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从儒家的传统民本思想出发，充分肯定民众的地位和作用，直陈君主执政为民的道理，同时也将国家安危与百姓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不仅认为“君民一体，休戚相关”，也认为“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故耳”，[172]只有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国君如果不重视百姓福祉，失去民心，那就会带来安全隐患，甚至酿成政权覆亡的大祸：“夫民怀敢怒之心，畏不敢犯之法，以待可乘之衅，众心已离，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此桀、纣之所以亡也。”[173]
因此，吕坤积极呼吁国君应懂得并执行“顺天应人”和“合乎民心”的为政之道，懂得立政为民的道理，而不是只为自己敛财、纵欲，甚至因此不择手段而贻害百姓。针对当朝万历皇帝的贪婪敛财及荒淫豪奢，吕坤写下《忧危疏》，对其进行建议和警告。在奏疏中，吕坤写出了当时朝野的真实情况是“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讟之声，愁叹之语，甚不堪闻”[174]，所以建议皇帝思考治乱问题和安危问题：“陛下试观其时，治乎，乱乎？其君，安乎，危乎？”[175]他甚至不客气地指出当下之势已经“如坐漏船，水未湿身；如卧积薪，火未及体”，所以希望“陛下之速登涯而急起卧”，从而呼吁万历皇帝实施仁政，立即改变现状。[176]
在吕坤看来，不仅国君施政需要依靠民众，戍边御敌也需要仰仗万民同心。也就是说，民心向背始终关系到国家命脉的畅通与否。战争对民众的生命财产等造成极大伤害，所以始终是凶危之事：“兵，凶器也；战，危事也。”[177]故此，他认为即便是发起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也必须推行“安民实务”，将安民保民放在第一位。万历二十年（1592），吕坤出任山西巡抚，曾目睹“虏情日以骄恣，我兵日以怠废”[178]，为此而忧心忡忡，于是奋笔写下《安民实务》一书。从书名足可见吕坤写作此书的出发点就是安民和保民，从“实务”二字，则可看出吕坤追求的是实效，而且力避无用的花架子。
吕坤对当时危机四伏的边情进行了总结，指出：“虏轻中国久矣，中国之惧虏亦久矣。”[179]之所以造成这种困境，就是因为明廷治边策略失当，战将无能，军纪松弛。他对当时边务衰败的具体表现做了进一步总结，指出：“以积衰之气，用不学之将，率不精之兵，操不试之器，乘不习之马，守不戒之边，以当敢死之胡，逞长驱之势，恣杀掠之暴，不待筹策而胜败之数可知矣。今之为将者，每曰我寡彼众，我弱彼强，何敢与战！不过排营结阵，遥望于五七十里百里间，任其屠劫，饱则自去，待彼出边，徐尾其后，如斯而已。”[180]明廷长期戍边乏力，故而只能寄望于和谈和纳贡等方式来换取短暂的安宁。但在吕坤看来，亲朋之间尚且有可能失掉一时之欢，夷夏之间更不可能出现百年之好。长久的和平局面，不仅会给己方带来麻痹思想，也会养虎遗患，使得胡虏更加轻视中国。对比敌我双方的气势，胡虏是“轻者”，明廷则是“惧者”。按照“轻者之心必勇，惧者之气常衰”的道理，明廷已经处于劣势，何况是“以积衰之气，用不学之将，率不精之兵，操不试之器，乘不习之马，守不戒之边”。[181]双方的胜败，也由此而判然可知。
