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学思想的研究和应用

明代对孙子兵学思想的研究和运用也有值得总结之处。不仅军事家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文人学者也能提出独到见解。

尽管有短暂的元朝阻隔，宋代研习兵书和《孙子兵法》的热潮，还是在明朝得到了恢复和延续，各种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明代留下的兵学著作非常多，仅就存目兵书来看，几乎占历代兵书总和的三分之一。明代诞生的千余部兵书中，有关《孙子兵法》的兵书就有200多部。^[256]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书籍是满足武人将佐参加武举考试所用的层次较浅、内容较为简单的教科书。

明太祖朱元璋的用兵思想与孙子兵学时有暗合，证明他有研习兵典的经历。明太祖朱元璋曾数次和大臣共同讨论孙子兵学的要义。重视“先知”和“以奇胜”，成为朱元璋击败各路诸侯、统一天下的重要法宝。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曾和部下谈论兵法，指出“伐谋而制胜”的道理，认为“以正应，以奇变”和“奇正之用合宜”才是百战百胜的用兵之道。^[257]在与句容儒士戎简会谈的时候，朱元璋又引用《九变篇》中“穷寇勿迫”一语，解释了不对陈氏集团穷追猛打的道理：“兵法曰：‘穷寇勿迫。’若乘胜急追，彼必死斗，杀伤必多，吾故纵之，遣偏师缀其后，恐其奔逸。料彼创残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暇，岂复敢战？我以大军临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师不伤，二者生灵获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258]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不仅善于借鉴和使用孙子兵学谋略，还深深懂得其中要义。就“穷寇勿迫”而言，朱元璋总结其有三条好处：“我师不伤”“生灵获全”和“保全智勇”，可见其对孙子兵学有着深刻领悟。在指示名将徐达如何处置降卒时，朱元璋也曾以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要求：“能不战而屈之，乃为上智尔。”^[259]

朱元璋的重视，为《孙子兵法》在明代的传播打下了基础。洪武三十年（1397），明朝政府曾令兵部复刻元版《武经七书》，供将帅学习之用。到了建文帝初立武举，英宗皇帝正式推行武举，有关武举的各项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化。张居正主政期间，也曾亲自增订《武经直解·孙武子直解》，试图为武举提供较为准确的教科书，充分反映出他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因为朝廷希望通过规范的武举考试来选拔军事人才，《武经七书》本《孙子兵法》由此而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明代有关《孙子兵法》的书籍非常多，重要作品一直流传至今，与朝廷的重视不无关系。

相比宋代，明代的武学科考更加规范和制度化，为应付策试而刊印的标题讲章之类，也在明代逐渐发展起来。刘寅的《武经直解》甚至被官方钦点为教材，成为法定的军事教科书，取得了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这多少也对《孙子兵法》的流传和普及起到了一些作用。刘氏此书，连同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等，至今仍是人们研究《孙子兵法》的重要参考书。除此之外，郑灵、陈天策、曹允儒、黄献臣、李贽、何守法等人的注本，也曾影响一时，对于研习《孙子兵法》同样不乏参考价值。

朱元璋虽说对史籍所载的孙子事迹表示过怀疑，甚至批评过孙子的诡诈之术，但在实际用兵过程中非常重视孙子的情报先行原则，同时也善于使用火攻战法挫败对手，很好地诠释了孙子的用兵要义。在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决战中，面对武器装备和战船都处于优势的强大对手，朱元璋借鉴孙子的火攻战法，成功击败强敌，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也就此在群雄逐鹿的格局中取得优势。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明代的火器研发取得了飞速发展，孙子所提倡的火攻之法，由此得到朝廷和将领的更多重视。明代产生了《火攻备要》《火攻挈要》等系统论述火攻战法的兵书，在祖述《孙子兵法·火攻篇》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吸收西方先进的火器战法，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火攻理论。很显然，这对明代战术的丰富和战法的变革，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孙子兵法》的兵学理论在军事科技飞速发展的明代，其实际应用价值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地位更加凸显。(www.xing528.com)

