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正”是古代军事家永恒关注的主题，孙承宗对此也有所探讨，并主张在车战中大力推行。前述“因敌制变”战术，多结合敌情而展开，多方运用欺诈之术，因此可视为战术之“奇”。在此基础之上，孙承宗还结合车战战术，对“奇正”的内涵进行充分探讨。
在撰写《车营百八叩》“序言”时，孙承宗已经高度强调“奇正”问题，花费很多笔墨予以论述：“兵，用水用陆，遂用舟用车。其舟车，用步用骑；其骑步，用众用寡，用正用奇。凡兵皆守，动则战，凡战皆众而有寡，凡战皆正而有奇。一两之卒，用伍为寡，余为众；用伍为奇，余为正；或用余为奇，伍仍为正，有我正而敌为奇，有我奇而敌为正。余欲用车为正，用舟为奇，而车自有奇，舟自有正。”这段文字不长，但对战术变化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几乎都有提及。在孙承宗看来，所有的战术设计都无法离开奇正，因此车战和舟战中同样存在奇正之术。如果是车战与舟战的结合，则车战为正，舟战为奇。即便是单独使用车战或舟战，其中仍然存在奇正。因为无论是陆战水战，还是车战舟战，其中都必然地要牵涉到诸如攻守和众寡等论题，而它们又和奇正紧密相连。因此，研究车营之法必须深入研究奇正，可以借此来极大地丰富战术手段。
《车营百八答》第一答继续围绕车战，就奇正这一论题进行深入探究。作者指出：“兵有奇有正，有以奇为正，以正为奇，更有以奇为奇”，因此用兵贵在“相机而动，待时而行”，这才能做到“循环无端，其妙难测”。[228]接下来，他回顾战争历史，指出奇正始终是车战在内的各种战法的永恒主题。无论是周、秦之时专用车乘的时代，或是卫青使用武纲车的时代，甚或是车战与步战、骑战与步战结合的时代，都需要根据战场情况不断地变化奇正之术。孙承宗指出：“用步为正，用骑为奇，而又不拘于步骑之奇正，更有出正于正，出奇于奇。”[229]在作者看来，当初杨素之所以不用车营，是因为担心将士知守而不知战，这其实也是巧妙运用奇正之法。因此，只有懂得奇正之法，善于运用“出奇于正，用正为奇”等变化，才可以探讨车战之法：“知此始可以用车。”[230]
车战中的奇正，同样需要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加以运用。作为指挥员，必须善于变通，切不可拘泥，更不可死守其中一法。对此，孙承宗指出：“临阵或用正为奇，或用奇为正，常法原不必拘。”[231]他进一步举出曹操为例，对此进行论证说明：“曹操始为战骑、陷骑、游骑，且云车徒常教以正，骑队常教以奇，是步为正而马为奇。乃骑队出仗之时，而步队或掩两旁，或直当中道。至有骑队反为正兵，步队反为奇兵，是又奇正相生矣。”[232]从曹操一生的用兵实践来看，他不仅深谙用兵之道，也很懂得变化奇正之术，善于借用步、骑之兵，不断地转换正兵、奇兵，因此才能成为一代枭雄，成功地统一北方。但是，即便是曹操这样善于用兵之人，仍然会因为关键一战的失误而招致兵败，由此更可见灵活用兵和懂得变通的重要性。
虽说奇正之道贵在变化，使用奇正之术也贵在变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毫无规律可循，只凭感觉乱战。在孙承宗看来，奇正之术也存有常法，指挥员必须善于学习这些常法——孙承宗称之为“常格”，并且一定要能灵活加以运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孙承宗以李靖征讨突厥的战例进行论证。李靖在征伐突厥时，越险数千里而营制不改，一直坚守奇正之“常格”，同样取得了成功。对此孙承宗总结道：“李靖讨突厥，越数千里营制不改。有跳荡奇兵，有战锋队，步骑相半，有驻队兼车乘而出，今之奇正尽之。然跳荡为奇兵，战锋为战兵，驻队为助兵，此奇正之常格也。而易常为变，其用更神乎其神。”[233]据此出发，孙承宗认为用兵作战存在“奇正之常格”，比如像李靖这样，奇兵、战兵和助兵的固定搭配，就是一种“常格”。学习并掌握这些“常格”，是将帅的重要职责。如果做到不拘“常格”，甚至懂得“易常为变”，比如“车外之奇兵仍为车也，又有奇外之奇，使其骇如天降”[234]，那就能够竭尽奇正之妙，达到那种神妙境界。