面对边境将骄兵惰、“胡虏”步步紧逼、边民饱受欺侮的局面，吕坤决心戍边安民，整顿军队，提振士气，为此而制定种种具体的治边安民之策。在《安民实务》中，他将这些御戎之策总结为12大项146款。具体为：养将材，7款；募勇略，8款；简军实，6款；造战具，8款；演武艺，10款；倡勇敢，10款；体下情，19款；严马政，10款；密间谍，8款；慎修筑，17款；教军士，25款；计兵费，18款。从以上所列纲目可以看出，该书对士卒的招募和训练、将帅的选拔和任用、军队的管理和教育、兵器的制造和使用、军马的购买和养护、间谍的使用和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具体规定。(www.xing528.com)
在亲临边关掌握边情的基础上，吕坤努力寻找守边之策，由此而撰写《救命书》，专门查找当时明军城防之疏失，并研究制定具体的对策。在他看来，守城就是救命，救民众之性命，故将书名定为《救命书》。吕坤安民保民的战备思想，在该书的《自序》中也彰显无遗。
在吕坤看来，人生之急，没有更急于性命者，所以人事之重，也没有重于救性命者。但是，救人性命也要讲究方法。如果“使千百年常常享太平，千万家人人有遁术，则高城深池，劳民伤财，已为病狂丧心矣”[182]，因为这样一来就耽误了农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生。如果统治者再不顾民意而肆意扩充武备，就更会失去民心。因此，真正的救民之术，是在做到御敌的同时也“重农时”：“自古圣帝明王，最重农时，兴作则曰至冬乃役，讲武则于四时农隙，虽春夏万物繁昌，不免千人田猎，万马追逐。”[183]虽说“民之死于兵刃，甚于苦以饥寒”[184]，想要救民，就需要充分体察百姓的所怨所恨。那种一味追求高墙深池的做法，反而会劳民伤财，徒生民怨。
是以，御敌要讲究方法，尤其要懂得守备之法：“倘不讲守备法，委成败之运，任死生之数，虽有城堤，与无城堤同。王公设险要、建重门之谓何？岂为太平壮观美哉！倘为贼所破，满城性命，何待余言？”[185]写出《救命书》后，吕坤相信已为明军找到了更好的守备之法，可以确保边民的安全。对于此书，吕坤非常自负，在自序中有这样的评价：“是书也，信之则为活人，忽之则为死鬼。”[186]不管这是否为夸大之词，其中都反映出吕坤积极救世、安民保民的战备观念。
吕坤既认为战备的目的是保民安民，也主张战备必须依靠民众，因而对古代“寓兵于农”的制度极为推崇。他指出：“寓兵于农，三代圣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战，无论即戎，亦可弭盗，且经数十百年不用兵。”[187]因为推行了这种制度，三代时期天下无事：“天下所以享兵农未分之利。”[188]但是，在春秋以后，“诸侯日寻干戈，农胥变而为兵”，兵农已然分开，圣王之治也因此而不复出现。[189]为此，吕坤主张模仿古代兵农合一的体制，建立乡甲约，其实也即“保甲制度”。这种制度起初的目的是“为申明乡约保甲，以善风俗，以防奸盗事”[190]。因为“百井结为一体，千民联属成家”，就可以有效地利用连坐制度对百姓加以治理：“如恶有显迹，四邻知而不报者，甲长举之罪，坐四邻。四邻举之而甲长不报者，罪坐甲长……一有过恶，则彼此诘责。白莲妖术，奸宄凶民，何所容其身？出境为贼，在家窝盗，何所遁其迹？”[191]此举更深的目的则在于“兵”，即“练乡甲之兵”。吕坤指出其组织结构为：“十家为甲，家有兵，十甲为保，保有警，各备防守器械等物。”[192]官府在平时要组织这些人展开训练：“若于各保之中，不分主客户，但系久住者二十以上、五十以下，除佣作者、贫无衣食者、有占役者不用外，其余尽属保正副统之。十月纳禾之后，三月未农之前，将各壮丁在城分为四面，在乡分为八聚，官募各艺教师十二人，各给工食使习之。”[193]在吕坤看来，如果在平时就能组织好训练好兵，就能达成“处处有武备”而且“人人知兵”的效果，在保证平时盗贼无从匿迹的同时，也可在战时发挥御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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