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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重要观点

时间:2026-01-23 理论教育 懓樺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类是对词句的校正。另外,《用间篇》“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一句的“因间”,当作“乡间”,刘寅《孙武子直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等书,均能对此进行校正。第二类是对文本结构的探讨。这个时期的研究专家试图找出《九变篇》和《九地篇》的关系,并对《孙子兵法》中的错简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刘寅和张贲这些改动版本的主张,得到了明代另一位重要注家赵本学的支持。

明代《孙子兵法》研究在校勘和整理方面有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对词句的校正和对文本结构的探讨这两方面。

第一类是对词句的校正。疏解类著作对这类问题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探讨。比如对《作战篇》“故兵贵胜,不贵久”一句,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何守法《校音点注孙子》都指出:“一本‘胜’上有‘速’字,非是。”不少注家均训“胜”为“速”,所谓“贵胜”即为“贵速”,如果另外再增“速”字,则明显重复。再如《势篇》的“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一句,“卒”当作“本”字,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何守法《校音点注孙子》等,均对此加以校正。再如《九地篇》中“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一句,一直颇令人费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指出“死焉不得”四字当为衍文,这便为人们理解该句提供了新的思路。再如《火攻篇》“昼风久,夜风止”一句的“久”字,《方山先生孙子说》认为是“从”字之误。《武备志》和《兵镜》也持同样观点,说明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另外,《用间篇》“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一句的“因间”,当作“乡间”,刘寅《孙武子直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等书,均能对此进行校正。

《孙子兵法》流传千年,版本众多,亥豕鲁鱼,难以厘定的情况很多,注家有时也只能存而不论,无法深究。比如针对《作战篇》“其用战也,胜”一句,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所作校语为:“‘胜’上疑脱一‘贵’字。”就个别词句提出类似疑问的还有很多。有些注解类作品无意于考据,却也为人们留存了异说,传递了部分古本信息,对考察《孙子兵法》各本的流传情况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比如《谋攻篇》中“破人之国”,刘寅《孙武子直解》及《古今图书集成》本《孙子兵法》等均作“毁人之国”,可能也是有来历和值得重视的异文。

第二类是对文本结构的探讨。尤其是围绕《九变篇》,明代研究专家曾有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研究专家试图找出《九变篇》和《九地篇》的关系,并对《孙子兵法》中的错简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

《九变篇》是十三篇中字数最少的一篇,集中论述的是用兵的变法。该篇虽题为“九变”,但孙子在文中自“圮地无舍”至“君命有所不受”却一共列举了“十变”,这便给人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困惑:《九变篇》是否存在着内容或结构上的问题,所谓“九变”到底是指哪九条变术。元明之前,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九变篇》的结构问题,曹操、王皙和张预都曾做出过解释。从有关注本可以看出,曹操还曾对“治兵不知九变之术”所作“校语”说:“九变,一云五变”。[242]

元代学者张贲关于《九变篇》及《孙子兵法》结构的意见依靠明代刘寅的转述而得以保存。根据刘寅的《孙武子直解》,张贲将《军争篇》从“高陵勿向”到“穷寇勿追”八句视为错简,认为它们应当在《九变篇》“合军聚众”之下,合“绝地无留”一句而成“九变”。刘寅本人完全接受张贲的意见,称赞《孙子兵法》的“简编错乱”现象,“惟张贲已能改而正之”,[243]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故而在经历四十余年之后还能清楚地记得。除了支持张贲挪动《军争篇》的句子凑成“九变”的主张之外,刘寅还认为,《九变篇》中的“圮地无舍,衢地合交,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四句也是错简,它们本应是《九地篇》中的文字。因为《九地篇》中“九地之变”只说了“六地之变”,这其中应有部分文字错简到了《九变篇》。

刘寅和张贲这些改动版本的主张,得到了明代另一位重要注家赵本学的支持。赵本学说:“及获见刘寅《直解》,知有张贲之书,直以‘圮地无舍、衢地合交、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四句为衍文。”[244]从中我们可以得知,本来在刘寅看来是错简的“圮地无舍”四句,赵本学已经将其定性为衍文。不仅如此,赵本学甚至认为《九变》开头一句——“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也属多余:“亦误因上篇之文而重出也。”[245]在赵本学看来,如果将《九变篇》“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九字归诸《军争篇》,其下四句归诸《九地篇》,则《孙子兵法》全篇更为简净,甚至“孙子之书无一言之不足,亦无一言之有余矣”。[246](https://www.xing528.com)

