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招募和编列之后，一方面需要开展耻辱观和军纪教育，另外还需要进行必要的军事技能训练。有关这方面内容，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有较多探讨，在《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中也有集中展现。何良臣对此也有关注，并进行了深入探讨。他非常强调对那些已经编列成伍的军士，必须组织军事技能训练，尽快完成由“教练”到“致用”的过程。
众所周知，组织训练也要讲究方法和步骤。何良臣指出，训练如果不得其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用”[39]。那么，什么才叫训练得法呢，他认为是“善练兵者，教艺有师，教战有率”[40]。也就是说，先要找到称职的教官，再树立优秀的表率，然后才能有步骤地展开训练。仅就队列训练来说，必须做到“整行齐伍”，除了统一号令之外，更要整齐队伍。如果是进行兵器训练，一定要正确区分各种武器装备的性能，长短兵器互相搭配，因为“短兵有长用，长兵有短用”[41]，必须使各种长短兵器都能够放在最为合适的地方，才能使其在战阵之间发挥出最大效率。
何良臣指出，在平时训练中，要注意施行“五教之法”。所谓“五教之法”，即“以形色之旗教其目，以金鼓之声教其耳，以进退之节教其足，以长短之利教其手，以赏罚之信教其心”[42]。在何良臣看来，这一“五教不易之大纲”，必须严格遵循。从《孙子兵法》等兵书来看，中国古代很早就重视金鼓、旌旗对于军队指挥所起的作用，通过各色之旗和金鼓之声统一号令，可以保证军队的进退有节。[43]金鼓和旌旗的作用，就是“一人之耳目也”。如果军队能做到进退统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这就能保证军队始终是一个整体。所以孙子总结道“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44]。在中国古代，人们有时候把金鼓、旌旗这些故意神秘化，以加强对士卒的控制。比如《管子》将其作为“治国之器”看待。[45]直至宋明时期，从《虎钤经》《纪效新书》等兵书可以看出，人们仍在高度强调金鼓、旌旗的作用。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认为，从训练到出征，再到战场决战，金鼓、旌旗始终是最为重要的指挥工具，所以始终有很多笔墨予以探讨。何良臣同样重视金鼓和旌旗，但他将这二者与“进退之法”“长短之利”“赏罚之信”并称为“五”，总称为“五教”。在“五教”之中，金鼓和旌旗的地位仍很重要——何良臣将其排列为前两项，指出其“同其心，一其气，指之前，麾之后，顾之左，应之右”[46]的作用，但也指出，军事训练不能仅仅围绕这些展开，还必须教会军士进退之法、操练兵器的要领、明确军队的法令法规等。在他看来，这些内容同等重要，都不可偏废：“能如是，乃可称教练之卒，用兵之雄。”[47]虽说“五教”的主要内容仍未逃离古代固有模式，但也需承认何良臣在军事训练方面的独到之见。
在训练过程中，特别强调“胆气”的训练，也可看出何良臣的识见。戚继光强调选兵过程中，尤其要着力把那些富有胆气之人选拔出来，指出：“惟素负有胆之气，使其再加力大、丰伟、伶俐，而复习以武艺，此为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48]他也强调训练中“练胆”，认为“练胆气乃练之本也”[49]，可见其对胆气非常看重。何良臣的观点与戚继光保持一致，同样强调“练胆”的重要性，指出：“教练武艺，节制行列者，总为张胆作气之根本。”[50]他还认为：“兵无胆气，虽精勇，无所用也。故善练兵者，必练兵之胆气。”[51]在何良臣看来，每个人的胆气有大有小，这是客观存在，不可苛求：“夫人之胆有大小，其大小不可预知；气有勇怯，其勇怯不能凭识。”[52]但是，通过扎实有效的训练仍是可以培养出胆气的。所谓“胆”，有时候更是“气”。所以，“气”是一身之用，死生荣辱系之。高明的指挥员总能“作其气而张其胆”，令千百将士负胆气而前行，如果更有精于武艺而且训练有素的人，并能够很好地执行战术纪律，就会无往而不胜。[53]
