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子参同·序》中，李贽借张鏊为《武经七书》所作序文中“文事武备，士君子分内事也”，阐发了重视武备的主张。李贽指出，“此言固知武事之为重矣”，由此出发，他批评孔子对军旅之事的不重视：“孔子似未可以谋军旅之事也。”[84]针对不少人主张“治世尚文，而乱世用武”，将武事只视为乱世之用，李贽也对此进行了批评。在他看来，如果平时没有做好武备，一旦遇到外敌进犯，则只能束手就擒。
李贽以人的身体为喻，说明这一道理：“故予尝譬之人身然。夫人身有手有足，盖皆所以奉卫此身者也。”[85]在李贽看来，身体的各部分需成为协调的整体，但首先要看到手足的作用：“故凡目之所欲视，耳之所欲听，舌之所欲尝，身之所欲安，非手足，则无从而致也……一旦有外侮，或欲我跌也，度不能敌，则足自能走；度能敌，则足自能与之交。或欲我搏也，度不能敌，则自能举手以相蔽；度能敌，则自能反手而推击之，是武用也，此亦手与足也，非他物也。”[86]因此，武备对于国家的意义，正如同手足之于人体，不仅仅是保证日常生活之需，还要起到保卫安全的作用，一旦紧急之事发生，则需“手抵而足踢”，担负重任：“伸之则为掌，可以恭敬而奉将，捏之则成拳，可以敌忾而御侮。虽手足亦不自知其孰为文用，而孰为武用者。”[87]李贽据此进一步指出，武事对于国家而言，始终不可或缺。一旦有所缺失，则如同手足患病之人，必然会产生诸多不便：“唯是痿痹不仁之者，则文武皆废。”[88]本着这一原则，李贽批评那些以不懂武事而自矜的儒生：“然则儒者自谓能文而不能武，有是理耶？既不能武，又岂复有能文之理耶？”[89]这些儒生，正像身患痿痹之病而不自知，需要别人侍奉才能保证起居饮食，却对“武事”表示出不屑的态度，因此只能深以为恨。有感于此，李贽表现出与其他儒家根本不同的态度。他积极研究军事问题，并著述《孙子参同》，力图“以教天下万世”[90]。
李贽论兵，经常与治国相联系，始终将文事与武备视为一途，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不仅如此，他还坚决反对将二者“判为两途”。因此他号召儒生认真研读孙武的兵书，将《孙子兵法》奉为“至圣至神”，乃至“天下万世无以复加焉者也”。[91]令他痛心的则是，朝廷取士并不看重这本兵书，儒生就此弃置不读，甚至就此将文武之事判为两途，虽说“别为武经”，但始终“右文而左武”[92]，对武事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种重文轻武的风气之下，文武判然分为两途，这才导致弊端丛生，招来贼寇不断袭扰。
与这种重视武事的思想相一致，李贽重视挖掘和阐发孔子“足食足兵”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似与他在《孙子参同·序》对孔子颇有微词的立场相左，也较符合其尊孔又反孔的摇摆立场。[93]关于武备，孔子曾有一句名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94]这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法时孔子的回答。子贡追问，如果迫不得已去掉一项，该先去掉哪一项，孔子回答说“去兵”，接着又发出了一番“民无信不立”的感慨。对此，李贽认为，孔子主张之所以“去食”或“去兵”，完全都是因为迫不得已。为此，他强调了武备的重要性：“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势既出于不得已，则为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谓‘信’重于‘兵’‘食’，则亦不达圣人立言之旨矣。”[95]在李贽看来，很多儒者叫嚷着“去兵”，是完全误会了孔子的本意，“兵”其实根本去不得。不仅如此，“兵”与“食”之间也无法截然分开。如果无“兵”，“食”则不可得。遗憾的是，“兵”在儒家文化占据主导的传统语境之下，一度长期身背恶名。但是，如果国家无“兵”，自卫尚且困难，更谈不上别的念想。因此，从表面上看“兵”的名声可恶，但考察其实质，则多美。普通人对此不察，充分说明“美者难见，而恶则非其所欲闻”[96]，也因此令众多主张“去兵”的儒生感到困惑。
在李贽看来，“兵”不仅去不得，反倒应加倍重视，甚至要在平时注意加强武备，也即“无事而教之兵”[97]。李贽指出，“有事而调之兵，则谓时方多事，而奈何其杀我也”[98]，如果民众面临死亡之类危险，还妄谈仁义，那完全是“矫诬之语，不过欲以粉饰王道耳”[99]。这样的人完全不懂得“王者以道化民”的道理，更无法体味“圣人笃恭不显之至德”。[100]李贽进一步举出黄帝统一华夏等历史典故说明“兵”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上古时期，黄帝尚且经过七十战才能拥有天下，在经历了涿鹿之战、阪泉之战等著名大战之后，才能成功地统一华夏族，由此更可见“兵”之不可或缺。武事必须和文事受到同等重视，才能在做好养民和生民的同时，也实现保民的目标。
