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战略的演进及其对抗倭战争的影响

有明一代，倭患时起时伏，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内对边境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在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和顽强抗击之下，东南沿海的倭患最终得到了有效解决。在军事实力非常强劲的明朝初期，抗倭尚且不足以成为难事，取胜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在国力和军力都已日趋衰退的明朝中晚期，抗倭能够取得完全成功，则显得非常难得。除构建海防体系和发展武器装备之外，明代海防战略构想及海战战法设计都有可取之处。海防战略思想在抗倭战争中逐渐得到完善，也反过来对抗倭战争起到指导作用。严重的倭患逼迫人们深入研究海防理论，探讨海战之法。嘉靖以后，很多军事理论家都开始深入探讨海防理论。据统计，在明代后期的百年间，专门论述海防地理、设施和方略的著述就多达100多种。^[26]其中以郑若曾《筹海图编》《海防图论》《江南经略》，以及邓钟《筹海重编》、王在晋《海防纂要》等最为著名。在经过多次论争并经战争实践检验之后，嘉靖年间明廷关于海防的战略思想已经渐趋完整，其要点有三：一是海陆并重，二是攻防结合，三是军民一体。

（一）海陆并重

所谓海陆并重，其实是将决战海外及近海布防与海岸布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明代立国之初，方鸣谦就曾建议将防御阵地拓展到海外：“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27]方鸣谦此论受到了朱元璋的重视，此后汤和奉命在东南沿海建立卫所、构筑海上防线，但如果联系明廷此后大规模实施海禁等情况，可知海外御敌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到了永乐年间，朱棣大力发展水师，派遣郑和远下西洋，并且适当解除海禁，所贯彻的恰是“海上御倭”的构想。明代中后期，尤其是嘉靖年间，随着倭寇袭扰力度的加大，到底是海上御敌，还是固守海岸，重新成为军事家们亟待研究的论题。

俞大猷积极主张在海上御敌，他说：“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28]胡宗宪也主张“制寇于海洋”，并且极力主张恢复“巡海会哨”制度。唐顺之指出：“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29]他们的这些主张得到了总督王忬的大力支持，并赢得兵部尚书杨博等一帮朝臣的高度认同。明廷此后大规模建造船只，大力加强水军建设，多少与这些前线御倭将领的诉求有关。经过一番努力之后，虽说并不能实现俞大猷所希望的“水兵常居十七”^[30]的目标，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此前军备松弛、装备颓坏的局面，并奠定了御敌于海上和固守重要海口的基础。

以当时明军的水师实力，海上御敌其实存有不少困难，不仅是战船损毁严重，难以满足出海作战的要求，而且大多数官兵缺少航海经验，甚至根本没有海战经验，与一贯在风浪里出没的倭寇相比，确实不占优势。故此，谭纶、戚继光等人主张放弃海上御敌，干脆退守陆地。事实上，戚继光抗倭的主要战绩，有不少都发生在陆地，与他的方略保持一致。朱纨、张经等，则主张二者的统一，也即海陆一体，以陆防配合海防，建设立体式防御体系。朱纨指出：“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31]基于这一理念，朱纨主张大量建造战船，并建立严密的保甲制度，使得海防与陆防很好地融为一体。如果短期之内战船无法满足海上作战的需求，则暂时以陆地布防为主，但也应积极建造大型舰船，逐步由近海再推进至远洋，最终实现出海决战。这样便可以既御敌于海洋，也固守于海岸，既坚守重要海港，又死守重要内河，实现彻底消灭倭患的目标。御海作战与固守陆防两种理论，其实也是特定时期的产物，都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作用，因而很难断定孰是孰非。这种争论和分歧同样存在于现代海军理论，马汉曾专门讨论海岸设伏与海军战略的关系，认为海岸要塞“并非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进攻”^[32]。考察明军抗倭历史，不难看出这个关系在当时已于战略层面有过深入讨论，相比马汉的《海军战略》毫不逊色。通过多个回合的争论，明军已注意将陆防和海防结合在一起，而非偏执于一端，海防战略理论也显得相对完整。

（二）攻守结合

所谓攻守结合，是强调进攻和防守的有机结合，既寓守于攻，也寓攻于守。无论是岸防，还是海防，都不可一味死守，而应抓住时机果断出击，积极主动地消灭敌人。

明代有关海禁的争论，其实质仍是攻守问题。就海防建设而言，长期实施海禁其实是一种相对保守的退守策略。明朝初期的海禁对海防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显出弊端。由于海禁阻断了明王朝与海洋的联系，明王朝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机会，并逼迫沿海居民铤而走险，违禁下海，甚至大胆地接济倭寇。就抗倭而言，明军只能阻止倭寇靠近海岸，并不能消灭倭寇的有生力量，也因此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倭患。永乐年间，朝廷部分解除海禁，并且派出船队扬帆出海，在体现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的同时，也很好地宣扬了军事实力，宣示了海洋主权。这种积极开放的态度，正好实现了以攻代守。这是水军实力得到极大张扬的时期，倭寇自然不足为患。到了明朝中后期，海禁同样与抗倭紧紧捆绑在一起，这也是看重其对于防守的意义。王忬、俞大猷等人极力主张“严海禁”，但遭到了谭纶等人的强烈反对。谭纶认为，只有解除海禁才可以收拢沿海居民的民心，消除倭寇在陆地的根据地，进而赢得抗倭主动权。也就是说，表面上的若干松动，反而会增强海防的伸缩性和张力，使得各种防守策略可以更好地贯彻下去。(www.xing528.com)

