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战战术的演进及其特色

明代抗倭战争，既有陆地作战，也有海洋作战。对于陆地作战之术，国人并不陌生，春秋末期已有《孙子兵法》这一详论陆地战术的著作诞生。但是海洋作战，祖先未传其法，需要在实战中加以总结。明代之前曾积累不少水师作战经验，但这些经验仍与海战存有较大差别。随着抗倭战争的发展和深入，明军有关海战的战术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其中部分内容可与陆战战术及内陆湖泊作战之术相通，部分内容则体现着鲜明的海战特色。

（一）重视情报工作，建立较为严密的海防情报体系

关于情报与战争的关系，孙子有句名言：“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40]陆地作战需要重视情报，海战同样如此，也应充分掌握敌情，认真分析和研判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孙子的名言对于海战而言同样适用。在海战中，指挥员除了要对敌情、我情进行分析和比较之外，还要充分掌握天候、地形等与战争有关的各类情报。与陆战不同，海战有关“地”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主要是指有关海洋的基本情况，如潮汐、水深及水流走向等水文情报。

《筹海图编》论海防情报，既强调战略层面，也重视战术层面，达到了新的高度。郑若曾指出：“不按图籍不可以知厄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经略”^[41]，主张海防设置必须“因地定策”，因此格外重视海防地理情报。围绕这一点，郑若曾采用“图以志形胜，编以记经略”的体例，详细记载中日两国有关情况，申述海防战略思想。全书共绘图174幅，其中明代沿海地形和郡县图112幅，战船、兵器图59幅，日本国图2幅，倭寇入侵图1幅，不仅保存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地理资料，而且标志着军事地理已成为海防情报搜集的重要内容。

谭纶、俞大猷、胡宗宪等都充分意识到海防情报的重要性。胡宗宪主持抗倭时，一直非常注意加强舰船的巡逻力度，提升海防警戒水平，同时注意搜集海洋情报，注意使用熟悉海情的乡兵驾驶舟船，担任向导。内阁首辅张居正同样十分重视海防情报，亲自参与重要情报的分析和研判，命戚继光等人必须高度重视探听倭情，并要求他“凡机密重务，许以不时奏闻”^[42]。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各地都建立了严密的巡哨制度，多层设防，并连接成线。对于担任巡哨任务的情报人员也有严格的选拔标准：一是熟悉敌情，知晓当地情况；二是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三是熟识敌方人员，会交朋友。

对于研判海上敌情，明军也总结了一些方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戚继光的“海上相敌二十法”^[43]。这些相敌之法，并非对孙子三十余种“相敌之法”^[44]的简单模仿，而是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对于冷兵器时代海上敌情研判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这些相敌之法充分总结了倭寇海上战斗的行动规律，其中同样蕴涵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情报分析方法，是我国古典情报理论的宝贵遗产，甚至对当今打击海盗和保障海上战略交通要道畅通的情报工作等，都有一定启示意义。

倭寇其实也非常注意情报工作，而且行动隐蔽，行踪难定。他们熟悉天气潮汐情况，能够做到随机应变，而且非常善于化装，巧行欺骗之术，加之又有不少奸细担任其内应，导致明朝官兵难以设防。在这种情况下，反情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为做好防奸保密工作，戚继光等人曾亲自制定《伏路条约》，命令三军共同遵守。当发现敌情时，伏路军官必须火速报告并迅速处置。明军的海防情报体系在抗倭军事行动中逐渐得到完善，也对抗倭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战术设计充分结合装备和地形

倭寇在东部沿海地区虽然为祸甚烈，令百姓损失惨重，使官府不堪其扰，但是当明军上下真正引起重视，下定决心与其进行决战，取胜也并非难事。由于明军在舰船吨位和火器性能上都能超过倭寇，自然会在海上交战中占据上风。换句话说，正因为是在海上作战，战舰和火器的优势才能得到发挥。孙子说：“地形者，兵之助也。”^[45]明军与倭寇交战的战术设计既需结合装备，更要围绕地形。只有当战术与地形得到充分结合，明军的优势地位才会更加凸显。(www.xing528.com)

在摸清倭寇底细之后，明军一面加强重要位置的防守，一面抓住时机主动发起进攻。明军战船吨位较大，吃水也深，对于作战环境和海洋地形有着特殊要求，需要将帅对航道和水文情况多做深入了解，并对作战地点进行认真选择。在海面战船形成对抗之时，明军所贯彻的战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当我方船只比对方船只大时，就使用战船直接冲向对手，将对方船只撞沉；二是当我方船只比对方船只小时，需要形成数量优势，包围对手，并尽量利用先进的火器袭击对方。俞大猷对这种战法进行过简单总结：“盖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46]

