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元璋相比,朱棣的对外战略有着明显不同。对此,日本学者也有简明扼要的总结:“永乐帝热衷于建立华夷秩序,而太祖朱元璋更重视内政。”[201]朱元璋更加重视内政,也在情理之中。明王朝初建,百业待兴,内政不稳,所以统治者迫切需要建设稳定的内部秩序,以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到了永乐时期,内外情势已经发生很大改变,朱棣多少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机会推行对外拓展战略,因而明显表现出积极进攻态势。即便是面对实力强大的北元,朱棣也不惜一切代价接连发起征伐战争。包括对安南的战争,以及郑和远下西洋等,都体现出四面出击、咄咄逼人的态势。《明史》评论朱棣对外战略的特点时说:“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202]所谓“锐意”,也即锐意进取。这一词语倒是非常贴切地形容了朱棣对外战略积极进攻的特征。外国学者评价朱棣,对其赫赫武功印象最深:“永乐帝想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主,他倾心于用军事征服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四面出击:出击北方、西北和东北的边境地区;深入亚洲内陆;通过亚洲海路远至波斯湾以西的各地。他想方设法到处扩张明王朝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影响。不是所有这些行动都需要军事对抗或公开的侵略。皇帝也力求用外交使节和给予贸易特权来达到他的目的;这些贸易特权是在洪武帝建立的朝贡制度下给予外国的。然而当局势许可时,皇帝也毫不迟疑地要动用武力。”[203]很显然,这一评价与《明史》基本保持一致,都指出了朱棣热衷于使用武力的特点。既重视陆地,也重视海洋,朱棣的战略可以简称为“陆海并重”。在执政期间,明成祖朱棣一度四处出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朱棣曾经作为藩王领命驻守北平,故此他对如何治理北部边陲很有一番设想和理念。在即位之后,他立即将其付诸实施。永乐元年(1403),朱棣就派出使者“往谕奴儿干”,到永乐二年(1404),已经“置奴儿干卫”[204]。在得知朱棣取得靖难之役的最终胜利后,“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把剌答哈来朝”[205],朱棣不失时机地予以重用,或为指挥同知,或为千户,并赐予诰印和冠带等,为永乐七年(1409)设立奴儿干都司打下了基础。奴儿干都司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最高机构,明廷对都司及其下属卫所实行羁縻统治,并设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官员,既宣示了对此地的主权,也加强了对此地的管理。[206]为了对蒙古形成牵制,明成祖效仿朱元璋也在西北设卫。明代在嘉峪关外先后设立“西北七卫”,其中有三卫为明成祖所设。其中,永乐四年(1406)设立的哈密卫为明代地处最西边的一个卫,地理位置尤为重要。不仅如此,朱棣还使用改土归流的办法经营西南,进而设立贵州布政司,使得贵州成为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之一,同样具有非凡意义。对西藏和南海诸岛方向,明廷也都加强了管控,这些都是明成祖经营边陲的杰出成就,也在中国古代治边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郑和的远航,在数量、财富、技能、科技和精密度方面,都胜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207]仅从这一角度来看,也应承认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明代的航海技术一度领先于世界各国,这对于巩固海防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在永乐朝,倭寇对明朝的袭扰相对较弱,也与此密不可分。由此可见,主动出击也是巩固海防和边防的有效手段,有时会比防御更具效果。
朱棣积极发展军事实力,研制开发武器装备,六下西洋,强征安南,五伐蒙古,几乎完全抛弃了其父“不征”的主张。其中,五次北伐更是有力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保证了北部边疆的安全。定都北京,也显示出朱棣誓与蒙古抗争到底的决心。朱棣的积极外交政策使华夷秩序基本奠定,促进了东亚国际秩序的进一步完善。[208]在永乐朝,朱棣为了招来更多朝贡者,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奖励朝贡使者,以此展示其“怀柔远人之恩”[209]。此举无疑可以吸引更多国家不惜克服路途之苦赶来朝贡。这对华夷秩序的构建,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即便是在永乐之后,明朝实力远不如前时,仍然还有不少国家赶来进献贡物,这都与朱棣的努力密不可分。前来朝贡的国家,目的各异,或是出于对大明王朝高度发达文化的仰慕,或是出于对通过朝贡所获赏筹的贪恋,或是因为贸易往来所得的经济利益,或是仰仗得到大明天子的庇护,纷纷维持或寻求与明朝建立这种朝贡体系。
积极战略从短期来看,确实具有一定收效,但如果做长期考察,则也会显现出弊端。为达成万方来朝的繁荣景象,朱棣一方面是采用武力手段,一方面则是不惜使用财物来进行收买,这两种方式都会带来大量的人财物的消耗。就战争而言,孙子早就指出这是“日费千金”[210]的高消耗行为。至于维持朝贡体系,更是赔本赚吆喝的交易。为了维持这一体系,明廷每每需要通过“厚往薄来”的方式,维持朝贡者的积极性。如此一来,朝贡者通过朝贡所得贡物越多,就越会造成明廷的财政损耗,渐渐变得入不敷出。所以,朱棣的两项积极政策,给其后来者带来了巨大的包袱。他去世后,包括“下西洋”在内的各项活动都先后被终止,对交阯的政策也得到及时调整。其时,朱棣醉心于征伐和朝贡所造成的财政紊乱等问题,都已经暴露无遗,令洪熙皇帝不得不改弦易辙。
除了财政困难之外,朱棣积极进攻的战略,还带来了其他隐患。既然是多途出击,在进攻方向的选择上就可能会犯下主次不清的毛病。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战国时期的反面教材典型魏惠王也有几分相似。[211]朱棣同样好大喜功的天性,也在积极冒进的过程中显现无疑。即便是明知不会成功的最后一次北伐,朱棣还是命人勒石留念,便是这种心态的真实体现。诸多负面效应,随着多途出击战略的推进而越发显现。除了财力匮乏之外,还必然会诱发民怨沸腾、政局不稳等问题。朱棣北征之时,夏元吉曾经力谏,并直言北征已经带来诸多问题:“频年师出无功,戎马资储,十丧八九。灾眚间作,内外俱疲。”[212]此语自然会造成朱棣的极大不悦,但也客观地描述了连年用兵的危害。
从总体上考察,朱棣所采取的积极进攻战略,只收到短暂和局部效果,并没有办法维持边地的长期安定。在明太祖时期,明军实力最为强劲,却没有乘胜追击,彻底消除北部边患,到了永乐朝,朱棣即便是把身家性命丢在了塞外,却终是没有办法根治边患。这种劳民伤财的主动出击,并没有达成一劳永逸之效果,边患问题还是丢给了后世子孙。
朱棣在处理边疆问题时更具进取之心,但也暴露出自负和残忍的特征。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批评其远征“带有压迫和掠夺的一面”[213]。四面出击导致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北疆进攻战略的实现。朱棣多路出击的结果是四处树敌,而且效果难称理想:“只能使双方的矛盾暂时得到掩盖,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14]这也正如蔡石山所指出的那样:“永乐的成就容易消散且代价昂贵。”[215]朱棣每次出兵北伐规模都很大,民众负担之重,不难想象。更为人诟病的是,朱棣的北伐大军始终没有办法给予对手致命打击,在最后一次的行动中反倒是把身家性命搭进去,这些都充分暴露出他在战略决策和战术设计上的缺陷,也反映出战前准备存在着各种问题。
明前期所推行的北疆战略说明,在己方实力占优之时,如果采取防御策略,可以轻松确保无忧。但如果想要有所作为,也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说到底,要想达成边境的凛然不可侵犯,必须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甚而在军事实力上明显超过对手。用实力求和平,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明朝中晚期,随着国运的衰微,蒙古人、女真人都曾进逼北京城,无论如何巧布防御战术,终究无法避免强敌的进攻。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十二,上海书店,1982年。
[2]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三十六《陶安传》,中华书局,1974年。
[3]《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4]《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5]陈高华:《论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学术月刊》1980年第4期。
[6]《明太祖实录》卷六十。
[7]《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一。
[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中华书局,1977年。
[9]《明史》卷二百八十一《高斗南传》。
[10]《明太祖实录》卷十八。
[11]《明太祖实录》卷四。
[12]《明太祖实录》卷九。
[13]《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传》。
[14]《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15]《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16]《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17]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第77页。
[18]《现代中国的历程》,第78页。
[19]陈梧桐:《朱元璋大传》,中华书局,2019年,第411页。