现代海战理论强调攻与守的结合，马汉就将海战的军事力量分为“攻势力量”和“守势力量”，强调要区别场合使用。^[33]明代海防战略同样强调攻与守的结合，但这似乎是借鉴和发展了孙子的战争理论。郑若曾分析海防的攻守之道指出：“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攻而无守，则为无根；守而无攻，则为无干。”^[34]在这里，郑若曾以树木的根和干作为比喻，巧妙地论述了“攻”与“守”须臾不可分离的辩证关系。这些论述形象而又生动，得到了孙子的真传。郑若曾接着以守城为例继续进行讨论，指出守城存在的缺陷：“一城之中，不下数万家，若定守之而不外攻，围困日久，食尽兵罢，寇虽不攻而我亦自溃矣。”^[35]就守城而言，即便是城墙非常坚固，足以确保不被攻破，也应适当发起反攻。毕竟城中粮草有限，如果一味死守，全面放弃进攻，迟早会迎来溃败的一天。因此，正确的防守之术是在强调固守的同时，不忘适时组织反击。即便兵力明显处于劣势，也要派出精锐之师对敌实施袭扰，使其无法专心攻城，进而寻找突破和反击的良机。明代著名的抗倭战例，诸如剿灭徐海、擒拿汪直、舟山大捷和台州大捷等，都因为很好地处理了攻守关系而取得胜利。明军只有先做好防守，再抓住时机组织反击，并果断地与倭寇展开海上决战、岛礁决战，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明军在战船和兵力上的优势，找到消灭敌军的机会；只有将攻守问题解决好，坚决果断地发起进攻战，才能消灭倭寇的有生力量，并彻底消除倭患。

（三）聚揽民心

所谓军民协同，是指军队和民众密切协同，联合完成抗击倭寇的任务。孙子认为影响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一共有五个：道、天、地、将、法，合称为“五事”^[36]。这“五事”中，“道”位列第一。“道”强调的是政治清明和赢得民心的重要性，这是孙子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明代海防起初并未关注“道”的因素，因而屡遭失败。后期则吸取教训，强调军民协同和聚揽民心，才在抗倭战争中赢得转机。

明中期以后，政治愈加腐败，军备日益废弛，尤其是长期的海禁，更是引发了沿海居民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大量沿海居民迫于生计，纷纷依附倭寇。这也是明朝中晚期倭患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郑若曾在分析倭寇成分时指出：“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37]由此可见，在政治晦暗的时期，政府因失“道”而成为孤家寡人，民众不仅不支持政府的号召，反而逐步走到其对立面，教训可谓深刻。要想改变这种不利形势，使用有效的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抚慰民众与收揽民心，便显得非常迫切。此后，明廷开始减免赋税，力争使得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而不用依附于倭寇求生。海禁政策虽仍在延续，但是渔民在近海捕鱼则不完全被禁止。此外，明廷还加大了惩处贪官污吏的力度，选用良吏，体察民情，笼络民心。总之，政府花了很多力气“示宽大，布恩信，问疾苦，时拊循”^[38]，致力于改变政府形象，最大程度抚慰民众，至少不会再逼迫沿海居民转而加入倭寇队伍。为了赢得民心和缓解矛盾，政府规定对于那些已经加入倭寇的民众，如能及时归降则一律既往不咎，从而也对倭寇形成了分化和瓦解。

在抗击倭寇的关键时刻，明政府非常注意利用倭寇造成的危害，号召沿海居民团结起来保家卫国。他们将沿海地区的民众组织在一起，加强训练，与官军协同配合。当时，针对沿海卫所军队战斗力较弱的情况，政府一面征调客兵，特别是来自广西的狼兵和湖广的土家兵，一面则是在沿海地区大量招募乡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号召他们组成乡兵，力争各保其乡。戚继光和俞大猷意识到卫所之兵缺乏战斗力，客兵战斗力强却难以驾驭，于是大量招募当地民众，组建成戚家军和俞家军。戚继光说：“堂堂全浙，岂无材勇？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39]当他提出这一想法时，身边不少人都无法理解，甚至会对此进行嘲讽。但事实证明，戚继光的眼光非常独到，他的这些主张也慢慢地为上司和同僚所接受。沿海居民在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在抗倭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嘉靖以后，募兵制越来越受重视，成为世军制的重要补充，这与戚继光等人募兵抗倭的成功实践不无关系。

大量征调民船也是抗倭的保证，征调之所以能够顺利展开，也是因为依靠政策手段和广泛发动民众，赢得了民众的鼎力支持。当时明军所拥有的战船大多年久失修，损毁严重，短期之内又来不及建造新的战船，因此只得大量征调民船，如果无法得到渔民支持，一切便成为空谈。由于出台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有些渔民愿意根据政府的折价将渔船献给明军作抗倭之用，有些渔民还主动充当兵夫，发挥他们熟悉近海地形和天候的优势，尽其所能地协助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