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发展至中期以后，已经身处内忧外患的激荡旋涡之中。所以，王守仁虽然极力反对战争，但他本人却多次被动地卷入战争之中，被迫多次在战争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军事才华，俨然成为一名“救火队员”。当时，因为南方各地相继爆发战事，王守仁的很多精力都花在了军务上，他的后半生在南方各地指挥接踵而至的战争，并就此形成丰富的战略和战术思想。总结其方略，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五方面。
第一，兵民结合，重用民兵。
王守仁针对明朝官兵战斗力低下的弊端，主张大胆地选用民兵，甚至是实现“家家皆兵，人人皆兵”[32]，以此推进兵制的改革。如果无法做到这些，也要尽量在民众之中选拔士兵，以此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在征召到彪悍的民众之后，就需要立即教会他们掌握战斗技能，再推到战争前线。嘉靖期间的抗倭斗争，已经转而大量招募民兵，其实也与王守仁的创始之功有关。就实际效果而言，大量吸纳民兵进入军队，无疑为当时战斗力已经羸弱不堪的明军补充了新鲜血液，是一项非常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新举措。
王守仁对明军的战斗力一度深感失望。他十分清楚，明朝官府之兵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满足作战的需要。他对南赣地区明军的评语是四个字：“有名无实。”[33]每当遇到火灾或盗窃等案件，急需这些人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都是坐视观望的态度，并不能按照约定时间和地点予以策应。不仅如此，他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不守法律，私自接受贿赂，对百姓威逼利诱，套取利益。有时候捕获一两个“盗贼”，也是巧行诈骗之事，乘机勒索财物。有的则是每年定期进行敲诈，稍有不从，则百般罗织罪名，甚至对“盗贼”采取纵容和隐瞒的态度，私下分赃。这些官兵腐败而且狡猾，想去捉拿追责，却苦于找不到实际罪证。
在王守仁看来，那些卫所的军丁因为故籍分散各处，对当地的情况了解不多，并且无法做到勠力同心。领导他们的府县机构等，也缺少御寇之方，就此造成指挥领导的乏术。使用这些人作战，其实就是“以羸卒而当强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34]，必然缺少胜算。何况在“盗贼”猖獗之时，请示调拨军队颇费时日，军队在往返的路途中也会耽搁很多时间，甚至经年不见救兵，这样自然会丧失征讨的最佳时机。何况在这征调军队的过程中，所耗费的军费过于庞大，动辄逾万。姑且不论这些远道赶来的军队战斗力不济，难以取得战果，即使军队有战斗力，但“盗贼”听说官兵杀到，也会早早遁迹山林，无从寻觅。一旦等到这些军队撤走，那些“盗贼”又故态复萌，甚至比之前更加猖獗。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群盗习知其然，愈肆无惮。百姓谓莫可恃，竞亦从非。”[35]
对于巡捕军职官员的腐败和卫所官兵的无能，王守仁都洞若观火，所以指挥作战时并不完全指望他们。他除了积极主张对这些腐败分子采取“就便裁革”[36]的措施之外，还建议大胆选用民兵，作为军力的补充。在当地百姓中选拔一些勇武之士，对他们组织必要的军事训练，令其掌握必备的作战技能，再逐步充实到作战队伍之中。在没有战事的和平时期，可以利用这些人做好防卫工作，一旦遇到战乱，就可以及时对其进行征调，投入战斗之中。这样就可以实现王守仁所追求的效果：“各县屯戍之兵，既足以护防守截，而兵备募召之士，又可以应变出奇。”[37]
王守仁之所以积极主张选用民兵，除了看到官兵的腐败和无能之外，也看到了民兵在实战中的各种好处。他指出，山地作战环境非常复杂，往往有深谷险隘、茂深林木，而且这些险隘之地，多被“盗贼”占据。他们占据有利地形，往往乘间劫掠，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如果选用民兵，将战争与当地百姓的直接利益挂钩，就能够激发他们的战斗力。而且，作为当地百姓，一定更加熟悉当地的地形条件，可以充当向导，协助作战行动的展开。何况选调本地民兵，还可以极大地节约军费开支，从根本上解决“财用耗竭，兵力脆寡”[38]等问题。
对于选调民兵的具体实施办法，王守仁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首先是保证足够数量的人员，尤其注意在民间选拔那些勇猛健壮之人，充实到军队中来。王守仁指出，首先是精心挑选：“为此案仰四省各兵备官，于各属弩手、打手、机快等项，挑选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每县多或十余人，少或八九辈；务求魁杰异材，缺则悬赏召募。大约江西、福建二兵备，各以五六百名为率；广东、湖广二兵备，各以四五百名为率。中间若有力能扛鼎、勇敌千人者，优其廪饩，署为将领。”[39]不仅如此，还要注意合理编排：“为此仰抄案回道，通将所属向化义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数，行令各选部下骁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顺从其便，分定班次。”[40]除此之外，还要找到合适的统领人员：“所募精兵，专随各兵备官屯札，别选素有胆略属官员分队统押。”[41]
