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谋略：伐谋与出奇的重要性

《登坛必究》非常认同孙子“兵者诡道”^[41]和“兵以诈立”^[42]的主张，积极主张以谋胜敌，号召将帅积极研究谋略，主动运用谋略。王鸣鹤也由此出发，力推“谋主说”，大力弘扬战争谋略。在《辑谋主说》中，他首先为“谋”的地位定下基调：“夫国家之大事在军，兴三军之司命在将帅，夫人而知之也。顾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为将者不可不早计而预图之，此所贵在谋，非圣智孰能与于斯哉？”^[43]在这段话中，“所贵在谋”是中心思想，孙子的“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是关键论据。王鸣鹤不仅赞同孙子对于战争的认识和态度，而且进一步总结出战争“所贵在谋”，这其实也是为战争谋略正名，抓住了战争的本质。因为战争说到底是要付出流血和牺牲的，不能片面追求仁义，必须给谋略适当让路。身为将帅，必须研究战争谋略，并正大光明地使用战争谋略。

为进一步证明谋略的作用，王鸣鹤举出吕望、张良、陈平、诸葛亮等善于谋略的古代名将的故事，指出：“吕望谋于周而周王，良、平谋于汉而汉兴，诸葛孔明谋于蜀而存炎刘于既烬。”^[44]由于有吕望这样善于谋划的军师，周武王得以灭商兴周；因为有张良、陈平这样出色的谋士，刘邦得以在楚汉相争中取胜；因为有诸葛亮的出色谋划，刘备得以建立蜀汉政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刘氏政权续命。从中不难看出，谋略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战争中理所当然地要以“谋”为主。

孙子主张“上兵伐谋”，但是运用谋略不只是为了实现孙子所云“不战而屈人之兵”^[45]，而且也未必能达成这种不战而胜的境界，但一定可以降低战争成本，并最终找到机会战胜强敌。王鸣鹤指出：“兵家之所取胜者，非特将良而士卒劲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敌合变、出奇无穷者为之谋主焉。”^[46]也就是说，一旦遇到不得已而战的情况，影响战争胜负的首先是谋划战争之人的谋略水准，因此必须早定计谋，方可胜敌。这种谋，依靠的是对战争扎实的研究和谋划，从而保证人的智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不是凭借龟甲或蓍草征验来进行。

《登坛必究》指出，不只是兵家主谋，就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主张“好谋而成”：“夫谋者，圣人所不能免也，况于兵乎？”^[47]将帅因为担负着保家卫国、保全族种等重任，更要将研究战争谋略放在重要位置。王鸣鹤以人的身体为喻，对“兵之道”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指出：“兵之道，犹一人之身：将者，心也；谋主者，思虑也；图籍者，脏腑也；法制者，脉络也；号令者，声音也；旌旗、鼓铎者，耳目也；车骑、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统脏腑、总脉络、出声音、用耳目、役四肢也。”^[48]在人的身体中，心脏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器官，由它统领其他器官，因此心脏堪称谋主。在战争问题上，谋略所起的作用正如心脏一样，是左右大局的关键性因素。所以，战争不可无谋主。指挥作战往往依靠将军，将军有没有谋略，往往直接影响到战争胜负：“有之者胜，无之者败，已弃之而资敌者败，敌取之而助己者胜，尝用矣而或弃者亦败，弃矣而或用者亦胜。”^[49]从中可以看出，有无使用谋略对于战争非常关键。不仅要重视谋略，大胆使用谋略，还要注意在战争过程中始终使用谋略，因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将帅谋略的对抗，如果中途放弃了谋略，也会导致失败。

王鸣鹤充分肯定“谋”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指出“谋主”是战争胜败的“枢机”：“夫世之论兵者，止知重将帅之选，急士卒之练，讲器械营阵之所宜，究山川形势之便，而推风角鸟占之说，至于谋主，则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谋主者，一军胜败之枢机也。”^[50]在这里，王鸣鹤将影响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如将帅之选、士卒之练、器械营阵、山川形势等，与“谋主”进行对比，指出“谋主”是其中更为重要的因素，堪称“胜败之枢机”。因此，将帅作为战争指挥者，必须开动大脑，积极思考，积极使用谋略，认真筹划战争。

