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有明一代，海防几乎都因倭患而设。倭患严重与否，除了与明朝国运直接相联系之外，还与统治者对海防的重视程度直接相关，同时也与海防策略是否得力有着密切联系。
明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倭寇的袭扰。当时朱元璋拥有强大的陆军和水军，足以抵御侵扰，但他并不将一切都寄望于武力。除积极建设海防之外，朱元璋也注意展开外交手段，与日本积极交涉，并在建国当年就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只是他的努力一再失败，不得不转而推行海禁政策。与此同时，他也下令建立严密的防御体系，在沿海地区设立卫所，并建设与之配套的城寨、巡检司、烽堠关台等。据统计，洪武一朝在沿海各地（包括长江下游）共设立五十九卫八十九所，两百处左右的巡检司和九百处左右的烽堠。[15]绵延不断、大小相间的军事设施，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与此同时，朱元璋下令加强水军建设，大力发展造船业。在明代，见诸文献的战船种类就有三十多种[16]，仅大型战船就有楼船、蒙冲、走舸、斗舰等许多种类。不仅如此，水军配置的武器，也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兵器，既有大量的冷兵器，也有各种先进火器。火器之中，既有先进的管形火器，也有火箭、火砖等燃烧性火器和震天雷等爆炸性火器。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明代初期的沿海防卫体系较为完善，海防形势较为稳定。永乐年间，郑和成功地七下西洋，成为明代初期水军建设取得卓越成就的最好注脚。
永乐年间，朱棣还派出大量使者，与东南沿海诸国建立联系。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强大的舟师先后七次远航西洋，书写了中国航海史上辉煌壮丽的一页。郑和曾长期跟随军队出战，富有军事才能，他率领的舟师则完全仿照军事组织编队，战舰先进，装备精良，队伍素质也高，故能出色地完成永乐皇帝所布置的远洋出使任务。宝船成为明廷和郑和船队的标志，威尼斯商人形容它们“就像大宅子一样”[17]。朱棣积极发展水军，重视海防建设，也收到了很好的回报。永乐十七年（1419），明军在望海埚大捷中，一举斩杀倭寇千余人，声威大震，抗倭形势就此得到改变，至少使得倭寇在很长时间之内都不敢再窥伺辽东。《明史》也记载了此次大捷所达成的效果：“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18]遗憾的是，永乐年间发展海洋大国的这种积极态势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并没有使中国摆脱中世纪走向近代，因而辉煌中充满了迷惘”[19]，明朝也自此失去了拥抱海洋的机会。由于政策失当，治术欠缺，倭患在嘉靖年间重新爆发，并在嘉靖三十年（1551）之后变得更加严重。面对日益严重的倭患，朝廷不得不及时调整兵力，筹集战船，加强海防力量，研究御倭措施。
为加强组织领导，朝廷任命朱纨为提督军务，负责浙、闽海防事务，结束了上述二省长期各自为战的松散状态。朱纨到任之后，按照朝廷的旨意，严格执行海禁制度，加强士兵训练，结合整顿里甲制度布置严密纠察，并且缉捕私通海盗的富商巨贾，试图以此来断绝倭寇在沿海和内地的内援。朱纨勇于任事，在他的努力下，倭寇不断袭扰的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没想到不久之后他遭到群小陷害，并因此愤懑自杀。因为朝廷政策的左右摇摆，倭寇更加猖獗。在这种情况下，王忬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提督军务，巡抚浙江，俞大猷、汤克宽受到王忬重用，因为朱纨案受到牵连的卢镗等人也得到重新任用。