其次是做好日常的训练和管理，使得士卒掌握必备的作战技能，听从指挥，服从调遣。对此，王守仁强调：“教习之方，随材异技；器械之备，因地异宜；日逐操演，听候征调。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进止金鼓之节。本院间一调遣，以习其往来道途之勤。资装素具，遇警即发，声东击西，举动由己，运机设伏，呼吸从心。”[42]不仅要抓好训练，还要加强管理：“除耕种之月，放令归农，其余农隙，俱要轮班上操。仍于教场起盖营房，使各有栖息之地；人给口粮，使皆无供馈之劳；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赏；违犯约束者，时与惩戒。如此则号令素习，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义素行，自然兴父兄子弟之爱。居则有礼，动则有威，以是征诛，将无不可矣。”[43]王守仁重视民兵的做法，可以在先秦时期找到久远的源头——它非常接近于管仲“寓兵于农”之术，也与法家“耕战”思想大抵相仿。这不仅是针对当时的现状所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是能够长期推行的戍边之策。可贵的是，王守仁不仅如此主张，同时也将这些理论积极付诸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攻治结合，攻心为上。
长期熟读兵书战策的王守仁，对于指挥作战很有一番心得。但他深知，用兵作战绝非易事，所谓“兵难遥度，不可预料”[44]，尤其是在战争中遇到狡猾凶狠、难以捉摸的对手时，更要讲究策略。他分析敌情指出，贼寇联络多省，横跨千里，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他们一面是“占据居民田土数千万顷，杀虏人民，尤难数计；攻围城池，敌杀官兵，焚烧屋庐，奸污妻女；其为荼毒，有不忍言”，一面是据守“深山茂林，东奔西窜”，“强者设险以拒敌，黠者挟类而深逃”，[45]确实很难对付，更加难以根治。行踪不定的贼寇，经常让明军束手无策。对此，王守仁主张采取“攻治结合”的方法，在加大军队讨伐力度的同时，更讲究“攻心战”，尤其主张以“攻心为上”。他将这些设想和方略写进了《攻治盗贼二策疏》《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等奏疏之中。
面对“盗贼”起事，一般人都会首先想到“攻”，立即发兵攻打。但是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太大，战争成本太高，并非上策。王守仁首先也提及这个“攻”。他认为，由于明军兵少，而且供给不足，要想通过进攻战来对贼寇形成威慑，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行。所以王守仁希望皇帝给予他执行赏罚之重权，使得他有“便宜行事”的机会，而且不以时日为限，给他足够的训练兵众的时间，给他“伸缩自由，相机而动”的空间，“一寨可攻则攻一寨，一巢可扑则扑一巢”，积小胜为大胜，便可以在“省供馈之费，无征调之扰”的情况下，最终实现“日剪月削，使之澌尽灰灭”的战略目标。[46]
王守仁既希望皇帝征调确具战斗力的军队与“盗贼”决战，同时又希望做好后勤物资的补给，给予充足的保障。基于常规的战争逻辑，如果将“贼兵”预计为两万，则明军需要出兵十万，只有“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四路并进，一鼓成擒”，才可以达成“庶几数十年之大患可除，千万人之积冤可雪”的目标。[47]本着除“贼”务求彻底的原则，征调大军攻打是首选良方。但是，依照当时的条件，姑且不说无法迅速征调，即便是征调到足够数量的军队，如何保障粮草也是一个难题。战争毕竟“日费千金”，“积粟料财，数月而事始集”，而且“转输之苦，重困于民”。[48]四境之民，已经非常疲困，如果再加以大兵，民众将何以堪命？所以，在他看来，四处征调大军，“大举夹攻，诚可以分咎而薄责，然臣不敢以身谋而废国议”[49]。因此，征调大军围剿“贼寇”，劳师远征，并非上佳选择。“大兵之后继以重役，窃恐民或不堪”，更非“御盗安民之长策”。[50]
王守仁认为，所谓“攻治结合”，才是最佳方案。这种“攻治结合”，以“攻”为本，但更求“攻心”，尤以“攻心为上”。这一层意思，他在《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中有着较为系统的阐述。
