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边陲多崇山峻岭，东边则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茫茫的深海大洋俨然一道天然屏障，日夜守护着华夏民族，东部沿海地区鲜见外族袭扰，中国自然便成为“有海疆，无海防”[2]的国家。在元朝，倭寇已经开始在东部沿海地区展开掠夺，明初则更加猖獗。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下令实施海禁政策，不仅“海民不得私出海”，海道因为“可通外邦”，也被禁止往来。[3]这些禁令在短期内也曾收到一定成效，对加强海防和抵御倭寇袭扰起到了些许作用，但正所谓物极必反，极端封闭的禁海政策，为明代中后期倭患更大规模的爆发埋下了祸根。日本学者也认为，嘉靖时期严重的倭患，实则由“朱纨严行海禁开始”[4]。
从世界范围来看，其时正经过航海家冒险探索海洋的“探索时代”，逐步迎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在海外开拓领土的“帝国时代”。[5]郑和多次远下西洋，证明中国人较早开始拥抱海洋，至少起步并不算晚。但由于此后统治者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我国就此失去了与西方列强分庭抗礼的机会。西方海洋大国凭借着先进的航海技术和锐利的火器，先后远道而来，寻求经商和通航的便利，都被统治者拒之门外，甚至被当成夷狄而加以驱逐。长期的封闭政策，必然会导致明朝军事和经济的落伍，而且也会使得沿海居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困和拮据。在这种情况下，渔民为了求得生路，反而会铤而走险，尝试与倭寇联系，进而违反禁令下海。这就是顾炎武所总结的“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6]。对于倭寇产生的原因，学界已有很多讨论，有说来自日本，有说来自中国内部，也有说源自内外勾结。[7]实则倭寇为患，各个时期各有不同特点，似不可一概而论。胡宗宪的一份奏疏称活动于松江柘林一带的倭寇，“沿海奸民实居其半”[8]。人们所熟悉的著名倭首如汪直、陈东、徐海等，大多是汉人。因为对内地地形及沿海守卫情况非常熟悉，汉人一旦成为倭寇的帮凶，就会对明军抗倭行动形成极大威胁。倭寇也因为有众多汉人和沿海居民的接应与参与，声势变得更加浩大，为害更烈。
明代洪武至永乐年间，倭寇袭扰事件不断发生。有专家统计，这期间倭寇袭扰事件以针对浙江的最多，共16起，其次则为山东9起，南直隶6起，福建5起。[9]这些袭扰事件中，有不少其实都是真倭，但已有汉人假冒倭寇劫掠民众的现象出现。明代中期之后，尤其是嘉靖年间，倭寇不仅危害巨大，而且倭寇中汉人参与的比例已在增加，以至于《明世宗实录》记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10]此说可能存有夸张成分（因为当时抗倭所抓捕的寇贼中，有不少确系真倭），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抗倭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不少汉人或迫于生活压力，或受到利益驱使，已经开始大量接济倭寇，或是直接参与其中，甚至伙同倭寇攻城拔寨，残害边民，抢劫财物。有的倭首本为汉人，但他们长期雇佣倭贼，与明廷对抗，这便形成了海盗与倭寇的合流。[11]海盗之所以会与倭寇形成合流之势，不仅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也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他们共同的敌人，则为明军。据《明史》记载：“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12]王直[13]由商而盗，由此而集海商首领与海盗首领于一身，最终成为啸聚海上的倭首。对此，《筹海图编》也有记录：“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骁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14](www.xing528.com)
倭寇的猖獗与海防的颓败直接相联系。由于嘉靖中期之后，沿海的防御体系颓坏，倭寇不间断的袭扰已经给沿海各地造成严重损害。明代初期，虽然沿海地区也曾不间断地受到倭寇袭扰，但是因为朱元璋重视海防并施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加上海防卫所及巡海会哨制度都能起到作用，倭患尚且在可控范围之内。永乐年间，明代水军力量空前发展，郑和多次远下西洋便是海洋实力空前提升的极好明证。至于永乐十七年（1419）的望海埚大捷更基本肃清了沿海边患，确保明廷拥有较为安宁的东部海疆。但到了明代中期之后，由于承平已久，巡海会哨制度基本遭到废止，海防卫所也大量颓坏，甚至出现大量军士逃亡的现象，倭寇则抓住时机崛起，在东部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倭患变得日益突出，严重危及海防安全，迫使执政者思考对策。在嘉靖、隆庆年间，明廷痛定思痛，大幅度整饬军务，加强海防建设，并适时发动大规模决战，这才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东部沿海的倭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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