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张发动民众、依靠民众的同时，吕坤也看到军民之间存在的差异，认为在管理方法上也应有所区别。也就是说，治军与治民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政策。吕坤指出：“治道尚阳，兵道尚阴；治道尚方，兵道尚圆。”[214]在他看来，由于“治道”和“兵道”的本质属性不同，所以研究军事问题需要遵循“阴”的方法，更需要圆通甚至圆滑。因此，所谓“治道尚阳”是说治民之道更需要“阳谋”，需要公开、透明，也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不可过度使用隐瞒和欺骗等方法；所谓“兵道尚阴”，则是说治军之道更需要多使用“阴谋”，不仅是隐蔽其手法，还要隐秘其目的，更多地使用诡诈之术。无论是面对己方士卒，还是面对敌军，都必须有变化多端的手法，懂得圆通和权变的道理，这就是“兵道尚圆”的意思。治民与治兵，各循其道，手法有别，不可混淆。
不仅如此，治军和治民在目标上也有不同。治军的目标是使全体将士“轻生”，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奋勇杀敌。治民则与之相反，需要使百姓懂得“重生”的道理。吕坤指出：“三军要他轻生，万姓要他重生。不轻生不能戡乱，不重生易于为乱。”[215]所以，为政之道与御兵之道存在本质差异。对此，吕坤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兵以死使人者也。用众怒，用义怒，用恩怒。众怒仇在万姓也，汤武之师是已。义怒以直攻曲也，三军缟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奋也，李牧犒三军，吴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强驱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后，以死殴死，不战安之？然而取胜者幸也，败与溃者十九。”[216]吕坤认为，“凡战之道，贪生者死，忘死者生，狃胜者败，耻败者胜”[217]，因此治军的目标就是为了在战场上击败敌军，所以必须通过“用众怒，用义怒，用恩怒”等手法，激发士卒必死的信念。在吕坤看来，李牧和吴起等人使用“恩”的手法激发士卒的必死之心，目的仍然是要“以死使人”。这无疑是一种更为高明的御军之术。
吕坤研究御戎之法，多少基于儒家的立场而抱有德化之念。他指出：“御戎之道，上焉者德化心孚，其次讲信修睦，其次远驾长驱，其次坚壁清野，其次阴符智运，其次接刃交锋，其下叩关开市，又其下纳币和亲。”[218]但是，一旦刀兵相见，吕坤仍然会积极主张“阴谋”。他指出：“兵，阴物也；用兵，阴道也，故贵谋。不好谋不成。我之动定敌人不闻，敌之动定尽在我心，此万全之计也。”[219]在他看来，“阴”与“谋”恰好形成因果关系，这也许正是从“阴谋”一词的本义出发所获得的启示。
在吕坤看来，一旦动用兵革，则已经预示着“德化之衰”，而且夷狄既然已经毫无恩信可结，那就只能针锋相对，使用武力手段予以征伐。所以他指出：“兵革之用，德化之衰也。自古圣人亦甚盛德，即不过化存神，亦能久道成孚，使彼此相安于无事。岂有四夷不可讲信修睦作邻国邪？何至高城深池以为卫，坚甲利兵以崇诛，侈万乘之师，靡数百万之财以困民，涂百万生灵之肝脑以角力，圣人之智术而止于是邪？将至愚极拙者谋之，其计岂出此下哉？若曰无可奈何不得不尔，无为贵圣人矣。将干羽苗格、因垒崇降，尽虚语矣乎？夫无德化可恃，无恩信可结，而曰去兵，则外夷交侵，内寇啸聚，何以应敌？不知所以使之不侵不聚者，亦有道否也？”[220]在吕坤看来，“兵革”不仅始终不可废弃，而且要更加重视。作为将帅，必须善于谋划，通过权衡利弊和分析敌情，积极研究破敌之法，主动运用各种谋略战胜敌军。这不仅是由战争“阴物”和“阴道”的本质所决定，更是避免“外夷交侵”的必备之需和万全之计。
根据战争的多变特性，吕坤主张根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战法，所以要懂得“相机”：“相机者务使鬼神不可知，养气者务使身家不肯顾，此百胜之道也。”[221]这种“相机”，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敌情顺势而为。吕坤高度重视情报工作，对孙子“知彼知己”的主张表示出激赏。在他看来，“知彼知己”不只是战场胜敌的基础，也可以运用到战场之外的其他场合，包括处人处事都可以用到：“知彼知我，不独是兵法，处人处事一些少不得底。”[222]
在吕坤看来，情报工作的重点是考察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虚实情况，只是他没有继续沿用孙子“虚实”“形势”等概念，而是使用了“两精两备，两勇两智，两愚两意”这样的范畴，但最终还是回到兵力的“多寡强弱”：“两精两备，两勇两智，两愚两意，则多寡强弱在所必较。”[223]一旦指挥员对敌我双方“精”“备”“勇”“智”等情况有所掌握，那就可以“以精乘杂，以备乘疏，以勇乘怯，以智乘愚，以有余乘不足，以有意乘不意，以决乘二三，以合德乘离心，以锐乘疲，以慎乘怠”[224]，从而能够掌握战场主动权，择机击败对手。
众所周知，春秋末期的军事家孙子基于“兵者，诡道”的认识，总结了著名的“诡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225]这其实是主张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军事欺骗，用假象迷惑对手，从而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吕坤模仿孙子，也总结了一套战胜之道：“故战之胜负无他，得其所乘与为人所乘，其得失不啻百也。实精也，而示之以杂；实备也，而示之以疏；实勇也，而示之以怯；实智也，而示之以愚；实有余也，而示之以不足；实有意也，而示之以不意；实有决也，而示之以二三；实合德也，而示之以离心；实锐也，而示之以疲；实慎也，而示之以怠，则多寡强弱亦非所论矣。故乘之可否无他，知其所示，知其无所示，其得失亦不啻百也。故不藏其所示，凶也。误中于所示，凶也。此将家之所务审也。”[226]从这段话中尤其可以看出吕坤崇尚谋略的主张。他深知，两军对垒其实就是敌我双方，尤其是主将之间智谋与勇气的较量。要想在这种对抗中战胜敌人保存自己，指挥员就必须大胆采取各种欺骗之术，通过各种假象来迷惑敌军，调动对手，寻找可乘之机打击敌人。这种欺敌误敌的手法，孙子曾有系统总结，概括起来就是“示形”。比较吕坤和孙子所论，二者有很大的相似性。