当时，岑猛父子为祸西南，王守仁虽然重病缠身，但还是被朝廷委以平叛的重任。王守仁认为，“夫所可愤怒者，岑猛父子及其党恶数人而已，其下万余之众，固皆无罪之人也”，如果因为这些人而付出沉重代价，“不顾万余之命，竭两省之财，动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就显得得不偿失。所以他主张释放那些“无罪之民”，即被胁迫的众多无辜百姓，以此收买人心。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建议就此释放岑猛父子，不再继续追责，放弃大兵追剿：“宜释此二酋者之罪，开其自新之路”，努力通过攻心战来使得“蛮夷悦服”。[51]在王守仁看来，这是收买人心之举，可在一定程度上分化和瓦解叛军。在实行一番安抚之后，如果遇到少数叛贼继续顽抗，则再发重兵予以讨伐，有针对性地打击那些顽固分子。
王守仁之所以立足于“攻心”，是因为他对当时前线的战局非常了解，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平叛大军将叛贼四面围困，却无法占据优势，就此陷入困境。面对如此局面，王守仁忧心忡忡。他分析指出，因为叛军“坚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师”，所以形成了“我兵之所以虽众而势日以懈，贼虽寡而志日以合，备日密而气日以锐者也”的局面。[52]官兵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即便继续坚持下去，也会造成重大伤亡。既然是因为无法攻克叛贼巢穴而忽然宣布释放他们，是否会就此造成纪纲不振，王守仁认为完全不必有此顾虑。因为古代的圣人，都曾用这种方法赢得民心，而使得“万世称圣”。何况这种“多调军兵，多伤士卒，多杀无罪，多费粮饷”的行为，也不足以振扬威武，信服诸夷，所以不能因为杀戮二酋的激愤之情，而忘记或牺牲两省之民的利益。如果太过于急功近利，陷百姓于水火，那就一定不是“国家之福，生民之庇”。[53](www.xing528.com)
第三，设官定编，分而治之。
在完成田州一带的平叛任务之后，如何防止叛贼卷土重来，也是一件棘手之事。王守仁认为，必须在设官和用人上花点心思。他力主攻心为上，也就是这个原因。他认为除了在战争中做好攻心战之外，更要注意在平时做好安抚工作，从而力争从根本上解决人心向背的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用人，选对干部，并且放在合适的岗位上。所以他陈书朝廷，写出《地方紧急用人疏》《地方急缺官员疏》《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等奏疏，建议立即加大地方官员的选拔和使用力度。王守仁根据自己长期在一线指挥平叛的经验，建立了他的选人标准。这个标准如果简单概括，就是十六个字——“夷情土俗，备能谙悉”和“谋勇才能，足当一面”。[54]从中可见，王守仁格外强调官员们对于“夷情土俗”的掌握程度。在他看来，只有尊重地方民俗，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才能做到“是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55]，保证民众各安其所，并力争实现“目前既可以得抚定绥柔之益，而日后又可以免困顿烦劳之扰”[56]的目标。
对此，王守仁撰写《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提出了多条富有针对性的建议。首先是“设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势”。他认为，如果保留土官，也许只能保持数年太平，并不是长久之策。十余年后，“其众日聚，其力日强，则其志日广，亦将渐有纵肆并兼之患”，所以必须设流官知府对其加以节制。其次是“仍立土官知州，以顺土夷之情”。即便是在叛首岑猛被杀之后，王守仁仍然建议保留设立土官。之所以如此设官，主要是看到“岑氏世有田州，其系恋之私恩久结于人心”，所以要顺应各夷之情，而且希望取得连锁效应，令别处土官保持安定：“即此一举，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怀德，心悦诚服，信义昭布，而蛮夷自此大定矣。”再次是“分设土官巡检，以散各夷之党”。在一定的时间段保留土官，只是权宜之计，要想求得根治，必须抓住时机对各大小头目进行分化和瓦解，分解他们的权力。至于分解的办法，就是在“州”之外设“甲”，每三甲或二甲设立一个巡检司，归属流官知府。同时也可以分立若干土巡检司，听任其土俗自治，但这些土巡检司同样归属流官知府。王守仁认为，只有这样分而治之，才能根治匪患，并且“足以散土夷之党，而土俗之治，复可以顺远人之情，一举而两得”。[57]
在长期的战争中，王守仁不仅对战争问题有了深入思考，也对如何御民进行了研究。他深知，社会动荡、人心思变的根本原因，是出自社会治理，为此他积极倡导并大力推行“十家牌法”，试图借此来加强社会管制。