明军利用火器优势，积极展开进攻。戚继光说：“水战，火为第一。”^[47]这里所说的“火”，既可以指火器，也可以指以火器发起火攻。与倭寇海上对峙时，明军注意利用火器击毁对方船只，毙伤敌方人员。当双方战船距离较远时，使用火器压制对方，令敌不敢轻易将身体暴露在甲板之上。这时明军就可以趁机抵近，组织士兵攀缘敌船，再结合冷兵器袭击对手。由于战船和火器拥有明显优势，明军有意在海上或岛屿之间寻找决战时机。海上决战，除了能发挥自身优势之外，多少也借鉴了孙子的“死地”作战理论。孙子认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48]。士卒一旦没有退路，就会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四面都是茫茫大海，双方都处于毫无退路的“死地”，只能拼死作战。此时明军在兵员数量上占据优势，武器性能又胜敌一筹，对提升军队的士气很有帮助。

沿海明军的军种是水军和陆军，军种之间的合同战术自然非常重要。如果是在海岸作战，陆军主要担负冲击任务，水军则在沿海布置防御，打击逃窜之敌。如果是在海上作战，水军主要担负冲击敌阵的任务，陆军则在海岸布置防御阵地，阻击逃窜陆地的倭寇。在舟山大捷和台州大捷等几场著名战役中，明军都是充分利用水、陆两个军种的密切配合，将倭寇击退。嘉靖四十年（1561）的台州之战中，戚继光率军在长沙（当地地名）阻击倭寇。他用陆军组成一头两翼的冲锋部队，将陆地倭寇击溃，同时又组织水军打击海上倭寇船队，就此实现全歼倭寇的目标。

无论是海面作战，还是陆地作战，明军都非常注意加强阵法研究。戚继光的“鸳鸯阵”和俞大猷的“三叠势”，都是其中较为著名者。在“鸳鸯阵”的设计中，位列最前的是队长，后排则是二人手执长牌和藤牌掩护，再后排则是士兵手持狼筅和长短兵器，利用各种长短兵器杀伤敌人，掩护队伍向前。“鸳鸯阵”的设计理念，是尽量求得矛与盾、长与短等各种兵器的密切配合，在充分发挥各种兵器效能的同时，也有效地将士卒捏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更加牢固的整体，能够像鸳鸯那样生死相依。这种阵法在强调队伍整体性的同时，也能充分发挥各种兵器的优长，并能根据不同地形及时地进行调整变化（可变换成“两仪阵”或“三才阵”等），从而实现兵器和士卒的完美结合，进则可击敌，退则可自保。在台州大捷中，戚继光就曾使用“鸳鸯阵”^[49]成功挫败倭寇，使得戚家军从此声威大震，也令这一阵法渐为人们所熟知。

（三）重视练兵，尤其重视练胆气

明朝中后期，随着海防体系的逐渐颓坏，明军已经无法有效抵御倭寇。虽然有时军队数量占据优势，却仍然屡遭败绩，这其实是因为部队缺乏训练，战斗力衰弱。军队缺少战斗力，遇到倭寇便会心生胆怯，甚至拒不出战。在这种恐惧心理的支配下，求胜自然成为一种奢谈。张居正、俞大猷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加强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已经刻不容缓。针对当时军备废弛的现状，张居正奏请穆宗行大阅之礼，以“整饬戎务，振扬威武”^[50]。俞大猷曾撰写《广西选锋兵操法》，对训练士卒颇有心得。他长期与倭寇交战，亲眼看到卫所之兵战斗力较差，便另外招募士兵组建水师，并严格加强训练。为了让士卒学好武术和剑术，他甚至亲自向少林寺僧人学习。郑若曾《筹海图编》则重视从选材上着眼，主张将那些“乡野老实之人”和“艺高胆大之人”选到抗倭队伍中来，教给他们杀敌本领。^[51]当明军纪律松弛、训练颓坏之时，倭寇占有战场优势，但在面对训练有素的明军时，倭寇便经常处于下风。明军因为充分结合实战加强训练，并及时补充新鲜血液，逐渐改变了羸弱不堪的局面，由此取得抗倭的胜利。

针对军队普遍怯战的状况，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尤其注意在训练中培养士卒的胆气。戚继光认为，战斗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部队的士气高低，因此在平时训练中一直将练胆气视为练兵的根本：“练胆气乃练之本也。”^[52]为帮助士兵练好胆气，戚继光非常注重向士兵宣传忠义之理，教育士兵“爱民守土”，逐渐树立与倭寇拼死奋战的决心。戚继光认为，“恩爱蓄于平时，奋气发于临用”^[53]，由此而在“恩爱”和“奋气”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因此在平时非常注意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教育士兵，以赤诚之心来感召士兵，教育他们刻苦训练，激励他们奋勇杀敌。

俞大猷等人主张的“练胆”，又与戚继光有所不同，主张将训练士兵掌握杀敌本领放在第一位，给士兵在战场杀敌以更充足的底气。俞大猷指出，“胆壮则兵强也”，但壮胆也有技巧：“练胆必先教技，技精则胆壮。”^[54]应该承认这一论断很有道理，掌握实战技能的士兵多了生存的本领，自然会在战场上更加自信，更有胆气。何良臣的见解与俞大猷非常相似，认为“武艺为胆气之元臣”^[55]，同样主张从练习武艺和技艺入手提高士兵的自信心。与戚继光相比，他们在方法和手段上有所不同，但目标非常一致，都是设法提升士兵的精神力量，寻求人与武器的最佳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