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纪》开篇就探讨治军问题治军之基：招募与奖罚

《阵纪》开篇就探讨治军问题。何良臣主张，要想打造纪律严明的军队，首先就要在士卒的挑选上下功夫，这便是“募选”。因此，何良臣撰写《募选》篇，专门讨论士卒的招募和选拔。他指出：“募非握机，无以合众；众非精选，无以得用”，所以募兵时要广泛动员，不妨多征召一些，但在真正选兵之时一定要遵循精兵原则：“故募贵多，选贵少。多则可致贤愚，少则乃有精锐。”^[2]

对于选人标准，何良臣也进行了论述：“最喜诚实，独忌游闲，不在武技勇伟，而在胆气精神。”^[3]也就是说，要优先挑选那些诚实可靠之人，而且注重胆气精神。这些诚实之人，多在乡村和田间，故而要到耕种的农民中挑选。至于身处城市的百姓，则要慎重选择。因为他们多为“市井狡猾、衙门玩法、崛强偏拗、宿留女相、阔论迂谈、胆小力弱之辈”^[4]。

在选拔士卒时，首先看重精神和胆气，这一观点与戚继光非常相似，但讨论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5]戚继光注意到“有胆”的好处，何良臣则强调了“无胆”的弊端：“大率其选务精，而其用在胆。伶俐而无胆者，临敌必自利；有艺而无胆者，临敌忘其技；伟大而无胆者，临敌必累坠；有力而无胆者，临敌心先怯。俱败之道也。”^[6]其次则是考察是否“膂力便捷”，看看这些选拔对象是不是强壮有力，是否身手矫捷。既然如此，征募范围首选“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正是年轻力壮：“胆力倍人，精神出众，而智识过一队者，立为伍队之长。更于伍队长内，拣选材艺伎俩堪作千、百夫长者，为一营之司率。负出群异众之才，果敢凭凌之气者，宜即举为偏裨将、部曲侯。”^[7]当然，何良臣也反对一刀切，反对采取过于绝对化的措施。比如四十以上的，虽然胆气和精力日渐衰惫，也不堪劳苦，但其中也有一些“武技兼人，手足利捷，曾经战斗，惯识夷情”^[8]。对于这些老兵，何良臣主张用人之长，比如让其充当“司教、司战”。还有一些老者，由于“乖觉晓事，诚慎细密，备谙山川进退险易”^[9]，则可以令其充当哨探和巡察。包括那些有特殊才能之人，也要予以重用：“捷能飞檐走壁而杀人放火，技能奇巧异人而骇世惊俗，术能窥天测地而预知吉凶之类，俱应选入中军，为心膂之用。”^[10]

对于选人方法，何良臣也进行了探讨。他反对简单地以蛮力大小作为选人标准，指出：“徒试其力，而不观其精神，是粗砺钝汉耳。”^[11]能举铁石器固然不错，但更要观察其是否耳目伶俐，是否手足便捷。所以，要将那些年齿适当、膂力过人、耳目清楚、手足伶俐和胆艺过人者作为上选。在这些人中，又可以挑选出那些身躯伟岸、胆气和武技超出常人的，让他们充当头领。

戚继光非常重视选兵问题，对“选兵”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等都有论述。他非常重视选用“乡野老实之人”，尤其重视其中“黑大粗壮辛苦，手面皮肉坚实，有土作之色”。^[12]何良臣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戚继光的思想，用“乡野之人”，但他对“乡野之人”的理解与戚继光也有所不同。在他眼里，这些“乡野之人”之所以是更合适的人选，是因为他们“惧官畏法，诚信易于孚感，而且不敢度测我笼络之术，即绳以重威，使其入伍便畏军法，继以恩信”^[13]。

