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等兵典的优化传承与发展

因为有长期学习古代兵学经典的背景，戚继光对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兵学，在各个方面都有所继承。相对而言，从战略战术等就战略筹划和攻守战术等方面继承更多。

（一）对孙子“庙算”的继承：算定战

孙子的“庙算”，堪称古代战略分析的经典范式，得到中国古代众多军事家的继承。戚继光也不例外。只不过他所使用的词语发生了变化，改成了“算定战”。戚继光在给部下讲授军事理论课时，提出了“算定战”的主张，并与舍命战、糊涂战进行了比较：“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血报朝廷，贼来只是向前便了，却将行伍等项，平日通不知整饬是也。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65]在这里，戚继光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战争决策类型分为“算定战”“舍命战”“糊涂战”三种。这三者之中，他不仅反对仅凭热情和勇敢与敌人进行硬拼式的“舍命战”，更反对“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只提倡在充分掌握情报，并经过周密分析和筹划之后的“算定战”。戚继光主张“算定而战”，并且要求“件件算个全胜”：“须是未战以前，件件算个全胜，使他寸刃不得伤我，一交手便讨他些便益，乃为用众之道。”^[66]可见戚继光所主张的“算定战”，要求在未战之前将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和关于敌我双方的重要情况都调查清楚，由此知道己方“得算多少”，是否能达到“全胜”的战略目标，然后再决定战或不战。

如果与孙子的“庙算”理论进行对比，就不难看出戚继光“算定战”的理论源头。与孙子的“庙算”非常相似，戚继光同样要求战前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综合比较，对敌情有充分把握，在此基础上再继续详细“谋算”，分析彼此实力，计算出“得算多少”，从而判断能否作战。这些理论其实是对孙子“庙算”^[67]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依照孙子的“庙算”理论，凡遇战事，都要首先经过庙堂之上的集体分析研判，而且由高层决策人士展开，根据己方所得算筹多少进行战略决策，只有当手中握有充足的获胜筹码，才能发起战争。所以，戚继光的“算定战”明显是本于孙子，以“算定”二字替换孙子的“庙算”，这可能是因为时势变迁，也可能是语言表达需要，为了使部下更明白。范中义指出：“戚继光不仅仅把‘庙算’作为判断未来战争胜负的一种手段，而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谋划战争胜负的一种手段。通过‘庙算’知道自己哪些方面还没有对敌占有绝对优势，从而尽力改变自己的薄弱之处，直至对敌占有绝对优势，达到对敌作战时能获全胜”。^[68]如果说孙子“庙算”理论是科学可行的战略研判、战略决策理论的话，戚继光不仅在内容上对其进行了拓展，也将有关理论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证明了孙子的“庙算”理论对于战争实践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二）注重“大战之术”的攻守之策

进攻与防守，始终是战争的基本形式。故此，《孙子兵法》等兵学经典，对攻守之道都有很多论述。

从戚继光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他同样非常重视攻守之策。戚继光强调“攻守结合”和“攻守适宜”，也就是该攻则攻，当守则守。戚继光的“大战之术”，明显更强调进攻。他指出，一旦发现有利战机，就要迅速集中兵力，果断地打击和消灭敌人，这便是他所说的“大战之术”。戚继光还对此有更为具体的论述：“大战之术，只是万人一心，数万人共为一死夫，务使胡虏大创。彼一败后，便有十数年安，十数年生养受用，日后我们军士皆过太平日子。”^[69]由此可见，戚继光所说“大战之术”，其实是战略决战和战略进攻。在他看来，通过适时组织发起这种“大战”，就可以使得敌人“一战而心寒胆裂”^[70]，可以收长久之功。

在戚继光看来，所谓御戎之策都会归结于攻与守。如果发起进攻，就一定要做到战而胜之，如果决意防守，就一定要守得固若金汤。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可以夺取战争主动权。戚继光指出：“兵法：‘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自古防寇，未有专言战而不言守者，亦未有专言守而不言战者，二事难以偏举。”^[71]从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戚继光强调的是攻守并重，明确反对“偏举”，但其用意是呼吁加强防守战术的研究。这其实是针对当时明朝面临外寇大肆掠夺的现状而提出，非常具有针对性。戚继光非常清楚当时边务弛懈的情况，他说：“当承平久，外寇以掠为务而弗力攻，故多讲战，腹里尤绝不言守，卒然有变，何以应之？”^[72]当时，无论是北边的蒙古，还是南边的倭寇，有不少袭击都是深入腹地，大肆抢掠一番便撤走。在这种来去匆匆、飘忽不定的袭击面前，扎实有效的防守显得更为重要。如果疏于防范，不做好防备措施，就只能坐等敌寇侵犯。戚继光论防守，非常看重依靠山川之险和修筑炮台，认为“恃险固守”既可以事半功倍地御敌，也可以在防守中找到反攻机会，打击来犯之敌。(www.xing528.com)

（三）结合众寡之用的奇正之术

至于围绕攻守衍生的重要范畴——奇正，戚继光对于传统继承更多。

“奇正”是中国古典兵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包括孙子在内的很多古代兵家都对其有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一般认为，“正”是指常规的战法，“奇”是指非常规的战法。在战争之前，分别“奇正”，确定用兵谋略和进攻方向，是进行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管子·幼官》中说“定依（正）奇胜”，意思是说在战前能正确地确定正奇战法的就会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在历代军事理论家的努力下，“奇正”理论的内涵不断丰富，甚至有超越军事领域之势。比如，正面进攻为正，侧翼偷袭为奇；正常守备为正，机动偷袭为奇；先发为正，后发为奇；主力为正，替补为奇；等等。

与前人相比，戚继光对于奇正的论述创新无多，并未超出传统范畴。戚继光说：“用兵之法，不过众与寡。众寡之用，不过奇与正。众则正用，寡则奇用，固定法也。然成列而鼓，用正之经也，将废奇可欤？出其不意，用奇之权也，将废正可欤？”^[73]在戚继光看来，两军交战，就兵力运用而言，不过是众寡之用，而众寡和奇正相伴相生。结合众寡谈奇正，其实是奇正之术的一种。所以戚继光的奇正理论，是从传统中来，逃不出孙子的藩篱。戚继光认为，运用奇正之术一定不能拘泥，应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形灵活展开，往往既需要使用正兵，也需要同时使用奇兵，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些理论多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化出。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作者指出：“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74]如果与该书有关论述进行对比，可以立即找到戚继光所论奇正之术的理论源头。实际用兵中，戚继光主张“正兵见奇兵”^[75]，这既受到孙子“奇正相生”之术的启示，也是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古代兵典的忠实继承。《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76]，又说“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77]，这些论述将奇正理论发展到极致，也对戚继光有所启发。

因此，戚继光的奇正之术，整体内容仍是对传统兵学的忠实继承。虽说戚继光善于灵活用兵，善于将奇正相生的理论运用到战争实践中，但他却较少有创见，更多沿袭《孙子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兵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