除了在“示形”时需要足够的智谋之外，审时度势也需要足够的智谋。与前述“相机”呼应的是，吕坤也重视“时”的概念，指出：“时者，成事之期也。机有可乘，会有可际，不先不后，则其道易行。”[227]这种“时”，其实也与“机”的概念相仿，“时机”一词正说明二者的密切联系。吕坤既然重视“相机”，当然也会重视“审时”。他指出，如果不善于把握时机，那就相当于将种子投放于坚冰之上，永远等不到发芽之时：“不达于时，譬投种于坚冻之候也。”[228]
与此同时，吕坤也非常看重“势”的作用，指出：“夫势，智者之所借以成功，愚者之所逆以取败者也。”[229]由此出发，吕坤认为谋划战争尤其要注意谋势。在他看来，“势”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而且任何人都无法违抗：“是故贵审势。势者，成事之借也。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不劳不费而其功易就，不审于势，譬行舟于平陆之地也。”[230]既然“势”的作用如此重要，高明的指挥员必须善于审势，懂得乘势而为的道理，学会借势发力，夺取胜利之机。
【注释】
[1]王守仁著，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阳明集》卷十四《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中华书局，2016年。
[2]《王阳明集》卷二十《丁丑二月征漳寇进兵长汀道中有感》。
[3]《王阳明集》卷八《书林司训卷》。
[4]《武经七书评·孙子》。
[5]《武经七书评·孙子》。
[6]《武经七书评·吴子》。
[7]《武经七书评·李卫公问答》。
[8]张学智：《中国儒学史·明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0页。
[9]《王阳明集》卷一《传习录上》。
[10]《王阳明集》卷二十五《平茶寮碑》。
[11]《王阳明集》卷二十五《祭永顺宝靖土兵文》。
[12]《王阳明集》卷十四《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
[13]《王阳明集》卷十四《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
[14]《王阳明集》卷十四《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
[15]《王阳明集》卷十四《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
[16]《王阳明集》卷十四《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
[17]《孙子兵法·谋攻篇》。
[18]《王阳明集》卷九《陈言边务疏》。
[19]《王阳明集》卷九《陈言边务疏》。
[20]《王阳明集》卷九《陈言边务疏》。
[21]《孙子兵法·作战篇》。
[22]《王阳明集》卷九《陈言边务疏》。
[23]《王阳明集》卷九《陈言边务疏》。
[24]《孙子兵法·作战篇》。
[25]《王阳明集》卷九《陈言边务疏》。
[26]《孙子兵法·作战篇》。
[27]《王阳明集》卷九《陈言边务疏》。
[28]《老子》第三十六章《治国》。
[29]《孙子兵法·军争篇》。
[30]《孙子兵法·形篇》。
[31]《王阳明集》卷九《陈言边务疏》。
[32]《王阳明集》卷十八《批岭东道额编民壮呈》。
[33]《王阳明集》卷三十《行岭北道裁革军职巡捕牌》。
[34]《王阳明集》卷十六《选拣民兵》。
[35]《王阳明集》卷十六《选拣民兵》。
[36]《王阳明集》卷三十《行岭北道裁革军职巡捕牌》。
[37]《王阳明集》卷十六《选拣民兵》。
[38]《王阳明集》卷十六《选拣民兵》。
[39]《王阳明集》卷十六《选拣民兵》。
[40]《王阳明集》卷十六《预整操练》。
[41]《王阳明集》卷十六《选拣民兵》。
[42]《王阳明集》卷十六《选拣民兵》。
[43]《王阳明集》卷十六《预整操练》。
[44]《王阳明集》卷四《寄薛尚谦》。
[45]《王阳明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46]《王阳明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47]《王阳明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48]《王阳明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49]《王阳明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50]《王阳明集》卷九《添设清平县治疏》。
[51]《王阳明集》卷十四《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
[52]《王阳明集》卷十四《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
[53]《王阳明集》卷十四《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
[54]《王阳明集》卷十四《地方急缺官员疏》。
[55]《王阳明集》卷十四《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
[56]《王阳明集》卷十四《地方紧急用人疏》。
[57]《王阳明集》卷十四《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
[58]《王阳明集》卷十六《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
[59]《王阳明集》卷十七《申谕十家牌法增立保长》。
[60]《王阳明集》卷十七《申谕十家牌法增立保长》。
[61]《王阳明集》卷十六《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
[62]《王阳明集》卷九《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
[63]《王阳明集》卷九《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
[64]《王阳明集》卷九《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