选拔精锐之士，当然是每个指挥员的愿望，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差距。何良臣虽以上述选人标准为“承平选士不易之规”^[14]，但也看到这种标准在执行时的困难。例如遇到紧急情况，身处乱离之世，那就只能“驱老幼，用乌合，集市人”^[15]。只是这样的乌合之众很难克敌制胜。如果想使用这样的队伍克敌制胜，那就需要多想一些其他办法才行，比如《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所说的那种“陷之死地”的方法：“致之以死地，而使其人自为战也；重诱以爵赏，而使其慕战乐斗也；激发以忠义，而启之以怨仇也；悚告以利害，而悟之以多方也。”^[16]在何良臣看来，通过“陷之死地”“诱以爵赏”“激发忠义”及“晓以利害”等方法，可以激发那些乌合之众的战斗力。这里其实牵涉到编列队伍等问题，必须依靠那些善于治军的将帅才能做到。何良臣指出：“惟束伍以致其节，因力以授其器，信必以服其心，分门以教其技，此四语无分有急、承平，但欲用兵，便不可缺其一。”^[17]由此可见，能否做好“束伍”，同样关系重大。

何良臣首先指出了“束伍”的总原则：“疾而条理，严而简便。”^[18]接着他点出了“束伍”的大致过程：等兵士募齐之后，通过过堂点名的方式，选定就编队伍。每队都认真登记士卒籍甲、年貌、疤记、尺寸、斤力、住居、习艺等，到了次日，令其各领腰牌、衣甲、旗帜和器械。此后，严格控制其出入营门，不允许士卒外出，也不许他们与隔壁营寨私自交往。一旦将伍列编定，相应的禁令随之而出。伍长必须熟悉属内五人的性情和声音，队长也必须知道一队之内各人的胆力和强弱。不仅如此，自偏裨将至于伍队长，由上而下必须签订条文，规定不许有懒惰、怯弱、嫖赌、为非、逃脱、顶替等现象发生，一旦发生则甘心与之同罪。如果犯禁违令，则处以重刑，更会通过连坐之法，使其心存畏惧。(www.xing528.com)

至于编列队伍的方法，何良臣推崇《周礼》等旧制，依据“伍编而分列”^[19]。但他主张在周制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周制一般以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二千五百人为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从“两”到“卒”，打破了“五”的固定建制。何良臣的编列方法则始终以“五”为基本建制数：“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一百二十五人为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为总，五总三千一百二十五人为营，五营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人为镇。大约用一万八千人成一镇也，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为奇零之用。”^[20]

编列完成之后，便是“授器”，也即分配武器装备。“授器”的要点在于，必须遵循短长兵器的运用特点和使用技巧等，做到因人而异。枪、筅、弓、弩、标、铳等，为长兵；刀、镰、钗、钯、牌、斧等，为短器。分配这些长短兵器，也很有技巧：力气稍大而且有胆气者，可以教他操练长牌；壮健而且进退持重者，则可习狼筅；年少利便手足轻捷者习藤牌；壮年有杀气而且有战斗精神者，可以习长枪；骁勇活泼而运转飞腾自如的，则可以习短器；至于身体相对矮小但坚健伶俐者，可以练习鸟铳药弩；那些老实本分，能够负重，而且甘为人下者，可以充当火兵……总之，要按照士卒的各自特点发放兵器，保证长短兵器的战斗性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完成“束伍”、编列和授器之后，就需要加强教育和训诫，使他们懂规矩、守纪律，同时也要教士卒学会遵守礼义之道，懂得知耻。在何良臣看来，“耻感”非常重要，为每个士卒所必备。只有知耻，才会以奋进冒死为荣，以退却求生为耻，大足以战，小足以守。《吴子》强调“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21]，便是这个原因。除此之外，也需要教育大家团结一心。一旦入伍，就要使得全体士卒体察和培育生死与共之情，既不得倚仗强悍而欺压卑弱，也不能自恃先入伍而欺侮后来者，必须使得“将吏与军士情同父子，义若弟兄，疾病相扶，患难相救，寒暑饥饱，苦乐均之”^[22]。何良臣指出，如果一个将帅能懂得这些道理并加以运用，那么“为将用兵之道，已得大半”^[23]。只有这样的军队才会充满战斗力，能在战场上取胜。