训练胆气的关键，何良臣认为是练习武艺。只有武艺高强，才能获得更加出众的胆气。所以，他指出：“故善练兵之胆气者，必练兵之武艺。”[54]其次，要加强阵法训练：“故善练兵之武艺者，必练兵之阵法。”[55]在严整的阵法之中，即便是缺少胆气的军士，也会变得勇敢起来。严整的阵法尤其不许冒犯纪律胡来：“负胆气者，不得独先而致蹶；精武艺者，不得恃技而乱冲。”[56]在何良臣看来，这么做的好处是，在做到“齐勇合一”的同时，也能做到“倏忽万状”，从而富有变化，令敌军无从捉摸。具体说来就是：“其进也，齐勇合一，如奔潮之入钱塘；其止也，如崇山深林，使敌敢望而不敢进；其变也，分如掣电，合如乌云，聚散率然，倏忽万状；其退也，前忽为后，后忽为前，虎正龙奇，旋坤转乾……故使士卒熟识我之阵法，而莫待其预测我之用变化也。”[57]俗话说，兵贵精，不贵多。如果在平时做好训练，将士胆气干云，武艺出众，那么在战争中不需要太多人马也可以打赢战争。何良臣指出，商汤以良车七十乘，必死之士六千人，周武王以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齐桓公以锐车三百乘，教卒万人，都可以威行海内，天下莫当。其他如晋文公和阖庐等人，也都是以少量兵马挫败强敌，由此可见选拔和训练王霸之兵，走精兵路线的重要性。
队伍训练有素只是战胜敌军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战场上合理编配军事力量，认真选人用人，同样非常关键。所以何良臣写有《致用》等篇，专门讨论这些问题。战争发起后的编伍，与招募之后的编伍，并非完全一致。平时的编伍完全是着眼于训练方便，可叫作“束伍”。至于战时的编伍，则完全是着眼于打赢，所以可称“致用”。所谓“致用”，就是通过合理的战术编组等，最大程度地激发各级将士的战斗潜能。何良臣认为，“致用”的关键是用好关键性人才。对于重要岗位的关键性人才，一定要很好地结合他们各自的特点，做到用人之长和用人之才：“人莫不有贤愚，才莫不有奇拙，识莫不有浅深，事莫不有穷竭。善用人者，必尽用其贤愚；善用才者，必尽驭其奇拙；负远识者，必预得其浅深；善料事者，先已判其穷竭。固亦有假人之长以补其短，用人之才以发其气。”[58]在何良臣看来，“人莫不有贤愚”，必须做到方法得当，才可以“尽用其贤愚”。对于重要人才，一定要很好地结合其各自特点，因材施治，才能达到“假人之长，以补其短；用人之才，以发其气”[59]的效果。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何良臣借助申述《六韬·王翼》的用人思想，对其进一步加以探讨。《六韬·王翼》中，作者“以七十二人各尽所长，分统轻重，为股肱羽翼之佐也”，或总揽计谋，或司占审候，或察远近险易，或通达饷道，或执锐披坚，或考校艺文，或察言观色，或伺察奸变，或计营垒之增减……总之“尽人之才以致其用”，所以才能称“王者之略”。[60](www.xing528.com)
何良臣不仅赞同《六韬》的用人思想，积极主张“假人之长，以补其短；用人之才，以发其气”[61]，而且强调在平时应注意做好各种人才储备工作，组建诸如“异术队”“秘技队”“胆勇队”“敢死队”乃至“乞降队”等各种不同功用的“特种部队”，以备“不时之需”和“不时之使”，具体措施有：“故军中宜有储将队、材士队、异术队、秘技队、胆勇队、羞过队、激恩队、敢死队、恨敌队、乞降队、亡命队，须另致一军，驭以诚信，为不时之使。”[62]无论是“用人之长”，还是“用人之才”，都非常重要，但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对此，何良臣也非常清楚，所以他说：“军中惟为使之才尤难，而一言之得失，则三军解结死生系耳。”[63]