对于“十家牌法”，王守仁在《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中有非常详细的总结：“仍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姓名，背写本院告谕，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踪迹可疑之事，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慝，十家连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纵恶，而奸伪无所潜形。为此仰抄案回道，即行各属府县，著落各掌印官，照依颁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编排，务在一月之内了事。该道亦要严加督察，期于著实施行，毋使虚应故事。仍令各将编置过人户姓名造册缴院，以凭查考，非但因事以别勤惰，且将旌罚以示劝惩。”[58]由此可见，“十家牌法”的根本目的，是希望能够对百姓实行定位管理，再通过连坐之法加以严格约束，有点类于管仲等人推行的“什伍之法”。一旦出现来历不明之人，或者妄行狡伪欺窃之事，乃至私通“贼寇”、传递情报、窝藏奸宄等，都可以及时被发觉，也更容易为官府所查考和追责。
与“十家牌法”相配套的还有保长制。他要求“于各乡村推选才行为众信服者一人为保长，专一防御盗贼”[59]。为了促使保长在防御“盗贼”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王守仁加大了对保长的问责力度，具体策略则是：“但遇盗警，即仰保长统率各甲设谋截捕。其城郭坊巷乡村，各于要地置鼓一面，若乡村相去稍远者，仍起高楼，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楼击鼓。一巷击鼓，各巷应之，一村击鼓，各村应之。但闻鼓声，各甲各执器械齐出应援，俱听保长调度，或设伏把隘，或并力夹击，但有后期不出者，保长公同各甲举告官司，重加罚治。若乡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击鼓，各家应之，尤为快便。此则各随才力为之，不在牌例之内，俱仰督令各县即行推选增置，仍告谕远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时稽察，务臻实效，毋得虚文搪塞，查访得出，定行究治不贷。”[60]王守仁对自己设计的这一“息盗安民”之策颇为自信，认为其可以实现“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61]的目标，于是不遗余力地在各州各县大力推行，颁发《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申谕十家牌法》《申谕十家牌法增立保长》等，将其作为一项新政极力在各地推行。很显然，这“十家牌法”，已被他视为安定地方的一剂良方。
第四，赏罚有据，从严治军。
王守仁深知，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除了约束百姓、加大奖惩力度之外，更要对军队从严治理。在平叛前线，他尤其注意通过加大赏罚力度来提振士气，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根据江西按察司整饬兵备带管分巡岭北道副使杨璋等人的奏呈，王守仁“寻诸官僚，访诸父老，采诸道路，验诸田野”[62]，积极寻找平叛良策。他认为，治理失当和约束不严，是导致匪患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在《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中，王守仁指出：“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63]所以，在他看来，江西一带之所以叛乱连连，并且难以根除，根子正是出在管理上。不仅是百姓的治理出现了问题，就连官府的征剿大军也纪律松散，所以导致匪寇越剿越多。因此，王守仁多次强调应该加大奖惩力度、从严治军。
当时，明军普遍存在骄惰之气。王守仁在经过实际调查之后指出：“南、赣之兵素不练养，类皆脆弱骄惰，每遇征发，追呼拒摄，旬日而始集，约束赍遣，又旬日而始至，则贼已稇载归巢矣。或犹遇其未退，望贼尘而先奔，不及交锋而已败。”[64]这种现状令王守仁痛心不已。使用这样的军队来抵御“贼寇”，正如“驱群羊而攻猛虎”，根本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也一定无法达成招抚的目标。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王守仁一面反对“招抚之太滥”，一面着手整饬队伍，加大对明军的管理力度，更加大奖惩力度。他指出：“古之善用兵者，驱市人而使战，收散亡之卒以抗强虏。今南、赣之兵尚足以及数千，岂尽无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进，未见敌而亡，不待战而北。何者？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则进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吴起有云：‘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凡兵之情，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今南、赣之兵，皆畏敌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者，此也。”