要想使得军士团结一心，教育只是手段之一，另一重要手段则为赏罚。《孙子兵法》治军思想的总原则是“令文齐武”，也即“令之以文，齐之以武”^[24]，讲究的是文武并用。何良臣一面强调教育，一面强调赏罚，其实正是继承这一主张。在何良臣看来，天子设绂冕就是为了尊贤，制斧钺就是为了诛恶，所以必须有赏有罚，赏罚结合，相得益彰。不仅如此，在必要的时候，还要施行重赏和重罚，而且还要做到标准统一，不避贵贱：“能行诛于贵显，下赏于微贱，则威自伸而明不翳。”^[25]何良臣还通过引用古代经典，来进一步说明赏罚的重要性。其中，《管子》引用两次，分别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和“用赏贵诚，用刑贵必。”^[26]《尉缭子》引用一次，“发能中利，动则有功”^[27]。在强调赏罚的基础上，何良臣主张“重连坐之刑，信崇赏之令，行诛大之权，厚下士之礼”^[28]，如此则可实现军容自整，武艺自精。反之，如果没有必要的赏罚手段，就会带来“事是而不能立，事非而不能废”^[29]的恶果。

接下来，何良臣探讨了赏罚的实施原则和具体方法。赏罚固然重要，但如果赏罚失当，也会造成不良后果，比如会立即带来“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30]的负面效应，所以必须坚持原则，讲究方法。何良臣总结的原则方法有这两点：第一是频率适当，也即“赏罚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数”^[31]，不能频繁地赏罚或大面积地推行赏罚。第二是轻重适当，也即“赏罚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轻”^[32]，赏赐太轻则无法起到激励作用，惩罚太轻也无法起到惩戒作用。总之，一定不能让士卒“轻刑而忽赏”：“轻刑则将威不行，故严刑罚以明必死之路；忽赏则上恩不重，故信庆赏以开必得之门。”^[33]自古赏罚出自主将，因此主将能否秉持公正之心，能否杜绝军中私议，都显得至关重要。何良臣指出，一旦对有功之人进行颁奖，胆敢有人奏请不赏的，必须斩首；处罚有罪之人，如果有人胆敢出门予以阻拦，同样需要斩首。这样才能在做到“军中无二令”的同时，也可以有效杜绝“市私恩，借公议”的现象。^[34]在何良臣看来，“赏罚须行于平日”，只有做到平时的纪律严明，才能保证战时的三军用命。由此出发，何良臣总结指出：“敌势轩然如决积水于千仞之上，巍然如转圆石于万丈之巅，天下皆度吾兵之不敢进，而吾之士卒无不齐勇负气，虽死伤过半而蚁进不止者，无他术焉，刑赏信也，必死故也。卒之所以能必死者，感上义之素隆也；而我之所以能令其必感者，为积恩之不倦，威令之素行也。故曰：施积恩者，不可与战。然亦有军势迫穷，恐人离散，故数赏以安之；人力倦乏，已不用命，故数罚以督之。俱无济于事。是以赏罚须行于平日也。”^[35]也就是说，不仅是平时注意赏罚，更应在战时强调赏罚。

除了祭出平常将领所惯用的赏罚措施之外，何良臣也强调“以威德服人”^[36]。无论是赏是罚，都要做到“必持至公”^[37]，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军队上下一心，首尾相顾，坚不可摧。尤其是在战时，如果能以威德服人，或以智谋使敌屈服，不通过杀戮就使得对方投降，赚得敌之良将，这就叫“不世功”。这当然要予以重赏。等而次之的，则有“奇特功”“上功”“中功”“下功”等，都要给予相应的奖赏。虽然是偏裨以下军士，但如果得“不世功”之赏，就应当给予特别提拔，比如拜左右副将、储将、材官，以至部曲长等。反之，如果在战争中犯了过错，比如贻误战机、临战退却等，都要给予严惩。当然，也要注意做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犯错之人，应给予罪犯戴罪立功的机会。比如，一旦军士犯罪，就给他在战场上纠错的机会。如果他能够拼死直抵贼营，能建奇功，就可以“免死复赏”^[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