既然武事如此重要，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建设呢？对此李贽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和主张。李贽认为，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军，都如同治病一样，要注意内外兼治，在治标的同时，更要注重治本。为了说明治军与治病之道的相通之处，他以魏文侯与扁鹊探讨医术为例，对此加以论证。扁鹊认为，自己的两位兄长治病，或专注于“视神”，或专在“毫毛”，所以效果不是很好，也没什么名气，但他本人在给人治病时既刺血脉，又投毒药，既深入内里，又敷疗外伤，始终能够做到内外兼治，所以才能够名闻于各国诸侯。李贽借此引申道：“君侯将相理国治兵，要不出此矣。”[101]在他看来，从治病过程中不仅能够看出治军之理，而且治病与治军之理道理完全相通。
李贽非常欣赏孙子“五事七计”的“庙算”理论。在《孙子兵法·计篇》中，孙子将“五事七计”作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全面、辩证地看待战争问题，并非片面地以谋略定胜负，更重视“以力胜人”，尤其强调整体实力。其中的所谓“五事”，包括“道、天、地、将、法”。在进行战争决策时，将这几个重要因素叠加在一起进行考量，体现了孙子对于综合实力的重视。从“五事”出发，孙子再依照“七计”的模式，分析和计算敌我双方中影响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论述最高统治集团如何结合战略情报进行评估和决策。这一“庙算”模式，较为科学和明晰地构建了战略分析的基本模式，也得到历代军事家的认同。李贽对此也予以强调，视之为“兵家常法”：“唯有五事七计，兵家常法，当预算于先耳。故曰始计。始计者，豫算也。君能豫算，将能豫算，则胜算常在我矣。以是用兵，则临时遇敌，有不能因利而制权势者乎？”[102]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庙算”，李贽更强调的是“豫”和“先”。“豫”同“预”，只有预先做好“庙算”，才能掌握更多胜算，才可以在战争中充分掌握主动权。因为心中有数，有了先期谋划，即便是突然遭遇不测，也可以因势利导，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www.xing528.com)
对于“五事七计”的具体内涵，李贽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挖掘和阐释。他说：“七计即五事，其曰兵众孰强等，总不出五事中将与法二者而已。言以此五事，计算校量于廊庙之上，则彼我胜负之情，自可索而得之矣。将能听吾计，即为能将，自能于常法之外，为之势以佐之矣。”[103]可见，在李贽看来，“五事”和“七计”其实是一回事，只是在条贯和总结的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不仅如此，李贽还将“五事”和“七计”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将”与“法”，有着独到的理解。
对于“五事”中的子项目，李贽也有较为深入的阐释，比如对“五事”的第一条——“道”，他结合孔孟之道对其进行了解读，指出：
一曰“道”，孙子已自注得明白矣。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是也。”夫民而可与之同死生也，则手足捍头目，子弟卫父兄，不啻过矣。孔子所谓“民信”，孟子所谓“得民心”是也。此始计之本谋，用兵之第一义。[104]
在李贽看来，孙子所谓“道”，意义非常明确，即重视民众对于战争所产生的影响力，因此他将孙子之“道”与孔子所谓“民信”、孟子所谓“得民心”联系在一起。其实孙子所谓“道”，只从“令”字出发，便可看出其立场在“上”而不在“民”。他关心“道”，是希望使得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保持一致，固然也是力争上下同心，但和孔孟之道仍然存在差别。李贽作如此解读，应当是对孙子的误解，其中折射出的则是他本人的民本思想。
战争发起之后，整体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战争的胜负。尤其是战争，物资消耗巨大，更是对国家整体实力的检验。有感于此，李贽既赞同孙子的“速决战”思想，也积极认同孙子“因粮于敌”的主张。李贽指出：“国家困于师旅者，必其粮之远输也。粮既远输，则百姓贫乏。”[105]既然战争消耗巨大，那就必须速战速决，为此李贽借评注《作战篇》进一步申论孙子的“速决战”思想：“国贫于远输，财竭于贵卖，不可也。如此则中原内虚，私家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不可也。唯有因粮于敌，务食于敌，乃可耳。然亦不可以久也，故至于不得已而战，宁速毋久，宁拙毋巧，但能速胜，虽拙可也。非爱拙也，以言速胜为巧之至而人不知也。故未见有巧而久者，则凡久于师者，是谓真拙矣。其慎重于战何如哉？故终之以贵胜，不贵久。”[106]由于耗费巨大，后勤保障非常困难，即便是采用了“因粮于敌”等手段，也难以维持长久。因此，要想真正解决战争消耗和战争补给等问题，就必须采取孙子的主张，积极寻求速胜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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