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庐经略》非常重视对士卒的管理。在《军刑》《军赏》等篇中，作者大量引用古代治军案例和《孙子兵法》等兵学经典，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治军理论。
作者认为，要想使得军中上下亲近团结，必须懂得“拊揗之道”，也就是说，要推行一些安抚人心之举。他非常推崇《孙子兵法·地形篇》的“善卒”思想，引用“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一语，对此加以论述。相比孙子，《草庐经略》的“拊揗之道”内容变得更加具体，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饥寒困乏，如以身尝；疾病医药，亲临诊视。解衣推食，哀死问孤；殡殁吮伤，恩逾骨肉；言语频烦，谆勤教诲；财必与共，甘苦与分。卒虽最下，得以情通。三军未食，将不先炊；三军未次，将不先幕，军井未成，将不先饮。亲裹赢粮，与分劳窘。以父母之心，行将帅之事，则三军欣从，万众咸悦。”[157]中国古代有不少名将，都以善于“拊揗之道”而著称。作者列举了司马穰苴、吴起、岳飞等，进一步说明“拊揗”的重要性。司马穰苴在与燕、晋之师交战的过程中，对军队所需饮食、医药等，经常亲自品尝之后才放心。粮食也从不多占，始终与士卒平分，所以士卒非常感动，战场上都奋勇争先。吴起为将，经常与最下等的士卒同衣食，共劳苦。士兵中有因病而生疽者，吴起亲自为其吸吮，士卒因此而战不旋踵，奋勇杀敌。岳飞在遇到战士生病时，亲自为其调药，也会解下自己的衣服装殓死者，岳家军因此而有旺盛的战斗力，每个人都舍生忘死。作者在列举这些案例的同时，也指出这种非常之恩“势难遍施”，但也会因为“爱及一人”而实现劝勉三军的效果，因而使士卒与将帅生死共命。[158]
当然，“拊揗之道”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把握好度，《草庐经略》对此也有提醒。比如，一旦“拊揗”已久，士卒已经亲附，就应当及时收敛，否则就会带来“威刑不肃”等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过分使用恩宠，就会导致兵骄将纵，士卒容易犯上，各级将领也会失去等级观念，甚至会导致战阵之间指挥失控，出现未战而先退的局面：“鼓之不进，令之不止，譬之骄子，不可用也。”[159]为了杜绝这种现象发生，就需要重视军纪的养成，必要时还需通过杀人来整肃军纪：“苟在所统，犯法有刑，即位已崇高，亲如子弟，断不可宥。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160]作者指出，“欲节制则不得不立法，欲立法则不得不行诛”[161]，充分强调立法的重要性。
实施惩罚同样也须讲究方式方法，尤其是要注意把握好时机。法律规定的条文都已经非常完备，宣传教育也已到位，三令五申的情况下，却仍有冒险试法之徒，那就一定要对其进行严惩。而且，越是临近大战，越要使用峻刑，这才能达到激励士气的效果。在作者看来，三军上下如果对己方将帅心存敬畏之心，就会在战场上舍命欺侮敌军，反之则会因为畏惧敌军而欺侮己方将帅，这就是“为所畏者胜，为所侮者败”[162]的道理。所以作者主张，尤其要对那些临阵退缩之徒进行严惩，无论贵贱都必须斩首。自古以来的战争，都是依靠士卒拼死作战才能取得胜利。如果认识到退却是一条必死之路，就只能拼死向前。而且，将帅要想使用严酷的军刑，必须是在“恩爱既施，人心固结”[163]之后。如果平时不知使用恩宠之法，不懂“拊揗之道”，一旦看到有士卒犯罪，就滥加刑戮，不仅起不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会激变。在作者看来，历史上那些善于使用严刑之将，都能保证三军不忍生出反叛之心，而且也不是以好杀来立威，更不是滥施淫威。此外，一旦施行惩罚，就必须及时果断。如果因为犹豫和疑惧而逾期实施惩罚，也会造成军心生乱，同样是自取败道。作者主张为将者应秉持“小犯则宥，大犯则诛；无心之犯则宥，有心之犯则诛”的原则，必须始终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才能达到“用法虽严，军中咸服”的效果。[164](www.xing528.com)
在主张不失时机地对违纪分子予以严惩的同时，《草庐经略》也将奖赏作为治军的必备手段。在历史上，奖惩结合也一直是治军的基本路数。孙子论治军，主张“令文齐武”[165]，力求多种手段结合。韩非子治国，也将刑、德推为二柄[166]，同样非常注意赏罚的结合。
作者非常认同“诛大为威，赏小为惠”[167]的治军原则，认为这是自古以来的惯例。在实施惩罚之时，需要先将那些罪行严重的害群之马揪出，才能起到威慑作用和警示作用。如果对那些立下微末之功的进行奖赏，就更能激励三军将士义无反顾地拼命向前。这就是奖励的“贵小”原则。当然，实施奖励不只是“贵小”，还要贵“速”，所谓“赏不逾时”。不只是“贵小”和“贵速”，还要“贵溢”“贵公”“贵信”“贵不滥”。这些内容全部加在一起，就是《草庐经略》所提倡的“六贵”原则，具体描述如下：“故不独贵小而贵速，迟则为屯膏，而人怀观望；不独贵速而贵溢，溢则出望外，而人咸激劝；不独贵溢而贵公，公则如天地，而人咸倾服；不独贵公而贵信，信则不负人，而人思尽力……然而尤贵不滥，滥则得者不以为荣，贪者辄图侥幸。有限之财源，既不胜其漏卮；膏泽之难遍，且将令其觖望。”[168]以上所述“六贵”原则，既可以视为并列关系，也可视为逐层叠加的关系。也就是说，“贵不滥”是最为重要的原则，更应给予强调。孙子指出“数赏者，窘也”[169]。如果将帅滥赏士卒，便说明其已经黔驴技穷，处境困难。《草庐经略》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滥赏的结果：不仅会使得那些得到奖赏之人不以为荣，也会就此勾起那些贪婪之徒的侥幸心理。一旦让这些人得逞，那就必然会造成有限资源的不当分配。
在奖惩之外，号令也为治军所必备。《草庐经略》指出：“大将有号令，是三军之所栗而奉者也。”[170]号令既已具备，执行号令就必须严格，否则仍然没有办法对将士起到约束作用。作者对执行号令的理想境界进行了形容：“是令之出也，必明如日月，凛若雷霆，迅若风行。”[171]也就是说，号令一经发出，就没有收回的可能，必须做到雷厉风行，才能收取实效。如果在发出号令时犹豫不决，那就只能是庸将：“庸将之令，或中格而不行，或朝更而夕改，或违令而不诛。此虽三令五申，只取烦渎耳！”[17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