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营的建立：素练之师技巧

古往今来的战争都可以证明，打造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战胜强敌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建设纪律严明的新型车营，打造“素练之师”^[186]，便成为孙承宗首要的追求目标。

虽说孙承宗重视车营建设是立足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本当努力求“新”，但他的治军之术并非一味出奇，反倒更多借鉴传统治军之术，对孙子等先贤有较多继承。一方面，他高度重视将帅管理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他也不忘全体车兵的能力建设，同时高度重视“选练乘乱之精卒”^[187]。从中不难看出，孙承宗的首要目标就是建设“素练之师”。孙承宗所说“选练乘乱之精卒”，可简称为“选卒”，与孙子所谓“选锋”之意相仿佛。孙子指出，“兵无选锋，曰北”^[188]，主张精选勇敢善战的士卒组织成先锋部队，完成摧城拔寨的任务。在车战中同样需要这样的先锋队，因此孙承宗高度重视“选卒”，并将其视为打造“素练之师”的第一步工作。

对于传统治军之术，孙承宗也注意在继承之外根据时势变化和车营建设需要加以改进。与孙子相比，孙承宗的“选卒”在内容上更加具体。他不仅根据地域的不同，将军队分成“主兵”和“客兵”进行甄别，而且强调“乘乱”而起，即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临时选拔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先锋部队”。孙承宗认为，“客兵利速战，主兵利久守”^[189]，因此必须区别兵卒所在地域，尤其要看他们是否符合车战之需要。相对于京城而言，秦、晋、川等地区地处偏远，士卒属于“客兵”，因此有“久守则必变”^[190]的可能，因此在选拔守土将士时，也应重视选拔当地士卒，孙承宗据此而有“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191]之类提议。除此之外，孙承宗认为，车兵之外也要注意培养“乘乱之兵”，并打造善打硬仗的先锋部队。他指出：“夫乘乱之兵，当选强卒健马，以猛将率之。”^[192]这种“乘乱之兵”在队伍的组成、训练与指挥等方面，都有注意事项，孙承宗也进行了明确：“选练乘乱之精卒，必拣士之枭雄者，骑二百人，步三百人，加其粮赏，时申训练，以有智略之偏裨领之，借捍武种种火器，骇乱敌军，而一鼓作气，必可以冲锋破垒，杀获无穷。”^[193]从中可以看出，在孙承宗的设计中，这支队伍规模不大，骑、步兵加起来才五百人。所谓精锐之卒，一定是那些富有胆略的士中之枭雄。只有这样的精干队伍才能很好地辅助车兵完成战斗任务。与“选卒”思想相应，孙承宗还积极主张裁减军队员额，为此曾多次上书请求简汰官兵^[194]，这一方面是为了节约开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组织训练，提高训练质量。将这些善战之士选拔出来之后，还要经常组织特殊训练，并给予必要的奖赏，同时还要选出富有智谋的偏裨之将率领，这才能组织他们冲锋陷阵，英勇杀敌。

就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孙承宗总结重点为“五练”，即“练心、练耳目、练手足、练技艺、练阵势”。在这五者之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练心”：“其要专在练心。”^[195]“练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与士卒作战的勇气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车战的战争样式决定的。孙承宗尤其关注“心”与“地”的关系，并利用孙子有关“生地”“死地”的概念对此展开论述：“兵之所居，利生地而恶死地。而士卒顾家，即生地亦死地也。今举世怕进取，我矫众置之死地而能生，非素练之师不能有此决断也。”^[196]从中不难看出，孙承宗此番论断显然是受孙子启发，但也与孙子有所区别。孙子主张将士卒置之死地，利用特殊的战争环境最大程度地激发士卒的潜能，所谓“陷之死地然后生”^[197]，但孙承宗认为军队一般情况下都是追求“利生地而恶死地”，在对“生地”和“死地”的理解上，与孙子略有差异。孙承宗还就“生地”与“死地”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辨析——“士卒顾家，即生地亦死地也”，也就是说，士卒太过临近家门，所以会贪生怕死，“生地”也便由此而立即变成“死地”。在孙承宗看来，明军当时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今举世怕进取。”因此他号召明军拼命向前，认为只有指挥明军深入敌方腹地，才能逼迫其向死求生，拼尽力气与对手死战。孙承宗虽然有此积极主张，但也意识到当时明军的实力不济。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只能依靠平时的训练，所以才格外强调“非素练之师不能有此决断也”^[198]。(www.xing528.com)

相对士卒而言，将帅对于军队的意义显然更为重要。孙承宗指出，身为车营将帅，除了善于治军之外，还要懂布阵之法，尤其是车营阵法；不仅要有谋略有胆识，更要具备统兵作战的能力；不仅要熟习各种战阵之法，而且也要懂得变通之道。因此，他指出：“凡战，非阵之难，使人人各能布阵为难，又云非知之难，行为难。今之诸将，或有布而不知，知而不能行者，颁以阵法，授以方略，使熟而习之，临时运用，其妙无穷。”^[199]在孙承宗看来，布阵并非难事，难的是使得人人都能成为阵法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要想懂得车战的阵法并不难，难的是在战场上的实际运用。针对明军诸将连基本阵法都不懂的现状，孙承宗提出了批评并格外予以重视，“当颁发车营练阵规条，使平时熟读之”^[200]。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各级将领注意督促和练习，必须做到“三日小操，五日合演，十日会哨，二十日大阅”^[201]。在督促其加强练习时，还要充分结合训练情况实施必要的奖惩：“熟练者加赏，否则罚。”^[202]如果经过反复强调，将领仍然不懂阵法，就必须给予惩罚或者予以开除。只有造就真正能够领兵作战的将领，才能对明军的作战能力有所提升。

在阵法之外，孙承宗还要求将帅懂得治军之道，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能够很好地捏合军队，使之成为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整体。他指出：“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与之安，与之危，此非有联比之法，不能如古大禹之赏戮、成汤之威爱、周武之勖戮以及名将相如诸葛之八阵、李靖之六花、精忠之五诀，得其一俱可为师。”^[203]在孙承宗看来，周武王等古代帝王以及李靖等古代名将，都是因为善于治军，才能保证所率军队都能做到人马充分发挥其力，实现“进不可当，退不可遏，左右而麾，前后有节”^[204]的效果，进而达成“车行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时无绝”^[205]的效果。这样的军队，必定是“合而不离，用而不疲”^[206]，而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将帅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与之安，与之危”。车兵的管理，同样需要注意这些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全体将士“乐赏畏罚”，进而舍生忘死，并且始终“视主帅如心腹”，^[207]确保整个车营成为凛然不可侵犯的整体，能够对抗那些如虎狼一般的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