[65]《王阳明集》卷九《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
[66]《王阳明集》卷九《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
[67]《王阳明集》卷七《万松书院记》。
[68]《王阳明集》卷十六《预整操练》。
[69]《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王守仁传》。
[70]钱明：《王阳明兵学著作考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71]《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王守仁传》。
[72]具体措施在《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王守仁传》中有记录：“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哨有长，协哨二佐之；二哨为营，营有官，参谋二佐之；三营为阵，阵有偏将；二阵为军，军有副将。皆临事委，不命于朝；副将以下，得递相罚治。”
[73]《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王守仁传》。
[74]《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王守仁传》。
[75]《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王守仁传》。
[76]《孙子兵法·虚实篇》。
[77]《孙子兵法·军争篇》。
[78]丁涛、钟少异：《试论王阳明军事思想的学术价值与影响》，《贵州文史丛刊》2018年第1期。
[79]张建业：《李贽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80]黄云眉：《史学杂稿存订》，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53页。
[81]李贽：《焚书》卷四《豫约》，明刻本。
[82]《焚书》卷一《答耿司寇》。
[83]《孙子参同》是他为《孙子兵法》所作评注，既有本人研究心得，也适当选抄《武经七书》中另外六部兵书的有关内容，以便与《孙子兵法》进行对照和参考，故曰“参同”。
[84]李贽：《孙子参同·序》，《中国兵书集成》第十二册。
[85]《孙子参同·序》。
[86]《孙子参同·序》。
[87]《孙子参同·序》。
[88]《孙子参同·序》。
[89]《孙子参同·序》。
[90]《孙子参同·序》。
[91]《孙子参同》卷一《始计》。
[92]《孙子参同》卷一《始计》。
[93]王宝峰：《李贽尊孔与反孔问题的诠释学意义》，《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94]《论语·颜渊》。
[95]《焚书》卷三《兵食》。
[96]《焚书》卷三《兵食》。
[97]《焚书》卷三《兵食》。
[98]《焚书》卷三《兵食》。
[99]《焚书》卷三《兵食》。
[100]《焚书》卷三《兵食》。
[101]李贽：《初潭集》卷九《兄弟上》，中华书局，1974年。
[102]《孙子参同》卷一《始计》。
[103]《孙子参同》卷一《始计》。
[104]《孙子参同》卷一《始计》。
[105]《孙子参同》卷二《作战》。
[106]《孙子参同》卷二《作战》。
[107]陈刚：《晚明“常中出奇”的观念成因考论》，《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6期。
[108]《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09]《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110]《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11]《孙子参同》卷三《兵势》。(www.xing528.com)
[112]《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13]《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14]《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15]《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16]《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17]《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18]《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19]《孙子参同》卷二《军形》。
[120]《孙子参同》卷二《军形》。
[121]《孙子参同》卷二《军形》。
[122]《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23]《孙子参同》卷二《军形》。
[124]《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25]《孙子参同》卷一《始计》。
[126]《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27]《孙子参同》卷一《始计》。
[128]《孙子参同》卷二《谋攻》。
[129]《孙子参同》卷四《九变》。