[20]黄冕堂、刘锋:《朱元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
[21]《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22]《明太祖实录》卷二十。
[23]《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24]《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25]《明太祖实录》卷十七。
[26]《明太祖实录》卷十七。
[27]《明太祖实录》卷十七。
[28]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二,中华书局,1958年。
[29]《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长传》。
[30]《明太祖实录》卷二十。
[31]《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32]《明太祖实录》卷四。
[33]《明太祖实录》卷七。
[34]《明太祖实录》卷十。
[35]《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36]《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
[37]《明太祖实录》卷十。
[38]《明太祖实录》卷十。
[39]《明史》卷一百三十三《胡大海传》。
[40]《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41]《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42]《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43]《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九。
[44]《明太祖实录》卷四十。
[45]《明太祖实录》卷四十。
[46]《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47]《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
[48]《朱元璋评传》,第125页。
[49]《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一。
[50]《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一。
[51]《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52]《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一。
[53]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54]《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一。
[55]《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一。
[56]《明太祖实录》卷五十。
[57]《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58]《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
[59]《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六。
[60]《明太祖实录》卷四。
[61]《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传》。
[62]《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63]《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张士诚传》。
[64]《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陈友谅传》。
[65]《明太祖实录》卷五。
[66]《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67]《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68]《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69]《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70]《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71]《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八。
[72]《朱元璋大传》,第97页。
[73]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7页。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四。
[74]《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
[75]《朱元璋大传》,第485页。
[76]《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六。
[77]《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四。
[78]《朱元璋评传》,第175页。
[79]《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
[80]《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
[81]《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
[82]《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第213页。
[83]《朱元璋大传》,第484页。
[84]《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第146页。
[85]《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
[86]《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六。
[87]《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
[88]《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十九。
[89]《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
[90]《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六。
[91]《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
[92]《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四。
[93]《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九。
[94]《朱元璋大传》,第486页。
[95]《朱元璋评传》,第259页。
[96]《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四。
[97]《明史》卷三百三十《西域传二》。
[98]《明史》卷三百三十《西域传二》。
[99]《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100]《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一。
[101]《朱元璋大传》,第220页。
[102]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103]《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
[104]《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九。(www.xing528.com)
[105]《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
[106]《孙子兵法·军争篇》曰“穷寇勿迫”,《后汉书》《资治通鉴》等书引为“穷寇勿追”。
[107]《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
[108]《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
[109]《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一。
[110]《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一。
[111]陈建辑,沈国元订:《皇明从信录》卷十,明末刻本。
[112]《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
[113]《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114]《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115]《明史》卷九十《兵志二》。
[116]《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八。
[117]《孙子兵法·形篇》,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
[118]《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八。
[119]《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八。
[120]《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
[121]《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
