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观：以器制胜之道

随着火器的发展，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以器制胜”的战争观逐渐形成。

中国古代科技一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礼记·王制》轻视科技研究，甚至加以贬斥，中国古代社会由此而渐渐形成“重道轻器”的思想。到了南宋时期，朱熹开始为科技正名，强调“小道不是异端”^[132]，这固然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农业和医药等科技人员长期受到排挤和轻视的事实。这些观念同样对古代战争观造成重要影响。这种状况一直到了明代，随着火器的出现才发生若干改变。在明代，火器的迅速发展和大量使用，终于为传统战争观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以器制胜”的战争观。

先秦时期，已有军事家认识到武器装备对战争的重要影响力，如《管子》说“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133]，强调武器装备务求精良，战争筹备必须“求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134]。在火器发挥更多作用的时代，武器装备更被视为士兵的第二生命。在火器时代，古语“长一寸兵器，长一分胆”似有必要修改为“多一种火器，长一分胆”。如果缺少精良的火器，还要与对手进行战争，无异于飞蛾扑火。反之，如果己方拥有先进火器，就可以大量杀伤敌人，极大提升士气，从而在战争中一举破敌。火炮这种可以远距离对敌造成大面积杀伤的武器，也可以对敌人起到震慑作用，瓦解对方的作战决心。明末宁远之战，明军在袁崇焕的组织下，用红夷炮大量杀伤后金军，令努尔哈赤不得不撤军。

古代兵家虽对武器的作用有所认识，但认识的高度尚嫌不足，较少与胜利直接建立联系。到了明代，火器发挥出前所未有的超强杀伤力，推动了“以器制胜”战争观的形成。明代军事家充分注意到火器对战争的巨大影响力。戚继光指出：“五兵之中，惟火最烈。古今水陆之战，以火成功最多……是火器之利于战阵久矣。”^[135]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对于各种火器的使用之法都有详细解说，演练阵法也都注意充分考虑火器的作战效率。焦玉认为火攻的效果与火器的精良与否密不可分，火器与火攻是“三军之存亡所关”^[136]，将帅必须对火攻战法予以充分重视。焦勖目睹西方先进火器的威猛，极力称赞其“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敌”^[137]，并且强烈呼吁朝廷仿效西法，改进火器，并大量配置于军队，以提高军队战斗力。

作为晚明积极倡导科技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士大夫学者，徐光启更是将“以器制胜”观发展到了极致。他大力宣扬《管子》的“器胜”理论，高度重视发展火器，认为“火器者今之时务也”^[138]，至于西洋大炮，更被他看作是“至猛至烈，无有他器可以逾之”^[139]，因此敦促朝廷投入力气加以仿制，以作为抗倭和抗金的利器。先秦典籍《管子》中有所谓“八无敌”理论，将武器装备视为影响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140]可惜的是，这些理论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较少被人注意。一直到了明末，重视科技的徐光启才借助这种“八无敌”理论，阐述了“以器制胜”的主张。基于“以器制胜”的战争观，徐光启非常重视武器装备的制造，尤其关心火炮的制造。他不仅大力呼吁引进西方火炮技术，在军营大量配置先进火炮，同时也积极探索火炮的实际使用方法，对火器与城防、火器与骑兵、火器与攻城等具体战法也有深入研究。^[141]从中可以看出，徐光启不仅是“以器制胜”战争观念的倡导者，也是一位亲力亲为的躬行者。因为有他的大力坚持和积极呼吁，明代后期火器的发展才有了一个良好局面。(www.xing528.com)

徐光启固然主张“器胜”，但也非常重视人的作用，认为“有神器而无精甲利兵，终不可战”^[142]，明白地指出“有器无人，则器反为敌有矣”^[143]。因此，徐光启非常重视对士兵的训练，亲自撰写《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等一批关于士卒训练的条令和法典，系统阐述他的练兵思想。焦玉不仅鼓吹火器之利，同时也强调利器、精兵及阵法的完美结合。只有士卒与利器充分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强大的战斗力。焦勖也指出：“根本至要，盖在智谋良将，平日博选壮士。”^[144]所以，明代末期以徐光启、焦勖等人为代表的“以器制胜”战争观并不偏执于武器，同时也强调人和武器的结合。这种新型战争观，是对传统战争观的重要补充。

火器既可以用弹药杀伤敌人，也可以用引发对方营帐起火的方式伤及敌军，所以成为发起火攻的一种重要装备。众所周知，火攻因为存在巨大杀伤性，所以发起时需要慎重，主张火攻制敌的孙子对于火攻持谨慎态度——“明君慎之，良将警之”^[145]。火器的巨大杀伤性同样引发人们对战争的深入思考，有的学者不仅对战争持有敬畏之情，也对火器持辩证态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焦玉。他论述了火器的神勇，同时也指出其杀戮太重的特点，尤其是毒火药，更要慎重使用，因为“此药一石，杀兵百万，非至难破之敌，不可轻用”^[146]。包括其他杀伤过强的火器，都必须控制使用，必须“以天地生物之心、好生之德律之”^[147]。这充分体现出焦玉的人文精神。他非常珍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火器的作用和使用都做到辩证对待。就火器的使用，焦玉提出了八条戒律，规定不能损伤名胜古迹，不能伤害无辜居民和已经投降的敌军，不得破坏环境等。^[148]这同样体现出人文精神，也展示了焦玉战争观进步性的一面。

火器的发展也带来了国防观念的变化，制造先进火器被视为保卫边境、巩固国防的重要砝码。不少人开始呼吁重新修筑长城和城堡，依托于先进的火器构筑更为严密的防御体系。这其实也是“以器制胜”战争观的延续。为解决边患问题，除了在防御体系和制度建设上的努力之外，不少官员都提倡加大火器的研制力度。他们纷纷从国防战略的高度出发，积极提倡火器的制造和发展。戚继光指出“守险全恃火器”，又强调“大炮似可当虏聚冲”。^[149]赵常吉奏请朝廷发展火器，称制造火器是“国家万世之利”^[150]。这些积极的呼吁对火器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火器大量投入使用，在戍边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戚继光无论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抗倭，还是到北部边境戍边，都非常注意火器的配置和使用，始终将火器看成是守边御敌的重要筹码。先进火器的杀伤作用和震慑作用，显然都是冷兵器所无法比拟的。

明代在沿海和边境构筑的烽堠台，已经非常注意配置火器装备。至于重要关口和城池，更是大量配置先进火器。这种趋势在晚明时期得到进一步加强。隆庆元年（1567），为加强北京的城防，广渠、东便、朝阳、东直、安定、德胜等城门，除了原有的火器连珠炮、快枪、夹把枪等火器之外，又增设佛郎机20门、一窝蜂炮6门、快枪40支。^[151]这种改变的出现，既是当时明朝北部边患日渐严重的直接产物，也是“以器制胜”战争观落到实处的具体体现。以若干先进火器保卫国土、捍卫政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渐为执政者所广泛接受，甚而被视为拯救腐朽政权的一根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