[65]在王守仁看来，明廷包括《大明律》在内的各种法典已经足够详细，却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今朝廷赏罚之典固未尝不具，但未申明而举行耳。”就奖惩制度而言，他尤其讲究“赏不逾时，罚不后事”，必须做到秋毫无犯，否则就无法达到“齐一人心而作兴士气”的作用。正是由于制度落实不严，尤其是奖惩执行不力，局面才异常被动。那些已经被招抚的“盗贼”，因为没有得到预期的奖赏，所以并不甘心接受招安。就在叛乱得到短暂平息之后，等到官府大军一班师，他们就会卷土重来，于是山林之间就会重新出现“盗贼”呼啸成群的局面。至于那些参与平叛的部队，也早已习惯这种局面，往往瞒报军情，邀功求赏，导致局面无法收拾。所以，必须加大对这种行为的惩处力度。如果胆敢“有迟延隐匿，巡抚巡按三司官即便参问，依律罢职充军等项发落”。[66]总之，只有对那些渎职官员从重处罚，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各种乱象的发生。
王守仁一贯主张从严治军，始终强调申明赏罚，以励人心，并非只在战时才给予重视。例如，在《万松书院记》中，王守仁说：“譬之兵事，当玩弛偷惰之余，则必选将阅伍，更其号令旌旗，悬非格之赏以倡敢勇，然后士气可得而振也。”[67]再如《预整操练》中，他主张：“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赏；违犯约束者，时与惩戒。”[68]总之，在主张从严治军、严格执行各种奖惩纪律方面，王守仁与众多军事家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明史》评论王守仁“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69]，他之所以能以弱卒战胜强敌，除了富有战争谋略之外，铁腕治军也是一件重要法宝。
第五，巧用谋略，诡道胜敌。
王守仁不仅对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古典兵学理论有过深入研究，而且善于将用兵理论运用到战争实践，并立下赫赫战功，由此也传递给后人以儒者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新形象。[70]
正德十一年（1516），由兵部尚书王琼的大力举荐，王守仁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面对“盗贼蜂起”[71]的局面，王守仁大胆地改革部队的编制，[72]将前线带兵将领都改为临时委派，而不再由朝廷直接任命，并强调了逐级追责，加强了对副将以下将士的管理。与此同时，他从清除内奸着手，仔细排查奸细，为进剿行动打下了基础。此后，王守仁命令部队佯退，再出其不意发动攻击，一举攻破“盗贼”。虽说“盗贼”势力强大，但被王守仁率领不多的文职官吏和偏裨军校迅速击败，“自是境内大定”[73]。
当宁王朱宸濠起兵谋反之后，王守仁再次成为“救火队员”。他一面紧急征调兵马粮草，一面火速传檄各处，通知守军勤王。他又以朝廷的名义向各府县传递声讨朱宸濠的檄文，实则是为了巧妙隐藏己方的行动计划。檄文中谎称“直捣南昌”[74]，实则是为了敲山震虎，使得朱宸濠不敢轻举妄动。等到朱宸濠率军袭击南京时，王守仁召集各路兵马攻打南昌。此后，王守仁派兵沿途设伏，静等朱宸濠回兵。叛军由此而大败，朱宸濠在逃跑过程中被活捉。这次叛乱仅持续三十五天就被平定。当初，京城内外都得知叛乱的消息，朝臣大多都感到震惊和恐惧，只王琼胸有成竹地说道：“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75]没过多久果然收到胜利的消息。
从平叛战争可以看出王守仁善于用兵，且计谋堪称精妙，有着过人的文韬武略。虽说熟读儒家经典，但王守仁却并没有受到儒家仁义道德的束缚。看到情势紧急，王守仁不拘一格地大胆运用伪造檄文的办法来威慑对手，体现出他出众的胆识，也反映出他灵活务实的一面。精研《孙子兵法》的王守仁，用兵多用诡诈之术。得知敌我双方兵力上存在差距，他便巧妙地通过“形人”[76]之术，即时用欺骗手法来稳住对手。在得知叛军围攻安庆之后，王守仁指挥军队攻打南昌，则是巧妙运用了孙子“以迂为直”[77]的策略，也与孙膑“围魏救赵”之策相仿佛。王守仁对于情报的重视，巧妙使用间谍等，也与孙子的用兵方略颇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王守仁身上体现了明显的兵儒合流的特征。更为可贵的是，王守仁不仅下大力气精研古代兵典，同时也善于在战场上灵活地加以运用。确如一贯主张的“知行合一”那样，王守仁将兵家的用兵谋略与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很好地结合起来，并通过用兵理论与战争实践的结合，就此推动了兵学与儒学的融通。[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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