[122]《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
[123]《明太祖实录》卷八十。
[124]《朱元璋大传》,第500页。
[125]《朱元璋大传》,第501页。
[126]《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127]《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开国规模》。
[128]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十六《分藩记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29]《明史》卷一百十七《诸王二》。
[130]《明史》卷五《成祖一》。
[131]申时行等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卷一百五十一《兵部·马政》,中华书局,1989年。
[132]《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
[133]《明太祖实录》卷三十。
[134]《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五。
[135]《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二。
[136][英]崔瑞德、[美]牟复礼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137]《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六。
[138]《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第248页。
[139]《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
[140]《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
[141]《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
[142]景爱:《长城》,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283页。
[143]《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五》。
[144]《长城》,第97页。
[145]戚继光:《条陈尖哨事宜》,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五十,中华书局,1962年。
[146]《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广孝传》。
[147]《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广孝传》。
[148]《明史》卷五《成祖一》。
[149]《明史》卷五《成祖一》。
[150]《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郭任传》。
[151]《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齐泰传》。
[152]《孙子兵法·用间篇》:“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153]《孙子兵法·虚实篇》:“形人而我无形。”
[154]《孙子兵法·虚实篇》。
[155]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
[156]《明太宗实录》卷十八,上海书店,1982年。
[157]《明史》卷八十六《河渠志四》。
[158]《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一。
[159]《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一。
[160]《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161]《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一。
[162]《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上。
[163]《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上。
[164]《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五。
[165]《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五。
[166]《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七。
[167]《明史》卷三百二十一《外国传二》。
[168]《明宣宗实录》卷八十一,上海书店,1982年。
[169]《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第222页。
[170]《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三。
[171]《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二。
[172]《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四十六。
[173]《明成祖传》,第392页。
[174]《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二。
[175]《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第225页。
[176]《明成祖传》,第391页。
[177]《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十一。
[178]军事科学院编,范中义、王兆春、张文才、冯东礼著:《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五卷《明代军事史》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95页。
[179]《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第225页。
[180][日]檀上宽著,王晓峰译:《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28页。
[181][美]林肯·佩恩著,陈建军、罗燚英译:《海洋与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9页。
[182]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183][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184]《武备志》卷二百九《占度载》。
[185]有学者总结为“四禁四开”,详见陈高华:《元代的海外贸易》,《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
[186]《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187]《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
[188]《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第281页。
[189]《明史》卷三百四《郑和传》。
[190]《明史》卷三百四《郑和传》。
[191]《明史》卷三百四《郑和传》。
[192]《明史》卷三百四《郑和传》。
[193]《明史》卷三百四《郑和传》。
[194]《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第229页。
[195][美]布赖恩·莱弗里著,邓峰译:《征服海洋:探险、战争、贸易的4000年航海史》,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51页。
[19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6页。
[197]《海洋与文明》,第373页。
[198]《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八。
[199]《海洋与文明》,第376页。
[200]《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第233页。
[201]《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第211页。
[202]《明史》卷三百四《郑和传》。
[203]《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第220页。
[204]《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八。
[205]《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八。
[206]《明成祖传》,第284页。
[207][美]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第198页。
[208]《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第222页。
[209]《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八。
[210]《孙子兵法·作战篇》。
[211]魏惠王急于事功,随意对其他诸侯使用武力,不仅造成魏、韩、赵三晋联合阵线破裂,也与齐、楚等大国交恶,这种四面出击的结果只是换来四面楚歌,迅速败掉魏国图霸的所有筹码。
[212]《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亲征漠北》。
[213]《明成祖传》,第392页。
[214]《明成祖传》,第392页。
[215]《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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