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明史》评价戚继光“在南方战功特盛”[60]，对他在抗击倭寇过程中所取得的佳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戚继光也曾长期守御北疆，同样卓有贡献，使得“边备修饬，蓟门宴然”[61]。一生戎马倥偬的戚继光始终不忘研读兵学理论，并对自己的军旅生涯及时进行总结，所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影响深远，以至于“谈兵者遵用焉”[62]。《纪效新书》通行本为18卷本，系戚继光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前后在浙江任参将时所作。此外还有14卷本，系万历十二年（1584）在广东任总兵时在前书的基础上删改而成。从思想内容来看，《练兵实纪》可视为《纪效新书》的姊妹篇，因为它们都是将军事训练作为最重要的论题，重点讨论的是抗击倭寇的治军之术和训练之术，对阵法训练也有所探讨，此外还结合火器探研实战之法。
戚继光系统而深刻的兵学思想，与他出身于兵学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熏陶不无关系，更与他长期研读兵典、善于学习和借鉴传统兵学密不可分，同时也是他善于总结战争，不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结果。戚继光出身将门之家，其祖辈负责山东的防卫，并世袭军职。父亲戚景通曾担任登州卫指挥佥事、都指挥，也曾在北京担任过专习火器的神机营副将。戚景通不仅热爱习武，而且熟读兵书，潜心钻研军事理论，颇有心得，自然会对戚继光产生重要影响。山东总兵沈有容称赞戚继光“世胄起家，得读父书，所谓将门出将，故师出以律”[63]，充分肯定了戚继光的家学渊源。
从戚继光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平时非常注意加强对古代兵典的学习。不仅是自己学习，而且要求部下学习。在他看来，古来论兵都以孙、吴为宗，当然，他尊奉兵典，也强调学习过程中应重在“师其意”，而且做到“不泥其迹”。[64]他曾从《武经七书》中寻章摘句，结集成册，将其作为教科书，与部下共同探讨。古代兵典中，他对《孙子兵法》尤为熟悉和重视。在奏疏、信件中，戚继光曾多次引用孙子的经典名言。从《止止堂集·愚愚稿上》可以看出，他曾对《孙子兵法·计篇》进行过详细注解，也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其他兵书有过深入探讨。(www.xing528.com)
在戚继光的时代，明朝正逐步走向没落，内忧外患渐显。相对而言，边患比内忧更加严重。东南沿海是倭寇袭扰，北部边境则是蒙古人进逼，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家国遭遇不幸，却正好给了一代名将戚继光施展才华和抱负的舞台。在长期转战南北的军旅生涯中，他非常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战略战术，改进治军方法，改善武器装备。与此同时，戚继光也非常注意学习当时优秀军事家如谭纶、俞大猷、胡宗宪等人的军事思想，对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政略思想也有所借鉴。俞大猷有关水军建设的思想及多兵种协同的战术思想等，对戚继光启发尤多。正是因为这种兼容并蓄，戚继光的兵学思想才显得气象万千，既体现出传统兵学的特点，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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