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技术进步与战法研究的跟进

在宋代，火药和火器技术已经取得迅猛发展。北宋初期，人们主要利用的尚且是火药的燃烧性能。宋代的燃烧性火器已经有霹雳炮、铁火炮、震天雷等很多种。宋代曾公亮等著《武经总要》，不仅记载了数种火药配方，也对当时诸如火箭、火炮、引火球等火器的制作使用等情况予以记载。到了南宋时期，管形火器，尤其是火枪和突火枪的相继出现，标志着火器技术进入新阶段，人们对火药的利用也开始进入新纪元。^[114]到了14世纪初，元代工匠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成功金属管形火器。这种金属管形火器，不仅较难损毁，可以连续使用，也能承受更大的膛压，从而使得射程更远，射击威力更大。在14世纪中叶推翻元朝统治的战争中，农民军已经开始广泛使用金属管形火器。这是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火器技术的突飞猛进，已具备近代枪炮的雏形。

随着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大业的完成，火器技术的发展迎来了新局面。社会经济的繁荣，钢铁冶炼业的进步，手工业的发达，以及对外交流的拓展，尤其是外敌的入侵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等，都为火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明代的火药品种已经非常丰富，军用火药品种及其配方达90多种。^[115]相对于宋元时期，明代火药成分的配置更加合理，火药质量进一步提高，燃烧性能与爆炸威力等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明代火药理论研究是我国古典兵学的一笔宝贵遗产。从明代的兵书和史籍可以看出，当时的研究专家对火药配方的认识和配制技术已有很大提高。《武备志·制火器法》中详细记载了爆炸、喷射火药等品种的配方情况。《兵录·火攻药性》中就记载有火药配方数百种，说明我国明代科学家已经很好地掌握了火药的组配规律。茅元仪《武备志·火药赋》、唐顺之《武编·火》、焦勖《火攻挈要》等都指出了火药具有硝性“竖”（或“直”）、硫性“横”的特点，对不同品种的火药在性能和功用等方面的差别，研究得非常清楚。何汝宾在《兵录》中指出：“性直者主远击，硝九而硫一；性横者主爆击，硝七而硫三。”^[116]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的研究专家已经非常善于利用火药的特性，一直在努力寻找最优的火药配置方案，最大程度地发挥火药和火器的攻击效能。明代火药制造技术有很大提高，火药质量比宋元有明显提升，正是研究专家们反复探索的结果。

为了加强对火药和火器的管理，明代初年就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成立了专门的火器制造机构，火器制造的规格和产量等，都受到严格控制。而且，为了王朝的稳定和安全需要，明朝政府制定了严厉的政策防止技术和人才外流，除非得到特别允许，边镇和卫所一律不得私自制造火药和火器。

明代的火器种类进一步增多，初步形成了多个火器品种群。比如枪支类，既有单管枪，也有多管枪。单管枪分无敌手铳、快枪、连子铳、剑枪、千里铳等；多管枪则从双管、三管、四管，直至数十管。再如火炮，可分为轻型火炮和重型火炮。轻型火炮也分为虎蹲炮、旋风炮、飞礞炮等；重型火炮则分为大将军炮、威远炮、攻戎炮、千子雷炮、灭虏炮等。火箭分单发火箭和多发火箭，其中单发火箭又分大筒火箭和单飞神火箭等；多发火箭则分神机箭、火弩流星箭、七筒箭、百虎齐奔箭等。爆炸性火器也有多个品种，可分为万人敌、慢炮、地雷、水雷等，而地雷类爆炸物则有万弹地雷炮、无敌地雷炮、伏地冲天雷炮等。水雷类爆炸物，也开发出水底龙王炮、混江龙、既济雷等多个种类。

嘉靖年间佛郎机与火绳枪的传入，也促进了火器制造业的进步，尤其是带动了枪支研发水平的提高。无论是仿制西方先进火器，还是改制传统制造工艺，各种火器的科技含量大大增加，品种得到丰富，军队的装备也随之得到更新。明代中期的火箭，既有利用弓弩发射的火药箭，也有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后者因为发射装置已经非常先进，可称现代火箭的先导。^[117]明代的管形火器，与近代枪炮越来越靠近，在性能上已有极大提高。有的火器品种不仅能够逐步改进成连发，也有瞄准装置设计，并且安装有效防止后坐力的装置。爆炸性火器也有了长足发展，已经形成水、陆等多个门类。水雷在防止渗水和引爆上有很多改进，炸弹则已经有了定时引爆的功能设计。明代研究力度相对偏弱的火器大概要数燃烧性火器，但也涌现出很多新品种。(www.xing528.com)

明代火器技术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发展，与宋元时期所积累的基础密不可分，也是明代科学家刻苦钻研的结果。有学者指出：“明代人所用之火器，如枪炮及各种爆炸器，均系明人根据科学技术自行制造者，并未受有西洋之影响，且其初并不亚于西洋之器。”^[118]明代科学家对诸如钢铁冶炼、火药配制、火器制造等，都下功夫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明代开始，火器制作和作战理论的研究都更加系统化。明代兵书中有关火器火药的论著为数甚多，流传至今的尚且有十多种。明代末期，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火器制造技术已经被西方超越，于是开始有西洋大炮的引进。当时有关火器的著作也有直接从西方翻译得来者，注意对西方科技理论的模仿。^[119]这些著作难称完善，正如当时人所总结的那样，“其中法则规制，悉皆西洋正传，然以事干军机，多有慎密，不详载不明言者，以致不获兹技之大观”^[120]。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都曾留有关于制炮技术的著作。品种各异、主题多样的火器类著作随着中国科学家的努力而陆续涌现。这些论著，或研究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或探讨操作与训练，或总结战术与阵法，极大地改变了明代兵学著作的面貌。在明代火器制造与使用的理论著作中，影响深远的专著有《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神器谱》《西法神机》等。此外，《武编》《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武备志》《大明会典》《兵录》《筹海图编》等兵书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火器的制造与使用原则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火龙神器阵法》初步判定为焦玉所撰。^[121]该书对利用火器发起进攻的方法、火器的制造以及火药的性能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明代刘应瑞撰有同名兵书，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火攻挈要》为焦勖根据汤若望传授的技术所撰，集中记载了当时火器技术的成就，大量吸收了西方造炮技术的先进成果，作者自称该书得“名书之要旨，师友之秘传，及苦心之偶得”^[122]，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自视甚高，但并非都为虚言。《神器谱》也是一部火器类专著，其中对火绳枪的制造与使用有详细记录，反映出明代中期单兵枪的研制和使用水平。《西法神机》则是我国较早全面介绍西方火器技术的专著，反映出明末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情况。

相比专门著述，一些分类严密的综合性兵书，同样不容忽视。比如《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对嘉靖时期所创制的虎蹲炮、地雷等新式火器，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筹海图编》则重点介绍了明军的海战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等；《兵录》记录了明朝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火炮制造和使用方法等情况。被称为古代军事百科全书的兵学巨著《武备志》，更是用了不少篇幅，全面记载了共计一百余种火器，不仅记录了各类火器的形制和构造，也简要说明了其使用方法，对我国古代火器发展的光辉成就有着全面而又翔实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