为了提高指挥效率，在受到倭寇重点袭扰的东南沿海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军政机构，明廷决定在浙江设立总兵、副总兵、参将等武职官员，就此推进兵制的改革。刘远、俞大猷、卢镗、戚继光、刘显、汤克宽等人，被任命为总兵或副总兵。嘉靖三十三年（1554），张经被任命为总督，不久又改任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张经鉴于卫所士兵普遍存在畏战情绪，决定调外地士兵前来东南沿海，并且加强士卒的训练。虽说张经任职时间不长，次年即被逮捕下狱，但他的有些做法得到了继任者的继承。胡宗宪在总督任上时间较长，因此他的御倭方略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因为有胡宗宪的支持，得以自主招募兵员。戚继光主持军事训练，不仅要求严格，而且非常得法，不仅强调练心、练胆，也强调练耳目、练军阵，就此打造出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戚继光率领这支精锐之师从浙江打到福建，再从福建打到广东，为抗击倭寇做出了重要贡献。
装备建设是抗击倭寇的必备保证，因此也需朝廷早定决心，早做谋划。在抗倭的准备中，最重要的是战船，其次则是火器。在抵御倭寇的过程中，坚船利炮当然是战胜倭寇的首选，明军对其格外重视。与此同时，于冷兵器方面，明军也有创造发明，比如戚家军所用之狼筅等。除此之外，明军还有学习日本的痕迹。[20]到了明代，日式兵器更受瞩目。周纬《中国兵器史稿》写道：“明代倭患至烈，中国兵器不能抵，于是乃参用日本式兵器。”[21]其实，中国兵器并非完全不能抵，先进的火器实则在抗倭战争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给予倭寇更多杀伤。因此，所“不能抵者”，应该是指近身搏斗的冷兵器。日式战刀不仅形制独特，材质也有过人之处，受到瞩目并不奇怪。因为倭寇肆虐，明军不仅下力气研究日本政治、地理，还对日本军刀进行过专门研究。比如明代海洋地理著作《筹海图编》中，除大量收录有关日本的基本情况——集中于《日本国论》《日本纪略》《倭船》等篇，还另外辟有《倭刀》一篇，专门介绍日本军刀。(www.xing528.com)
当时，明军所拥有的日式军刀的来源大概有三：第一，从倭寇手中夺取；第二，由日本制造输入；第三，明军模仿制作。据史料记载，日本不仅将军刀进献建文帝，还曾将金漆鞘大刀和黑漆鞘大刀等进献明成祖。此后，包括宣宗、英宗等在内，明朝皇室都得到此类馈献。两国王室之间既然有如此交流，军队之中理应也有引进日式军刀。至于民间贸易，海上走私等，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此等盈利良机，明代所拥有的日式军刀自然不会在少数。
由于明廷有意推动，日式军刀的仿造量非常大。当时明军步兵中，有一种叫砍兵，随身佩戴的长刀或腰刀，都是“先代所无”[22]，也能明显看出模仿日式砍刀的痕迹。当时明军所用长刀，有不少在形制上都保持着长长的弯月状，都明显受到日本影响。等到后来，军官所配之短刀也都完全采用日式。明代的兵书，如戚继光《纪效新书》，或茅元仪《武备志》，其中所绘长刀基本都已成弯月形制。[23]
明初造船业已经非常发达，水军不仅拥有大小战舰，而且性能非常优良。廖永忠率兵攻打明昇，不仅“水军皆以铁裹船头”，而且“置火器而前”[24]，水军不仅配置装甲，还配置了火器。但到了嘉靖中期，沿海各地的水军战船破损现象已经非常严重：“浙、闽海防久隳，战船、哨船十存一二。”[25]这显然无法满足战争需求。面对困境，朱纨等人只得大量征集和购买民用船只，经过一番简单改造之后便立即投往战场。为了提振士气和壮大军威，明军有时不得不花高价购买南海大船，充当军舰或旗舰。俞大猷和王忬等人主张出海作战，这无疑对战船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明廷只得继续大量征调民船和兵夫，并开始建造大型战船和各种适合近海作战的舰船。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明廷及时建造的这些舰船，很好地构筑起满足攻防需求的舰船体系，对最终成功击败倭寇起到了关键作用。
嘉靖时期，明政府已经开始领教到西方火器的先进，并开始学习西方的佛郎机和鸟铳技术，对管形火器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进，使其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同时也改良了燃烧性火器和抛射性火器等使其作战性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当时竹管藏火技术已问世，通过设计竹管来保护燃烧的火药引线不被风吹灭、不被水浇灭，这样便可以避免炸药较早被发现，同时也能有效保证炸药的质量，适当提升爆炸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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