斗阵型由大趋小，兵力分布由密集趋于疏散。戚继光的“鸳鸯阵”正是以12人组成一个基本战斗阵型，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阵型设计更需要灵活求变，不再像冷兵器时代，强调阵型的严整和规模。在开战之前，指挥员就需要根据地形变化合理部署火炮，组织强大的火力网，力求先以火器阻击对手和杀伤敌军。在战斗发起之后，指挥员也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况，及时地调整阵型，牢牢占据战场主动权。再次，阵型设计要求能够有效地避开对方的直接杀伤，尤其是要躲开对方威力大、射程远的火炮，不再强调硬碰硬的直接对决，而是巧妙地隐蔽主力，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利用各种火器压制对手，歼灭敌人。

火器的大量使用使得战场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作战样式更加复杂，需要指挥员善于根据战场形势及时做出调整。火器在引起战术和阵法不断变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战争指挥方式，这无疑对指挥员的战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再追求冷兵器时代那种只能挥舞丈八蛇矛的猛张飞。这就是焦玉所说“将贵谋而不贵勇”^[163]的道理。在冷兵器时代，一次战斗乃至一场战争的胜负经常取决于战争双方的短兵搏杀，指挥员往往需要亲临战场，甚至带头搏杀。但在火器时代，远距离作战已经成为可能，不再单纯追求那种“万人敌”的猛将，而是更需要运筹帷幄的善谋之将。作战节奏的加快，火器种类的增加，都需要指挥员更加博学，不仅要懂搏杀，还要懂军事科技；不仅要善于作战，还要善于指挥。身为将帅，其主要职责不再是带领士兵冲锋陷阵，而是善于根据情报果断做出决策，具备快速应变的能力，善于根据战场上的情况变化及时调整决策。为了解决信息不畅、指挥不力等问题，指挥员还应组织成立高效的团队，大量吸收参谋人员的智慧。

总之，明代火器技术取得飞速发展，火器技术与战场的结合也较宋元时期有较大进步。遗憾的是，这种良好发展的势头并没能够继续保持下去。日渐腐朽的明朝统治者即便是拥有先进火器，也最终没能抵挡八旗铁骑的强行入关。清廷入主中原之后，火器技术和军事科技的良好发展势头就此戛然而止。在清代，火器技术一度呈现出明显下滑的态势，甚至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晚清时期中国火器技术与西方已经形成巨大差距，落后面貌与明朝火器技术快速发展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不免让人产生扼腕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