孙承宗不仅指出奇正之中存在所谓“常格”，还进一步探讨和总结了“常格”的内容，尤其是车战的“奇正之常格”，要求前线将帅加强学习并深入领会。在他看来，“车营自有奇正”[235]。如果能够利用好车营，便能发挥阻击敌军和策应己方军队的作用，也能调动敌人和攻击敌军。以进攻之道为例，一般可分为正兵、奇兵、伏兵三种，这其实就是“常格”。对此，孙承宗总结道：“攻有三道：曰正，曰奇，曰伏。昔李愬自文城疾驰而蔡灭，邓艾自阴平逾岭而蜀降，此一奇胜，一伏胜也。今奇、伏而用于车，平旷之地无论已。如遇山川险阻，当环车营于要隘，而奇、伏始可以行。”[236]使用车营攻击敌军，一般都是分为正兵、奇兵、伏兵三种，这样便可以做到前后呼应或左右呼应，收取夹击之效和伏击之效。(www.xing528.com)
孙承宗还结合既往战争史，更为具体地探讨“常格”。比如，他借刘裕等古代名将的经典战例对此进行总结。孙承宗指出：“今以车用，或张翼以分敌势，或抱河以御敌冲，或在前以击其前驱，或在后以防其后袭，左击右掩中军，列三层屹如山立，此大胜之势也。”[237]这里强调的是分敌之势和前后呼应，在保证中军屹立不倒的同时，也善于出奇，形成三叠之阵，便可取得胜势。不仅如此，孙承宗还就车营的行进之法及相应注意事项，都进行了总结，比如车行泥沼之地、车行大水之地等，都有常规的应对之策。
就防守和伏击之法，孙承宗也总结了若干“常格”，指出：“车行我纵直有余而敌横击之，张两翼以抄我旁，我横摆有余而敌直击之。伏两翼以要我胁，欲应而防之，当拨游兵分数起以扰其中军。其横击也，我以前后两军应之；其直击也，我以左右两军应之；而中军指挥发纵出奇以防其变，庶可无差。”[238]也就是说，要想做好防守，更应注意正兵、奇兵、伏兵并用，才能对敌实施前后夹击。敌人无论是从哪里发起袭击，不论是直击，还是横击，我方都能应付自如，不会发生任何差失。
对于“奇正之常格”，孙承宗希望指挥员善加领会，所以不厌其烦地加以总结探讨和阐释。就打破“常格”的时机而言，孙承宗认为主要是依据敌情及地形，也即“因敌制变”和“临时相视地形”。高明的战术设计，始终能做到相机而动：“用活得其实效者，在相机而行。”[239]孙承宗还对各种具体的变化之术进行了总结：“方、圆、曲、直、锐，每阵五变，而得二十五。或以为花阵也临阵无所用，然一营固可以为五行矣，约之而冲、而衡、而乘，莫不可以为五行也。悟其理者，惟相邱陵、林壑、平陆、斥泽之不同，高下、险易、生死、支挂之各异，而因以制骑步多寡、疏密、轻重、分合之所宜。”[240]总之，当车兵临阵之时，同样需要紧密关注敌情，根据敌情和地形情况巧妙变化战法并采用恰当的阵法，切不可固执地以为某阵有用或无用。只要善于变化，指挥得当，使用古代的阵法反倒可以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通观《车营叩答合编》，孙承宗关于新型战法的讨论，显然受到了传统兵学的深刻影响，尤其是“选卒”等主张都可以看出孙子的影子。即便是讨论车战的奇正，也未能在总体上跳出传统论述范式。当然，他也曾试图结合装备发展与时代特征有所创新和改变，对车战的临阵之法进行了多方探讨，以便更好地发扬火器的威力。就古典兵学的发展而言，这一点显得难能可贵。我国传统兵学研究因为受到军事科技发展缓慢等因素制约，长期徘徊于冷兵器时代而难求一振。明代茅元仪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241]此语道出了我国传统兵学受《孙子兵法》深刻影响的真实情况，也点出了其长期停滞不前的真切窘迫。在明代中晚期，随着火器技术的进步，上述停滞局面一度迎来改观，新型车兵渐受重视，战略地位越发突出。因为孙承宗等人的努力，明末对新型车战和新型战法的探讨也有日渐深入之势，传统兵学也就此迎来转型的良机，《车营叩答合编》成为这种努力的最佳注脚。令人遗憾的是，明朝末年混乱的朝纲和特殊的内外环境等，随即打断了这一转型历程，孙承宗等人的种种努力也都最终付诸东流。这不仅仅是孙承宗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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