明代著名抗倭将领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将研习《孙子兵法》与自己长期抗倭的军事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对孙子兵学思想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戚继光。从他所留下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系统研读《孙子兵法》，并受到深刻影响的痕迹。戚继光将作战类型分为“算定战”“舍命战”和“糊涂战”三种。他不仅反对与敌人硬拼的“舍命战”，更反对“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只提倡充分掌握情报并经过周密分析和筹划的“算定战”。这种“算定战”首先要求“先知彼”，继而强调“谋算”，即分析彼此实力，计算出“得算多少”，从而判断能否作战。这显然是对孙子“庙算”理论的继承。包括戚继光的“海战相敌二十法”，既是从实战中总结得来的经验之谈，也能看到受孙子“相敌之法”影响的痕迹。此外，戚继光的治军思想及用兵谋略等，也都可以从《孙子兵法》这里找到源头。

明代文人中，有不少都喜欢研习兵书，王守仁、李贽等都曾深入研究《孙子兵法》。王守仁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和军事家，从他的军事活动实践和著述中，都可以看出他对《孙子兵法》有着深入研究，而且善于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在《武经七书评》中，王守仁对《孙子兵法》和《吴子》等兵经都有要言不烦的评点。比如对《孙子兵法·军争篇》，王守仁点评道：“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260]这是巧妙运用了《老子》的“不争之术”对《孙子兵法》的“军争之法”进行的解读，更突出和强调了“不争”的作用。王守仁曾对《孙子兵法》和《吴子》这两部兵学经典进行总结，认为《吴子》相对于《孙子兵法》而言，更加趋于实用，是一部立足于实战的兵法。

李贽注释《孙子兵法》的作品名曰《孙子参同》，至今仍然是研究《孙子兵法》的重要参考书。明代兵书中，有不少出自文人之手，体现出宋代文人论兵传统的延续之风。较为著名者，要数何守法模仿《孙子兵法》著述的《投笔肤谈》。是书结合历代战例阐发孙子兵学思想，不失为一部有思想和有价值的兵书。何守法特地将篇数凑成十三篇，甚至每一篇的篇名都以《孙子兵法》作为参照，受《孙子兵法》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就这一点而言，《投笔肤谈》和其他许多兵学著作一样，同样会陷入“不能遗《孙子》”^[261]的路数。当然，作者对于谍报工作的认识显然要高出孙子。对于用间，何守法认为，使用间谍时也存在着“传伪于我”和“泄情于彼”这两种风险：“凡间谍之人，或望敌之风，而传伪于我，或被敌之虐，而泄情于彼，此皆覆败之所关也。”^[262]因此，他主张对间谍必须做到“可用而不可恃”。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兵书也与《孙子兵法》有紧密联系。《草庐经略》被清末将领宋庆誉为谈兵者不可缺少之书，对于《孙子兵法》也有所继承和补充。比如其对“奇正”的研究就很有心得，既对常法有所总结，也对变法有所揭示，并指出奇正的相互转化之术。就孙子的“谋攻十二法”^[263]，《草庐经略》在卷九、卷十展开讨论，设计了更为详细的动敌之法，内容包含误敌、怒敌、饵敌、疑敌等十三条，对《孙子兵法》也有所发展。《运筹纲目》则立足于孙子的“诡道”之术，结合历史上的典型战例，详论如何在战争中发挥诡诈之术，堪称独具特色。孙子将奇兵制胜奉为圭臬，叶梦熊在“出奇之纲”中则将其总结为十条，论述得更加详细完备，也对孙子的奇正理论有所发展。明代出现了不少综合性大型兵书，有的只是完成了对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著名兵书的辑录和注解，如《兵钤内外录》等；有的则是结合当时战争形势和军事科技的发展，力图为武将提供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比如《续武经总要》和《武备志》等，多多少少也烙下了孙子的印记。《武备志》是明代茅元仪所辑录的一部大型的军事学类书，对《孙子兵法》做过如下评价：“先秦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在这一段话中，茅元仪将包括《司马法》《六韬》在内的其他五种先秦兵书，都当成《孙子兵法》的注疏文字，早于《孙子兵法》的，《孙子兵法》充分进行了吸收，晚于《孙子兵法》的，则都无法逃出《孙子兵法》的藩篱。仅就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发展而言，用这几句话进行概括和总结，未尝不是一句允当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