在进行理论阐释之后，王鸣鹤进一步以楚、汉相争为例，继续说明谋略的重要性。楚汉相争的初期，项羽兵强马壮，实力比刘邦强过很多，但是项羽勇而无谋，就此交出了战争主导权。项羽不仅本人缺少谋略，而且不能使用谋士范增的谋略，这与刘邦形成了鲜明对比。刘邦不仅虚心纳谏，而且善用张良、陈平之谋，故而最终打败项羽。楚汉相争其实就是“有谋主者胜，无之者败”的生动例证。可见用兵作战，必须把握“谋主”这个“枢机”才行。(www.xing528.com)

王鸣鹤继续援引孙子“上兵伐谋”^[51]等名言，强调谋略胜人的重要性：“夫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不能谋也。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于兵戈之场，不得已而用之也。”^[52]“上兵伐谋”为古往今来的军事家们所激赏，同样为王鸣鹤所认同。当然，从王鸣鹤的论述来看，他所谓的“谋”，并非空手套白狼，而是要扎扎实实地进行战争准备和战争谋划。不仅要掌握敌情，更要掌握己情；不仅要占得地利，更要积极训练士卒。王鸣鹤特别强调“察彼之形势”：“不明敌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敌人之情者不誓约，不明敌人之将者不先军，不明敌人之士者不先阵。”^[53]只有做到了知彼知己，才能进行战争谋划，才能定计于内，进而出兵于境。可知王鸣鹤所称之谋，是充分进行战争准备，在做好“知彼知己”的基础上进行战争谋划，不打无准备之仗，不贸然与敌决战。

重视“诡道”，必然重视“出奇”。因为“奇”与“正”相对，更强调对常规战法的突破。王鸣鹤对“奇”进行了深入讨论，不仅指出“出奇”的重要性，更研究了各种“奇伏”之法。

王鸣鹤指出，“奇”与“诡道”之法紧密相连，甚至是孪生。上古时期，用兵尊奉古军礼，多有节制，所以多用“正兵”。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军队每开进一段距离，比如五步六步，军阵已经不够严整，于是立即停下脚步，把阵型再调整到整齐划一。在传说中的“竞于道德”的时代，战争双方都尊奉古军礼，因而多使用堂堂正正的战法。到了春秋末世，“兵尚诡道”，更多变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54]，那些堂堂正正的战法逐渐被抛弃。由此开始，列阵对垒之时，多以奇伏制胜。自此之后，“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这种崇尚“出奇”的战法，“遂与修道保法之训，载之篇中，并垂不朽”。^[55]由于“出奇”之法已被军事家们广泛接受，“正而奇，奇而正”这种无穷的变化，也就此成为“用兵之微权，万世不易之定论”^[56]。

由此出发，王鸣鹤对以奇用兵更为重视，格外强调“奇伏”制胜。他借用《武经总要》中关于“奇伏”的论述，对此予以阐释：“夫奇兵者，正兵之变也。伏兵者，奇兵之别也。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不能取胜。故不虞以击，则谓之奇兵，匿形而发，则谓之伏兵，其实则一也。历观前志，连百万之师，两敌相向，列阵以战，而不用奇者，未有不败亡也。故兵不奇，则不胜。凡阵者，所以为兵出入之计而制胜者，常在奇也。”^[57]出奇设伏已经成为军事家的共识，所以两军对垒之时，如果不用奇兵，则无以取胜。而列阵以战，能够取胜的，往往都是依靠“奇”法，而非“正”法。《孙子兵法》强调“以正合，以奇胜”^[58]，正是这个道理。

当然，王鸣鹤强调“奇兵”制胜，却也不废“正兵”。他以身体为喻，说明正兵、奇兵和伏兵的关系：“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阵如身，三者合为一体，迭相救援，战则互为进退，循环而无已。”^[59]从中可以看出，王鸣鹤并不偏执于“奇兵”，而是将其作为“伏兵”和“正兵”的有机补充，视三者为一体。孙子强调“以奇胜”，但也重视奇正相生，并且将奇正的不停转化视为战争获胜的重要依据，所以才会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60]。在王鸣鹤看来，奇正之间未必可以截然划清界限：“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处则合而为正，出则散而为奇。”^[61]要想出敌不意，给予对手致命一击，就必须懂得变化的道理，不停地使用诡道之法，不断地变化奇正，尤其是善于使用奇兵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