很显然,从张贲到刘寅,再到赵本学,所做的改动越来越大,渐超出《九变篇》的范围,不仅牵扯到《军争篇》,还联系上《九地篇》。他们的这种改动一度受到不少追捧,但到清代已经鲜见,可知他们的影响力终究还是有限。刘寅、赵本学注本在做出改动时都一一注明原委,并附有原版孙子文句,但有些追随者不再注明出处,直接对文本进行改动,比如《武学经传·孙子》(明嘉靖癸丑刊本)、《方山先生孙子说》(明嘉靖丙辰刊本)。这种做法多少有些贻害后世。

与张、刘、赵等人意见相左,何守法在校注《孙子兵法》时,明确地对当时一度盛行的“错简说”提出了质疑:“刘寅《直解》谓‘高陵勿向’八句曾见张贲注云乃《九变篇》脱简。愚因可疑,特详正于后。”[247]接下来,何守法针锋相对地对“错简说”予以批驳。他指出:“《九变》之变者,用兵之变法有九,不专在地也。《九地》者,遇九地而处之有变法也,二篇意各不同。乃谓‘九变’即‘九地之变’亦非也。”[248]何守法坚决反对张、刘、赵等人割裂《孙子兵法》原文、拼凑出“九变”的做法。因此他指出:“用上篇八句并‘绝地’一句,固为九矣,恐难免移易割破之弊。”[249]在何守法看来,东拼西凑固然可以凑足数,却不是善法,还会影响十三篇的文气,给人以“移易割破”的感觉。

茅元仪对“九地”即“九地之变”的说法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九变》讨论的是用兵之变法:“此论变,非论地也。”[250]他在写《武备志·兵诀评》的时候坚持保留《孙子兵法》传本的固有模样,此外他对《九变篇》篇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五地’及五‘有所不’共‘十变’也,大略举数曰九。”[251]不知是否因为何守法等人的这种极力反对起到了效果,明代天启、崇祯年间所出《孙子兵法》版本,已基本不再追随张、刘、赵,并没有再出现类似他们的这种妄改,比如《新镌武经七书·孙子》(明天启元年刊本,王守仁手批本)、王世贞《孙子评释》(明天启元年刊本)、黄榜《武书考注·孙子》(明运筹堂刊本)、《武备志·兵诀评·孙子》(明天启元年刊本)、《武经七书合笺·孙子》(沈际飞,明崇祯九年刊本)、《武经七书会通·孙子》(沈际飞,明崇祯九年刊本)、《孙子明解》(郑二阳,明崇祯四年刊本)、《新镌武经七书类注·孙子》(明崇祯金阊吴氏刊本)等。

反对张、刘、赵这种改动版本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汪绂在评论《九变篇》时说:“上篇始言地利而篇末已微露变通之意,此篇遂极言变通之道,盖恐人泥于地形而不知变通之道也,故略举九者而言之,以见其例,究之无处不通变而后为可,不止于九者……”[252]针对张、刘、赵等人批评《九变篇》错简,汪绂非常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旧解多误。”[253]而且,在汪绂眼里,《九变篇》“通篇只一气起结”[254],并不像张、刘、赵等人认为的那样杂乱。

黎观五等《武经汇解·孙子》(清康熙己酉刊本)收集旧注甚夥,却只字不提张贲等人的“错简说”,是未曾见到,还是一种漠视呢?答案显然是后者,因为该书曾经数次引用了刘寅《孙武子直解》。众所周知,刘寅《孙武子直解》正是因为转述了张贲有关《九变篇》的“错简说”而名噪天下,而黎观五等人对这种说法却只字不提,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所谓“错简说”在当时已经不再时髦,另一方面,可能在他们眼里,这个说法显得太过幼稚,已经不值一驳。

张贲、刘寅、赵本学等人“错简说”产生的根源,是他们太过拘泥于“九”这个数字,又误将“九变”当成是“九地之变”。当他们看到其数难合的时候,便会从上下文找出那些有“不”和“勿”字样的句子,去勉强凑齐。这种研究貌似深入,其实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比如,他们在凑齐“九”这个数字的时候,只看到“绝地无留”,对“圮地无舍”等则视而不见,只能尴尬地选择避开。这种现象很能说明,这种立说本来就没有什么根基,故此才会受到无情的批驳,直至被人们放弃。[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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