[130]《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31]《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32]《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33]《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34]《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35]《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36]《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37]《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38]据《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虚实篇》被唐太宗和李靖认定为十三篇中最好的一篇。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这最好的一篇中，找到了最好的一句：“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唐太宗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而李靖则说：“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139]《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40]《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41]《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42]《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43]《焚书》卷三《虚实说》。
[144]《焚书》卷三《虚实说》。
[145]《焚书》卷三《虚实说》。
[146]《焚书》卷三《虚实说》。
[147]《焚书》卷三《虚实说》。
[148]《焚书》卷三《虚实说》。
[149]《孙子兵法·虚实篇》：“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150]《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51]《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52]《孙子兵法·谋攻篇》。
[153]《孙子参同》卷二《谋攻》。
[154]《孙子参同》卷三《兵势》。
[155]《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56]《孙子参同》卷四《虚实》。
[157]《孙子兵法·地形篇》。
[158]《孙子参同》卷四《行军》。
[159]《孙子参同》卷五《地形》。
[160]《孙子参同》卷五《地形》。
[161]《孙子参同》卷五《用间》。
[162]《孙子兵法·用间篇》。
[163]《孙子参同》卷五《用间》。
[164]《孙子参同》卷五《用间》。
[165]《孙子兵法·用间篇》。
[166]《孙子参同》卷五《用间》。
[167]《孙子参同》卷五《用间》。
[168]《孙子参同》卷五《用间》。其中“因”，当作“乡”。
[169]指发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宁夏兵变。
[170]《焚书》卷一《答邓明府》。
[171]赵宏志：《中国明清之际动力人格思想初探》，《学术交流》2016年第5期。
[172]吕坤：《去伪斋文集》卷一《忧危疏》，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吕慎多刻本。
[173]吕坤：《呻吟语》卷五《治道》，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
[174]《去伪斋文集》卷一《忧危疏》。
[175]《去伪斋文集》卷一《忧危疏》。
[176]《去伪斋文集》卷一《忧危疏》。
[177]吕坤：《实政录》卷一《明职》，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文炳刻本。
[178]《实政录》卷八《督抚约》。
[179]《实政录》卷八《督抚约》。
[180]《实政录》卷八《督抚约》。
[181]《实政录》卷八《督抚约》。
[182]吕坤：《救命书·序》，《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十六册。
[183]《救命书·序》。
[184]《救命书·序》。
[185]《救命书·序》。
[186]《救命书·序》。
[187]《呻吟语》卷五《治道》。
[188]《呻吟语》卷五《治道》。
[189]《呻吟语》卷五《治道》。
[190]《实政录》卷五《乡甲约》。
[191]《实政录》卷五《乡甲约》。
[192]《实政录》卷六《风宪约》。
[193]《实政录》卷六《风宪约》。
[194]先秦时期，墨子学派基于“非攻”的战争观，积极研究防御之法和守城之术，对于守城的方法和原则等有着较为系统的总结，详见《备城门》《备梯》等篇。
[195]《救命书·城守事宜》。
[196]《救命书·城守事宜》。
[197]《救命书·城守事宜》。
[198]《救命书·城守事宜》。按：原文只列举了“六乘”。
[199]《救命书·城守事宜》。
[200]《救命书·城守事宜》。
[201]《救命书·城守事宜》。
[202]《救命书·遇变事宜》。
[203]《救命书·遇变事宜》。
[204]《救命书·预防事宜》。
[205]《救命书·预防事宜》。
[206]《救命书·预防事宜》。
[207]《救命书·预防事宜》。
[208]《救命书·预防事宜》。
[209]《救命书·预防事宜》。
[210]《救命书·预防事宜》。
[211]《救命书·预防事宜》。
[212]《救命书·预防事宜》。
[213]《救命书·预防事宜》。
[214]《呻吟语》卷五《治道》。
[215]《呻吟语》卷五《治道》。
[216]《呻吟语》卷五《治道》。
[217]《呻吟语》卷五《治道》。
[218]《呻吟语》卷五《治道》。
[219]《呻吟语》卷五《治道》。
[220]《呻吟语》卷五《治道》。
[221]《呻吟语》卷五《治道》。
[222]《呻吟语》卷五《治道》。
[223]《呻吟语》卷五《治道》。
[224]《呻吟语》卷五《治道》。
[225]《孙子兵法·计篇》。
[226]《呻吟语》卷五《治道》。
[227]《呻吟语》卷三《应务》。
[228]《呻吟语》卷三《应务》。
[229]《呻吟语》卷三《应务》。
[230]《呻吟语》卷三《应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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