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战争观的继承：求善与去患

从传世史籍中可以看出，王守仁曾对古代兵学经典有过深入研究，对“求善”与“去患”等传统战争观，有较为忠实的继承。

王守仁学习古代兵典的心得，集中体现于《武经七书评》。在这本书中，王守仁对《孙子》《吴子》等兵经作了要言不烦的评点，从中尤其可见他研习古典兵略的功力。例如，对《孙子》的《火攻篇》，王守仁点评道：“火攻亦兵法中之一端耳，用兵者不可不知，实不可轻发。”^[4]这样的点评，显然与孙子“非危不战”非常契合。相对于这种忠实的解读，王守仁也有自己的发挥之处，比如对《军争篇》，王守仁点评道：“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5]这是巧妙运用了《老子》的“不争之术”对《孙子》的“军争之法”进行解读，更突出和强调了“不争”的作用。

对于几部著名的兵学经典，王守仁也注意进行比较分析。对于《孙子》《吴子》这两部兵典，王守仁论述了其中区别：“《吴子》握机揣情，确有成画，俱实实可见之行事。故始用于鲁而破齐，纵入于魏而破秦，晚入于楚而楚霸。身试之，颇有成效。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于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6]在王守仁看来，《吴子》比《孙子》更趋于实用，是一部立足于实战的兵法，而且在战场上也有实际功效。至于《孙子》，虽立意更深，却不如《吴子》实用，所以就实用性来说，《吴子》更胜一筹。这一认识显然与很多人不同，体现出王守仁的独到见解。至于《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些兵书，王守仁认为，它们的价值要比《孙子》《吴子》等而下之，所以在选择品评之时，他只选择那些在他看来有一定价值的篇章。就《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而言，王守仁认为它只能算是《孙子》《吴子》的注解而已：“李靖一书，总之祖《孙》《吴》而未尽其妙，然以当《孙》《吴》注脚亦可。”^[7]从这些评语和态度可以看出，王守仁对古代兵学经典并不是一味的盲从，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当作《孙子》的注解，稍晚时期的茅元仪也有这样的认识，不知是否从王守仁这里受到启发。

王守仁一度将讲学宗旨定位为“致良知”。在平定叛乱之后，更是将他的全部思想凝练为“致良知”三字。^[8]这其实是基于“人性皆善”^[9]的认知。他的“求善”“去患”的战争观也与此密切相关，而且也与传统战争观有着密切联系，从传统中继承较多，而且论述更加具体化。王守仁始终将战争视为“凶器”或“危物”，这是对老子和墨子等先哲的继承。他一直认为战争是迫不得已才能使用的手段。在《平茶寮碑》中，他指出：“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10]“不得已而后用”体现了他对战争的基本态度，王守仁此后还在一篇祭文中再次提到这一观点，说明他对战争的态度是一贯的。在这篇祭文中，他出于感伤，再次强调了战争的残酷性：“古者不得已而后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获其所，况忍群驱无辜之赤子而填之于沟壑？且兵之为患，非独锋镝死伤之酷而已也。所过之地，皆为荆棘；所住之处，遂成涂炭。民之毒苦，伤心惨目，可尽言乎？迩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抚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无可剿之罪，于义在所当抚，亦正不欲无故而驱尔等于兵刃之下也……”^[11]既然是迫不得已才发起战争，王守仁更希望通过政治手段来平息纷争。比如就叛乱而言，他更主张安抚，而不是立即发起征讨。在嘉靖七年（1528）二月的一份奏疏中，王守仁详细论述了征讨战争的“十患”与政治安抚的“十善”。很显然，“十善”与“十患”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立即看出他对战争的态度，那就是“求善”和“去患”。

什么叫“十患”呢？王守仁总结为这样十条：“伤伐天地之和，亏损好生之德”；“兵连不息，而财匮粮绝”；“溃散逃亡，追捕斩杀而不能禁”；“百姓饥寒切身，群起而为盗”；“益狂诞而无所忌”；“惨毒可忧，尤有甚于饥寒之民”；“百姓连年兵疲，困苦已极”；“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间伏忧隐祸，殆难尽言”；“为边夷拓土开疆”；“变乱随生，反覆相寻，祸将焉极”。^[12]

既然发起征伐战争有此“十患”，所以在他看来，“今日之举，莫善于罢兵而行抚”^[13]，更何况安抚之举存有“十善”。“十善”的具体内容，王守仁总结如下：(www.xing528.com)

活数万无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远夷荒服无不感恩怀德，培国家元气，以贻燕翼之谋，其善一也。息财省费，得节缩赢余以备他虞，百姓无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归之愿，而免于疾病死亡，脱锋镝之惨，无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时耕种，不废农作，虽在困穷之际，然皆获顾其家室，亦各渐有回生之望，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其善四也。罢散土官之兵，各归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杀之威，而无所恃赖于彼，阴消其桀骜之气，而沮慑其僭妄之心，反侧之奸自息，其善五也。远近之兵，各归旧守，穷边沿海，咸得修复其备御，盗贼有所惮而不敢肆，城郭乡村免于惊扰劫掠，无虚内事外，顾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馈运之劳，省夫马之役，贫民解于倒悬，得以稍稍苏复，起呻吟于沟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释兔死狐悲之憾，土官无唇亡齿寒之危，湖兵遂全师早归之愿，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遗民得还旧土，招集散亡，复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长，彼将各保其境土而人自为守，内制瑶、僮，外防边夷，中土得以安枕无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诚心悦服，不须复以兵守，省调发之费，岁以数千。官军免踣顿道途之苦，居民无往来骚屑之患，商旅通行，农安其业，近悦远来，德威覃被，其善十也。^[14]

王守仁在详细论述发起征伐战争的“十患”之后，又总结出推行安抚政策、避免陷入战争的“十善”，这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究竟应该如何取舍，已经一目了然。

在对战争的危害性进行深入分析之后，王守仁担心仍然无法说服皇帝，于是继续基于利害关系对其进行深度剖析。他指出，之所以有人积极主张发起征讨战争，是因为他们心存“二幸四毁”之念。所谓“二幸四毁”，王守仁总结为：“下之人幸有数级之获，以要将来之赏；上之人幸成一时之捷，以盖日前之愆。是谓二幸。始谋请兵而终鲜成效，则有轻举妄动之毁。顿兵竭饷而得不偿失，则有浪费财力之毁；聚数万之众，而竟无一战之克，则有退缩畏避之毁。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议，则有形迹嫌疑之毁。是谓四毁。”^[15]在王守仁看来，由于存在“二幸蔽于其中，而四毁惕于其外”，所以很多人“宁犯十患而不顾，弃十善而不为”。^[16]这当然会造成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出现，理应努力避免。

王守仁之所以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无端发起战争，是因为他切身经历了战争，目睹了战争的危害。在他看来，战争是否发起，要进行得失衡量，要进行利害比较。如果可以通过招抚等手段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17]，那就一定努力争取，切不可将百姓推入战争的火海之中。也就是说，战争一定是最后的手段，而不是最佳的手段，只有到了迫不得已之时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