这其中，辨别各类人才的特长尤为关键。考察各类人才的特点之后，再将其派到各个关键性岗位。比如，就出使人才的选拔来说，他主张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是否能因隙立端、详言足意；是否能泛从古咎、隐喻今非；是否能辨析至理、诂释德义；是否能启闭利害、喜怒疾徐。只有四者俱备，才可以担任出使敌营的任务。对于其他各种岗位，也应该详细考察其才能，力争做到人尽其才，对各类人才应区别对待：“他如蛇行蜮伏者，可使为报探；贫穷忿怒者，可使立功名；勇悍过人者，可使陷阵突围；弓弩中的者，可使潜射敌首；武技绝伦者，可使应危御急；过犯亡命者，可使后殿先驱；巧辩饶辞、利口便舌者，可使为激劝；精谙世故、熟识高低者，可使为门吏；清介不苟者，可使主分财；持正不屈者，可使为犯难；因显知微者，可使察敌情；博见闻、多智略、精异技、妙神术者，可使为隐辅；骁猛能格敌、恪密而沈审者，可使为心膂。”[64]在这里，何良臣不厌其烦地对各种人才都提出了考察方法和使用建议，既可看出他对特殊人才的高度重视，也可看出他对《六韬·王翼》的继承和发展。
在何良臣看来，如果想在战阵之间取得成功，除了重用各类人才之外，还需要努力达成“节制之师”。何为“节制之师”，何良臣说：“堂堂正正者，节制之师也。”[65]各类人才充斥各种关键岗位，只是“节制之师”的部分条件，不是全部。对于“节制之师”的表现形态，何良臣也进行了描述：“解续不搀越，凌翼各轻利，左右角犄，前后顾应，曲直方圆，无不绳正。动静死生，系乎旗鼓，离合聚散，不失行伍。似勇而不勇，似怯而不怯，似治而不治，似乱而不乱。纷纭浑沌，驻足成阵，面面受敌，威无不振。”[66]在何良臣看来，这样的“节制”之师，分合自闲，而且奇正自变，即便是不能保证大胜，也不至于出现大败。这样的队伍，肯定是在平时就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故而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孙子曾说“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67]，可以看出堂堂正正的“节制之师”，就连孙子尚且畏惧几分，训诫大家不要轻易对其发起攻击，只此便可以想象这是何等森严的阵势。
既然“节制之师”非常重要，何良臣对打造“节制之师”的方法也有一番探讨：“凡出军操演，围猎扬兵，或传几路进发，行止寝食之间，兵不得离伍，伍不得离队，队不得离哨，哨不得离营，营不得离镇。设或停歇市镇郊原，虽粪土污湿之处，自依次序而止，不得取便搀越，所谓‘行由路，集成营，遵节制’也。”[68]从中可以看出，所谓“节制之师”，既需要平时的养成，更需要战时的坚守。这就是《吴子》所说的“兵以治为胜”。所以，《吴子》所说的“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69]，正是成就“节制之师”的要诀。所以，何良臣相信这样的“节制之师”，不仅战斗力强大，也一定能够“投之所往，天下莫当”[70]，圆满地完成战斗任务。
总体而言，治军理论是《阵纪》军事思想较为突出的内容，既有对《孙子兵法》《吴子》等经典兵书继承的一面，也有深入发展的一面。由“招募”到“束伍”，再由“教练”到“致用”，是《阵纪》治军理论的主线，大量讨论治军方法和手段，仍要落实到战争实践中去，是为了实现战场上克敌制胜。就这一点而言，它和戚继光《练兵实纪》等兵书类似，反映出明代兵书贴近实战、追求实际战争效果的特点。另外，作为与戚继光差不多同时代的军事理论家，何良臣的治军理论多少可以看出受其影响的痕迹，但也有其独到见解。比如他总结的“五教之法”及如何实现“用人之长”等，都有着鲜明的自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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